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曰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14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曰，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综合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7）-人。到21世纪初，高等学校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7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铁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两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2，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杨士莪传：倾听大海的声音》：
第一节菁菁者莪1931年，中华民国进入第二十个年头。
此时，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中原军阀混战刚刚结束；国民党军队马不停蹄地向闽西、赣南中央红军根据地发起“围剿”；长江、淮河水灾肆虐，数百万灾民备受煎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满蒙”的口号在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统治集团中甚嚣尘上，蓄谋已久的关东军终于等来了人侵的最佳时机……1931年8月9日，农历六月廿六，杨士莪出生于天津市英租界马场道。在家国不幸中，这个蕴含着无限生机与希望的小生命，注定要像他的亿万同胞一样，在民族苦难的命运旋涡中，饱受艰难困苦与颠沛流离。
战乱频仍的年代，作为长子、长孙，杨士莪的出生，给杨家带来了让人温暖的向往与希望。
杨士莪祖籍河南南阳，杨家是南阳一带的大户人家。杨士莪的祖父杨鹤汀早年为其曾祖父辅之公立碑时，曾撰文：“士本人中秀，良田贵勤耕。诗礼传至训，宏农振家声。”愿吾子孙世继此志，互相劝勉，勿堕家声为嘱。
这首诗成为杨家的规矩和风气，为铭记并传承家风，杨家子孙按照诗中二十字宗族次序排辈。
国学功底深厚的杨鹤汀反复考虑，为这个杨家“士”字辈长孙挑选了一个“莪”字，取名“士莪”。
语出《诗经·小雅》中的《菁菁者莪》篇：“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莪”是一种生长在水边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命力顽强。
诗以“莪”之茂盛，生长在水边，指人才的成长。《诗经》有注本说：“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后世用“菁莪”指育材，是对培育人才的赞美。“士莪”二字，凝结着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祖父杨鹤汀的殷切期望。
命运中一个令人惊叹的巧合是，杨士莪的毕生研究领域的确与“水”密不可分，着实“生长在水边”，他也的确成长为我国水声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并为这一领域培育了大量领军人才，此是后话。
第二节家风重教一、祖父杨鹤汀19世纪下半叶，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艰难地迈出了近代化的一小步。洋务运动中所创办的新式文化事业，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并培育出倾向维新与革命的成批志士，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发展。1898年，晚清四大名臣张之洞的名篇《劝学篇》问世。杨鹤汀即深受“兴学育才，实业兴邦”观念的影响，以救亡图存、振兴国家作为献身教育的巨大动力。
杨家先人经商致富，广置田产，至杨鹤汀一代家境日衰。列强欺凌，政府腐败，国无宁日，民无生路。在大多数国民的命运滑向深渊时，杨鹤汀毅然投向辛亥革命洪流，开发民智，兴学育才。他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杨家后人的命运轨迹，并为他们打上了“崇文重教”的家族烙印。
“陋室如斯切莫笑，从来白屋出公卿。”这是杨鹤汀在1926年艰苦环境下兴办学校时写下的诗句。他一生立志教育救国，在家族中第一个走出南阳，到新式学堂求学。
杨鹤汀（1877—1961），本名维禄，因有感于列强瓜分山东，愤而将“维禄”改为“维鲁”，改字“鹤亭”为“鹤汀”，并以字行世。1906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学堂。在京求学期间，不满清廷腐败，倾向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加入同盟会，是南阳地区同盟会负责人。1908年，他与同是同盟会会员的罗飞声创办新式学堂——南阳公学。辛亥革命前夕，南阳公学的师生是南阳城里最集中的一支反清革命力量。辛亥革命后，杨鹤汀因为声望卓著而被推举为首任南阳知府。不久，南北“议和”，袁世凯窃国，杨鹤汀愤而辞职，弃官执教，先后创办河南农业专科学校、南阳女子中学等。他还曾与留法归来的著名农学家冯紫岗于1932年联手创办李华庄农场，创建南阳科学实验基地。晚年，他埋头于医学研究，用白话歌诀将医圣张仲景的两部巨著译成《伤寒论浅歌》《金匮浅歌》，有功于中医学的普及。
杨鹤汀教育子女与时俱进、以学报国，常说：“要学文化、学科学，要有一技之长，志在四方，守在家请吃坐穿最没出息。”在其鼓励与教育下，杨家子弟相继走出南阳、走出国门、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以学报国，不负所望，成为“白屋公卿”。其长子、杨士莪的父亲杨廷宝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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