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理性批判（初版二版合编）_[德] 伊曼努尔·康德著_9787547513620

　　《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较具影响力的著作，常被称作康德的“第一批判”，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纯粹理性”指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理性，“批判”指对纯粹理性进行考察，是为弄清人类认识的来源、范围及其界限。德文初版于1781年出版，二版于1787年出版，此次影印本为初版、二版的合编。

　　哲学作为人类理性的最后目的

　　——写在影印版《纯粹理性批判（初版二版合编）》前面

　　高峰

　　1781年对于德国哲学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初，莱辛去世。数年后，围绕莱辛是否暗中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的传闻，德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门德尔松-雅各比之争”，除了相关当事人外，康德、赫尔德、歌德以及谢林都曾先后介入过这场争论。争论过程中，雅各比（FriedrichHeinrichJacobi）以“信仰和情感”为口号质疑启蒙运动中的理智主义；对立一方的门德尔松（MosesMendelssohn）的论战策略则是举荐苏格兰常识哲学“健全的人类知性”。一旁的赫尔德、歌德和谢林则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引申出有机的、整体的和浪漫的“同一”概念。鉴于理性遭到来自几个方向的攻击，后来多少有些被动加入的康德建议争论各方“在思维中确定方向”，也就是说，坚持将理性作为真理最终的试金石。不过，1781年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哲学而言注定还有重要得多的意义：这一年5月中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印制完成。整个出版事宜由哈曼（JohannGeorgHamann）帮助联系里加的出版商哈特克诺赫（JohannFriedrichHartknoch），印刷则由柏林的施佩纳（JohannCarlPhilippSpener）主持，哈勒的格鲁纳特（Grunert）具体负责。1781年7月22日，哈曼收到康德寄来的刚刚装订成册的样书。

　　一

　　1724年4月22日，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出生于当时东普鲁士哥尼斯堡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敬虔派信仰的家庭背景引导他把宗教信仰内在化，古板教条的中学教育让他终生反感一切形式主义的规则，大学期间对哲学、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研习则推动他关注物质和宇宙。康德结束大学学业时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活力的真正测算》。

　　康德漫长的大学教师生涯平淡无奇，或许只有他每天严格遵守的作息时间尚能聊充谈资。教学、阅读、思考和写作，康德的生活和他的主要著作一样，具有典型的学院特征，但其实里面含有某种斯多亚派（stoic）的自律精神。直到晚年，康德谈起斯多亚哲学时仍然抱有好感；在他看来，“要坚忍并且节制”（sustineetabstine）的斯多亚主义不仅属于德性论的实践哲学，也属于治疗术的实践哲学，因此也是一条养生原则。1804年2月12日，康德去世。

　　通常人们把1781年看作康德个人思想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他的著作以《纯粹理性批判》为界被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后批判时期”两个阶段。前期主要有《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一位视灵者的梦》以及作为求职报告的《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等等，内容大致集中在修正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以及从哲学上理解、思考新兴自然科学这两个方面；后期包括《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哲学史上被称为“先验观念论”或者“批判哲学”的康德哲学体系主要由这三部著作构成，另有两部篇幅较小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及晚年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道德形而上学》《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等，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是《实用人类学》。

　　这样的划分当然过于概括而显得简单。按康德的说法，除了“历史地学习”外，我们无法学习哲学，但是我们能够学习“做哲学研究”。康德很早就开始区别看待哲学的“学院概念”和“世界概念”，前者是“来自概念的理性知识体系”，后者则是“关于人类理性的最后目的的科学”；前者仅仅与技巧有关，后者代表完美智慧的理念因而是“可称之为我们理性使用的最高箴言的科学”。更重要的是，哲学的“学院概念”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被看作一种有关达到某些随意目的的熟巧的科学”；哲学的“世界概念”则因为“涉及使每个人都必然感兴趣的东西”从而体现了最高程度的自足性。康德早期《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探究“星空”的起源，后期《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探究“道德”的起源，最后的《实用人类学》综合考察了“具有天赋理性的地球生物”——人的自由行动；他的根本意图始终围绕哲学的“世界概念”。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传统，要比18世纪某些启蒙思潮更加意蕴丰足。“哲学是不能学习的，因为它还没有拿出来。”据他的学生博罗夫斯基（LudwigErnstBorowski）回忆，类似康德晚年出版的讲义《逻辑学》里的话，早在他任私人讲师时就已经谆谆嘱咐学生了。完整的“批判哲学”从属于作为“智慧”学说的哲学的“世界概念”，“哲学家”由此成为人类理性的“立法者”。

　　二

　　最深刻地影响了康德的思考方向的是牛顿和卢梭，但是“批判哲学”的具体研究是从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两个学派着手的；这方面，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列出了洛克到休谟和笛卡尔到莱布尼茨两条对立的线索。后来的不少哲学史论著都把这两条线索看成是18世纪哲学发展的理所当然的基本脉络，然而康德更其是在“纯粹理性”的内部结构意义上安排上述内容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部分“先验方法论”的最后一章里，康德追溯“纯粹理性的历史”，在一切理性知识的“对象”方面区分出感觉论哲学家和智性论哲学家，分别表彰了伊壁鸠鲁和柏拉图；在纯粹理性知识的“起源”方面，把经验主义上溯至亚里士多德，而视柏拉图为理性主义的初祖；把“方法”区分为“自然主义的”和“科学性的”，前者有德谟克利特，后者则按照独断论和怀疑论相应推举出沃尔夫和休谟。整个历史概观终止于“批判的路子”，其实体现了哲学体系而非哲学史的构筑。康德把“体系”理解为“杂多知识在一个理念之下的同一性”，这一理念就是“有关一个整体的形式的理性概念”。按照“建筑术”的构想，“整体就是节节相连的（articulatio），而不是堆积起来的（coacervatio）；它虽然可以从内部（perintussusceptionem）生长起来，但不能从外部（perappositionem）来增加，正如一个动物的身体”。他采用生物学比喻表明“体系”的有机特征，正像后来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辨析古希腊文συστημα［体系］一词时所强调指出的。全部哲学史展现了理性自动发展的观念到黑格尔那里则落实为一种严整的“哲学史”编撰，但是各种彼此相异乃至对立的哲学系统“先验”地一致于哲学体系的内在结构，却是康德“纯粹理性建筑术”潜在却必然的要求。区别在于，康德这里不同体系之间的争执总是从外部来解决，不涉及内部规定性的否定。《纯粹理性批判》的整体结构直接展现的是哲学的“学院概念”。这是就哲学作为一种知识而言，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哲学知识只有自己表现为出自概念的理性知识体系，才能赋予其他一切科学以系统的统一性。在后一意义上，它同时也导向哲学的“世界概念”。

　　康德在给友人的信里自述，把他从独断论迷梦中唤醒的思考出发点是纯粹理性的四个二律背反，因此，书名“纯粹理性批判”首先并且主要乃是理性的自我批判。“我们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用康德的哲学术语表述为“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先天的”（apriori）意味着（源于纯粹理性本身因而）先于经验而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综合的”强调一个判断对原有知识的扩展。康德这样说的时候，心里想到的“先天综合判断”典范是欧几里德几何学和牛顿物理学。而问题之所以指向“如何”而非“是否”，按康德的说法表明这是一个“法权的问题”（quidjuris）而非“事实的问题”（quidfacti）。因此“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部分采用“演绎”方式来考察知性范畴先验地运用在经验上的权利，形式上类似罗马法中“阐明权限或合法要求的证明”。由于演绎的重要性及其难度，康德后来在第二版中几乎完全重写了这一部分。

　　长期以来，“哥白尼式的革命”几乎成了《纯粹理性批判》乃至整个“批判哲学”的标志；但这并非康德本人的总结，而是其后学者的概括。康德自己只是借用哥白尼天文学做一个类比，以此说明当旧形而上学认为我们的知识必须依照对象的论述失败后，不妨尝试一下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这则比喻出现在六年后的第二版序言中。不过，作为一种“先验观念论”的“批判哲学”确实是建立在如下这一假设推论上的：或者自然为知性立法，或者知性为自然立法。如果是前者，则先天综合判断不可能；然而事实上已有先天综合判断，所以是知性为自然立法。不相容选言命题的判断需要穷尽所有的选言支，康德的推论显然预设了以上乃是仅有的两种可能。后来出自马堡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哈特曼（NicolaiHartmann）曾经提出过一个设想：既非自然为知性立法，亦非知性为自然立法，而是自然和知性共同从范畴界受法，这种情况下天文学家仍然可以准确预测日蚀。当然，这里哈特曼作为批判的实在论者是把范畴看作存在者的一般原理。

　　空间和时间不是事物本身的存在形式，只是我们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自在之物”被从“现象”中排除出去或者说解放出来；在时间中一切都是必然的，但在智性世界我们是自由的，这是道德自律的先验根据。感性的主要作用是接受对象，知性才能够思想对象；凭借作为先天纯粹概念的十二个范畴，知性能动地构成对象。而把范畴、感性直观这两个具有不同根源的主体机能连接起来的是源于想象力的“先验图式”。这里，时间的重要性在另一层面上显现出来，范畴运用于现象依靠时间化，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不外是时间化了的范畴展开为判断。这种先验图式，康德称之为“时间的先验规定”。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经验判断的综合判断，它所综合的对象是感性直观的质料；先天综合判断则是对一般直观、纯粹直观的综合，范畴在其中先天指向“一般对象”。两类判断性质虽异，然而同属综合知觉的产物。因此，海德格尔以为康德的“自然”概念不是数学化了的自然科学的对象，而不过是现成事物意义上的存在物，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他抓住先验“想象力”，并把“批判哲学”的宗旨归结为揭示人的全部认识依赖于直观这样一种“认识的有限性”，从而接续上自己的“基础本体论”，对于准确理解《纯粹理性批判》乃至整个“批判哲学”具有一种系统性的误导。无论如何，把“客观性”等同于“普遍性和必然性”是一个明显有问题的表述，在第二版中康德没有坚持这一说法。然而范畴论仍然是“批判哲学”里困难最多的一个部分。

　　“批判哲学”在认识主体方向的探究，最终所达到的是一个根本的、不变的并且持续自同一的“自我意识”（先验“统觉”），感觉的直观印象由于“统觉”的综合作用而成为知识。认识的综合统一性的根源在于自同一的“自我”，而之所以有“自我”的彻底同一正是由于意识到自身综合感觉印象的活动。“自我”的先验综合统一性是一切知识的根本条件，范畴的量、质、关系和模态决定了知识的不同类型，而作为现象总和的“自然”的基本规律则出于“人”的立法。亨里希（DieterHenrich）因此把自我意识的统一性看作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最终条件：自我意识的统一性解释了经验的统一性，经验的统一性解释了自然的统一性。康德的先验“统觉”并非必然但却可以导向后来黑格尔的“绝对理念”。

　　“自在之物”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作用似乎主要是消极的，康德自己表述这部分的意图之一是“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然而“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终究无法彻底清除宗教中的非理性因素，内在的道德神学也仍须直面宗教对象超然于“体验”的彼岸性质；“理性宗教”是康德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其影响不只限于宗教哲学。整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部分“先验要素论”积极地为数学和自然科学奠基，第二部分“先验方法论”消极地为形而上学划定范围，然而两部分的比例明显畸轻畸重。但如果把第一部分中占据相当篇幅的“先验辩证论”与第二部分的“先验方法论”划归一起，全书结构还是显得相当匀称的。康德以后，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观念论一心想扩大理性地盘，最终消除“自在之物”；大多数新康德主义者则谨慎地把“批判哲学”自觉限定在“先验方法”的范围内。“自在之物”积极的形而上学意义因此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纯粹理性批判》将认识重心由对象转移到主体，消除了旧理性主义的独断论，但是客观事物并未被动摇。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诸多问题（譬如“实体”或者“本质”问题）照样存在，只是连带着被从对象推到主体这一边。然而像直观形式和范畴如何团结成为一个认识主体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再用作为思想方式的本质范畴来解释，因为认识主体不是“可能经验的对象”。鉴于思想的结构、条理不是客观对象的结构、条理，哈特曼试图通过指出现象中的不可知成份从认识论里面解放本体论；对象不仅有作为认识对象的存在而且有其自在，存在者（Seiendes）仍然是万事万物的基本方面。

　　三

　　康德哲学进入中国后，《纯粹理性批判》迄今已有六种汉译本，其中最早的胡仁源译本和最近的邓晓芒、李秋零译本都是根据德文本翻译的；近些年，英国学者康蒲?斯密（KempSmith）的英译本也曾有过少量影印本出版。然而康德著作德文原版的引进工作一直付诸阙如，这对中国学者深入研读康德哲学乃至从事康德著作的语文学研究，都是不小的缺憾。现在影印出版德文本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初版二版合编）》，其文献学价值及学术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

　　与1781年第一版比较，1787年第二版的改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增加了一篇《第二版序》；部分改写了《导言》和“把所有一般对象区分为现象和本体的理由”一章；全部改写了“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和“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两个章节。按照康德自己的说明，这些修订虽然都属于“本质性”的，但是整部著作的目的、核心和结构保持不变。就全书内容而言，固然以第二版更为重要。第二版消除了第一版中可能会被误解为心理主义的表述；针对第一版侧重范畴的“主观演绎”而较少论及范畴作用的不足，第二版强化“客观演绎”，突出了范畴的综合作用及其与客体的关系。为了跟贝克莱的主观观念论相区别，“事物”的“现实性”在第二版中得到了更多的强调。然而，第一版作为康德“批判哲学”原始文本的价值无法抹去，这一点对于从发生学来重构康德思想的相关研究尤为关键。

　　从语文学角度看，初版本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享有校勘学上所谓的“祖本”地位。20世纪60年代，魏施德（WilhelmWeischedel）在重新整理、编辑六卷本《康德选集》时仍然发现，通行的各种康德著作版本无论词形、句型还是标点符号都存在一些问题，而每一种改动又都和一种特定的解释相联系。遇到这种情况，魏施德的办法是以康德本人审定过的版本为依据，必要的时候查对康德的手稿。对此，海德格尔也许会说：历史语文学有它自身的任务，思想的对话遵循不同的法则。考虑到康德对其他哲学文献的引用方式，我们不得不承认海德格尔的话有几分道理。哲学研究和哲学史研究的内容有许多部分彼此重合；哲学究竟是什么，也许只有联系全部哲学史才能说出点像样的东西，但两者从来也不曾完全同一。施特劳斯（LeoStrauss）注意到，哲学降格为单纯的文本理解是很晚出现的现象，与近代历史主义的兴盛有直接的关系。但诠释学强调的视域问题不像施特劳斯指责的那样完全属于一个抽象的“普遍理论”，而是得到足够的具体阅读经验支持的。把《纯粹理性批判》置于18世纪欧洲哲学的背景和从德意志精神传统来解读，同一文本的意义会因为思想史的脉络变化而不同，事实上，克隆纳（RichardJacobKroner）就从德意志精神传统中读出了康德“批判哲学”总体上的“意志论”倾向。不过，这些严格说来都属于康德意义上的“历史的知识”。无论如何，对于哲学以及诸人文学科而言，文献学始终具有基础性的重要位置。然而康德也从不忘记提醒读者不宜过多咬文嚼字，而要从整体上把握他的思想。像《纯粹理性批判》这样一部思维严密的著作，任何一种版本校勘其实都离不开对其中相关论述的理解和解释，甚至手稿也可能存在笔误。在这里，17世纪英国校勘学家本特利（RichardBentley）“事实和道理胜过一百个本子”的话尤属不刊之论。对于《纯粹理性批判》这样严格按照“建筑术”撰成的著作，我们也应该采用同样的方式来阅读、理解和思考。作为“人类理性的最后目的”的哲学如果依然坚持柏拉图以来的要成为“科学”的信念，它的“世界概念”就必须首先表现自己为“理性知识体系”的“学院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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