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历史与文学的双重角度，探察《花间集》成书的文化语境及其词作的诗学艺术，并强调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作者分析指出，一方面，花间词乃唐代文学和文化潮流的产物，作为文化产品，它们极能反映十世纪蜀国的社会文化风貌；另一方面，花间词在诗艺方面有其自身发展的一贯性。全书共分两大部分：上部为“文化语境”，分别阐述“时代之‘风’：唐文化与曲子词”、“诗人之‘位’：十世纪蜀国朝廷与文化”、“撷诗之‘英’：唐和蜀的选本”；下部为“诗学实践”，具体内容为“由仿到创：《花间集》的诗艺”、“体、象、声：花间词里的性别”、“神女：《花间集》中的仙子形象”。通过分析，揭示了《花间集》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为人们重新认识《花间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起到了推动作用。
唐代“爱情文化”
在《花间集》曲子词中,常见主题为男女之间的浪漫爱情。最普遍的是集中描述一位幽居深闺的弃妇,沉默无言而忧伤满怀,但是我们偶尔会听到这些妇人的声音、或者她们男性恋人的声音,正在追述她们的经历。《花间集》词作,强力吸引我们关注爱情场景的精巧结构,以及运用精挑细选的意象而传达出来的主要情怀。它们都是浪漫爱情的速写勾勒。下面两首《更漏子》词作,就非常具体地展示了恋人之间生离死别的忧郁色彩。
更漏子(六首其二)
温庭筠
星斗稀,
钟鼓歇,
帘外晓莺残月。
兰露重,
柳风斜,
满庭堆落花。
虚阁上,
倚阑望,
还似去年惆怅。
春欲暮,
思无穷,
旧欢如梦中。 ①
更漏子(一首其一)
韦 庄
钟鼓寒,
楼阁暝,
月照古桐金井。
深院闭,
小庭空,
落花香露红。
烟柳重,
春雾薄,
灯背小窗高阁。 ②
闲倚户,
暗沾衣,
待郎郎不归。 ③
大多版本的文字为“水”而非“小”,但李谊注释说一作“小”,因此我此处依此翻译。尽管李谊引用白居易一诗中的“水窗”为证,但“小窗”一词在选集中分别出现了八次(而“水窗”,不仅
没有这么多,压根儿就没有),并且就上下文来看,似乎更应是“小窗”。就像我在后边章节中所论,两首词作在风格和修辞方面的相似性,绝非巧合。然而,在此我想说,爱情的普遍情状,即恋人们的分离,对于我们理解这些词作的意境和行为,相当重要。我们对于这些短小精悍作品中“何事”的理解,首先要受传统上描写独处寡居和时间流逝的意象所影响:钟鼓、重露以及残月,都标明黄昏到来,而两首歌词上片中的“落花”,暗示春暮时分,美丽的弃妇正在“嗟我怀人”。因人物形象背对闺阁、重复熟悉的姿势(“还似去年惆怅”)并为离别黯然流泪,两首词作描述情侣分离之事,可谓昭然若揭。两首词作中,妇人无名,绝没有阻碍我们对于她们的情感或景况的感知;相反,有人可能会说,正因为这些女人身上带有的常人气质,即特点平庸、姿态常见、无名隐秘,方能将爱情的哀伤情绪带入所有此类场景之中,否则只能系于某人某事。
此类温庭筠、韦庄所作的爱情小插曲,能与中、晚唐文人的写作联结,即多种文体中表现爱情主题,从而创造宇文所安所谓的“爱情文化”。根据唐代文献的描述,我们知道长安、洛阳及其他府道治所中的娱乐场所,正是唐代文人最常遭遇音乐表演并与女性伶人交往的地方。此类女性伶优,如非大部分,很多也是价格高低有别、供人攀花折柳。 ① 在对诗人邂逅歌女的描述中,爱情文化诞生了。在宇文所安有关爱情的文章中,即《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随笔》,他指出:“通过描述个体的选择和男女之间有违社会伦常的关系,预示中唐时代爱情文化冉冉升起。” ② 当然,文人和妓女之间的爱情,在唐代并非一件新鲜事儿,而是像宇文所安已经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九世纪时“烟花路柳,招摇过市,如何把中文的“妓”,翻译成贴切的英文,确是一件棘手之事。为了试图体现她们的各种娱乐技能(歌唱、舞蹈和吟诵)在其职业中的重要性,薛爱华( EdwardSchafer )借用日文“艺伎(geisha )”一词,但是我发现,与其好处相较,此词会变本加厉,带来更多麻烦。这些女人,进行交易的“娱乐”市场,有音乐演奏,还有色情表演。处于此市场顶端的女人,身份可能最好翻译为“交际花”,因为她们有经济来源,显然过着奢靡的生活,而能选择追求者。《北里志》讲述的故事,主要关注那些文人发现和追捧的女人,而非那些才能和价格皆低一点的烟花贱质。
从九世纪初到唐朝末年,有关爱情的故事、轶闻、诗词和歌曲,以前所未闻的数量出现。唐代创作曲子词的文士,投身参与了这一爱情文化:通过创作和保存他们的词作,暴露自己涉足民间乐界,亦即娱乐场所。 ② 然而,这不是一个只有男女关系的世界;诚如罗吉伟所言,在“非正式的男性读者群”中,唐代爱情故事记述,虽小心翼翼地设定在私下圈子中交流,却也在公开传播。 ③ 同时,恰如薛能批评其他诗人词作所示,与其他文化消遣中的竞赛一样,文人也会通过创作乐词来一较才学高下。尽管我参考了宇文所安的著作,而我在本书使用的浪漫 “爱情”(romance )这个术语值得说说,因为我的使用有点不同,作为一个主题类型,浪漫爱情会出现于各种文体。简而言之,中、晚唐爱情文学中的“爱情”,指向一个标准的故事,其情节如次:某位丽人遇到一位才比宋玉、貌如潘安的年轻男子;他们有一段短暂的交往,其间他有或没有对于未来的承诺;接着,他抛弃她,离开她,并未将他们的关系看得太重。中、晚唐文学中,这一故事有两个最吸引人的形式:第一,结局糟糕,关系中断,双方都很抱憾。分离和失去的伤痛,无论是爱情过程中抑或是爱情终结后的体验,成为一种惯例,在中国中古文学的浪漫爱情描写中,很少有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第二,这个故事,假定男性恋人,十分自由,无拘无束,而女性恋人,则弱质多情、单丝不线。 ④ 尽管唐传奇从九世纪开始,就对爱情有着长期的探索,而此时的诗与歌,也显示出对浪漫爱情的兴趣与日俱增,而长期存在的描述爱情的中古诗歌的某些小类,被一大群有影响力的诗人,所吸收和改造。文人爱情词作,可谓九世纪此类文化发展的一个代表。
唐代爱情文化,既有发生的场所,也有一定话语。对这些场所最重要的代表性记载,当属晚唐文臣孙棨(公元 880 年前后)所著《北里志》。《北里志》中有关妓女及其男性追慕者的故事,展现出一幅在首都长安平康里特别浮艳的男女交往图景。 ① 孙棨讲述的,不仅有人们身陷此类爱情的风流韵事,也包括诗歌、词作和重要的历史细节,颇可藉之了解彼时
教坊里的风俗人情等情况。罗吉伟在对《北里志》的分析中指出:毫不出人意表,这一与世隔绝的世界,通过重复传统、习俗和前景,快速生产自身的特有文化。今存文本中,妓女文化与赶考士子之间的关系,描述最为充分。后者好像已经赋予妓女以艺术训练和独特价值,他们经常提及的女性伴侣,能够编写韵文或参与文人交往。 ②
正如《北里志》摆明的,妓女迎合的不仅仅是性爱:男性文人挑出并争夺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女人,而赢得这些佳人的芳心,应该凸显出获胜文人的优秀出众。书中的故事,描述同性或异性之间的竞争:女人之间为了欲求的男人,男人之间为了欲求的女人,恋人间则为了掌控他们的关系。尽管我们知道孙棨本人是一位常客,并且也可能想要将此圈子描述得比现实更加动人,但他宣称将娱乐场所的真实情状展示给我们。不管孙氏是否给他的故事添油加醋,《北里志》让我们探究“中国文人和上层男性的精神世界以及……妓女在文人圈子性爱中所扮演的角色。” ①在九世纪后期,除《北里志》外,尚有不少中、晚唐作品,将浪漫恋爱作为自己的主题:中唐传奇故事,有些讲述爱情的寻找和失去;唐代诗歌选集,有数百首诗作,描述歌女及其恋情;其他文献中的逸闻趣事,诸如《本事诗》 ② ,描述妓女和文人的际遇。相当多的此类作品,证明中、晚唐文人书写中,爱情主题出现。然而,不同文体的历史,极大影响到他们各自对于浪漫爱情的描述。相较于传奇小说探索叙述浪漫爱情中的诸多限制(阶级、金钱、家族未来或壮志未酬),唐代诗歌对爱情的处理,趋向遵从传统、罔顾史实,具有理想化和简单化的特征。中唐传奇反映出,当男性文人顺利完成职业追求和婚配联姻之后,追求富贵功名之心正在改变,而有关爱情主题的唐诗,严守传统狭窄有限的内容,鲜作此细致的描述。造成整个九世纪书写浪漫爱情的诗歌相对保守的原因较为复杂,并且对于它们的探究,会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然而,通过简单勘察中古诗歌中的爱情书写,我们能够识别一些唐代已有并影响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歌词的修辞和形式的重要特征。
我已经大致概述的爱情书写,就像中国诗歌自身一样历史悠久。《诗经》中的爱情诗,证明其时代久远。然而中、晚唐爱情诗歌的文学传统,更应追溯到南朝的宫体诗和其他乐府诗歌,尤其是收入梁代选本《玉台新咏》中的歌诗。在九世纪,就像大文体类别中的作者的选择影响到他们对于爱情的探索,小一点的细类诗歌传统亦是如此。自南朝到唐代,这些细类,通过标题、形式以及对于妇人、艳遇者和弃妇的描绘与期望等,而得以区分。我并不认为,就像我们感知到的,中、晚唐的爱情话语,与南朝有关美人、宫女或相关题材的诗歌,总是保持一致。但是,康达维所言的“艳情诗歌”的独特性,作为更大的诗歌传统下的一个小类,恰好为今存《玉台新咏》及徐陵之序所证明。 ① 该书与同时更有影响和更为正统的选本———《文选》大为不同。梁、陈宫廷艳情诗,反映了文人之间相互品评、争竞的文化氛围,而不能简单以为是他们与宫女暗通款曲的产物。余宝琳曾探究南朝末期宫体诗艺的重要性,认为“一首宫体诗作者想要应对和追求的,与其说是一位恋人,毋宁说是他的同侪诗人。诗人们都会曝露于品评的目光之下,从而寻求并试图获得赞赏之言。”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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