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中蚕桑为小民衣食之源，循吏劝课蚕桑备受推崇。鸦片战争后，传统社会历史惯性发生变化，中国历史运动轨迹开始近代转向。海外贸易冲击很大，重商获利理念盛行，地方社会积贫积弱，官员视劝课蚕桑为挽救危局的重要手段。晚清地方局务机构形式普遍出现，地方治理理念与内容出现新变化，并且杂糅着太平天国战后地方社会修复、教养兼顾、致富济民、实业救国、与西方争利等多重社会经济因素，地方官绅合办的蚕桑局在全国各地逐渐蓬勃兴起。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丹徒陆献先后两次创设蚕桑局，被视为传统劝课蚕桑向机构化转变的开端。太平天国之后，遭受战争破坏的江苏长江南北两岸零散出现官绅合办蚕桑局，借助杭嘉湖蚕桑技术与本地区以往蚕桑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取得了较好劝课效果与社会影响。光绪时期，蚕桑局的劝课形式开始不断扩散，全国很多省府州县皆有创设，分布广泛。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之后，实业救国浪潮骤起，各地蚕桑局在数量、规模、经营上都达到了高峰，大型省级蚕桑局普遍出现。清末，蚕桑局的名称、群体、技术、经营都出现近代转型迹象。宣统年间，蚕桑局的劝课形式并没有消逝，仍然与其他近代新式蚕桑机构并存。民国以来，个别地区蚕桑局依然发挥着劝课蚕桑的作用，传统官员劝课蚕桑理念影响深远。总之，晚清蚕桑局是传统劝课蚕桑理念与近代局务机构形式的结合体，是中国传统劝课蚕桑形式向近代蚕桑体系缓慢转型的过渡形态，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近年来，晚清基层社会组织研究不断深入，其典型代表地方局务机构正逐渐得到重视，全面梳理与个体挖掘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传统蚕桑技术史研究范围不断外延，蚕书序言中的历史信息需要充分挖掘，蚕桑技术与社会经济之间联系值得探讨，这些都成为蚕桑技术史研究的新内容。在理论与路径上，运用历史学方法与多学科相交叉来研究传统蚕桑科技史的手段愈发成熟，成果颇丰。文章选取晚清蚕桑局作为研究主体，以横向、纵向交叉为视角对晚清蚕桑局进行深入剖析。文章系统梳理了晚清蚕桑局的历史变迁、官绅民匠、撰刊劝课蚕书、技术异地实践、经营思想实践等内容，尝试还原晚清蚕桑局的历史本貌。此外，晚清蚕桑局与技术近代化联系密切，晚清局务机构与地方社会治理等领域都值得深入探讨。
研究晚清蚕桑局需要整体上把握地方局务机构的历史脉络，晚清地方局务机构创设是研究蚕桑局的必要铺垫。将晚清地方局分为官府机构类局、慈善类局、地方经营类局三类，以便厘清蚕桑局所属范畴。历来与蚕桑相关机构有织造局、保甲局、教织局、蚕局等，必须与蚕桑局进行区分。晚清蚕桑局的时空分布与发展脉络的梳理是研究蚕桑局的关键内容，主要分为道光丹徒蚕桑局出现、同治江苏蚕桑局缘起、光绪各地省府州县蚕桑局发展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多重因素的变化，不同历史阶段晚清蚕桑局在特点、形式、内容上都不同。清末，蚕桑局出现近代转型迹象，新式蚕桑体系逐步确立，蚕桑局与新式机构并存的问题值得深入剖析。运营实态的研究能够整体上把握蚕桑局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充分认识设置与管理上存在的问题。长时段与大跨度的研究方法，必须关注蚕桑局研究的历史阶段性差异与区域性差异。
●关于《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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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
中国有上万年农业发展的历史，但对农业历史进行有组织的整理和研究时间却不长，大致始于２０世纪20年代。1920年，金陵大学建立农业图书研究部，启动中国古代农业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程。同年，中国农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万国鼎（1897—1963）先生从金陵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发表了第一篇农史学术论文《中国蚕业史》。1924年，万国鼎先生就任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亲自主持《先农集成》等农业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1932年，金陵大学改农业图书研究部为金陵大学农经系农业历史组，农史工作从单纯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向科学普及和人才培养拓展，万国鼎先生亲自主讲“中国农业史”和“中国田制史”等课程，农业历史的研究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农业部批准建立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南京农学院双重领导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先生被任命为主任。在万先生的带领下，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的研究工作发展迅速，硕果累累，成为国内公认、享誉国际的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中心。2001年，南京农业大学在对相关学科力量进一步整合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继了自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创建以来的学术资源和学术传统，这就是研究院将1920年作为院庆起点的重要原因。
80余年风雨征程，80春秋耕耘不辍，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在几代学人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发展成为一个特色鲜明、实力雄厚的以农业历史文化为优势的文科研究机构。研究院目前拥有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专门史、社会学、经济法学、旅游管理等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除此之外，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还编辑出版国家核心期刊、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会刊《中国农史》；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先后投入300多万元开展中国农业遗产数字化的研究工作，建成了“中国农业遗产信息平台”和“中华农业文明网”；承担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农史研究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畜牧兽医史专业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形成了农业历史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信息收集和传播展示“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万国鼎先生毕生倡导和为之奋斗的事业正在进一步发扬光大。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有着整理和编辑学术著作的优良传统。早在金陵大学时期，农业历史研究组就搜集和整理了《先农集成》456册。1956—1959年，在万国鼎先生的组织领导下，遗产室派专人分赴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100多个文史单位，收集了1 500多万字的资料，整理成《中国农史资料续编》157册，共计4 000多万字。20世纪60年代初，又组织人力，从全国各有关单位收藏的8 000多部地方志中摘抄了3 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分辑成《地方志综合资料》《地方志分类资料》及《地方志物产》共689册。在这些宝贵资料的基础上，遗产室陆续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麦、粮食作物、棉、麻、豆类、油料作物、柑橘等八大专辑，《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农史研究集刊》等，撰写了《中国农学史》等重要学术著作，为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受到国内外农史学人的广泛赞誉。
为了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加强农史专门人才的培养，2005年85周年院庆之际，研究院启动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文库》推出的第一本书即《万国鼎文集》，以缅怀中国农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万国鼎先生的丰功伟绩。《文库》主要以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科学研究工作为依托，以学术专著为主，也包括部分经过整理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资料。《文库》启动初期，主要著述将集中在三个方面，形成三个系列，即《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丛书》和《中国作物史研究丛书》。这也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研究院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我们希望研究院同仁的工作对前辈的工作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希望他们更多地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就历史而谈历史，就技术而言技术。万国鼎先生就倡导我们，做学术研究时要将“学理之研究、现实之调查、历史之探讨”结合起来。研究农业历史，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要关注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经济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为今天中国农业与农村的健康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王思明
2007年11月18日
●《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序
《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序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广泛和巨大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上，中国经历了从满清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变迁；在经济上，中国由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被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再由计划经济逐步迈向市场经济，中国由一个纯粹的农业国逐渐建设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原来的90%下降到13%，农业就业由清末的90%下降到今天的不足49%；在社会结构方面，中国由原来的农业社会逐步迈向城镇社会，城市化的比重由清末的不到10%攀升到44%。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这种结构性变迁无疑对农业和农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认真探讨过去一百年中国农业与农村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加深我们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对加深我们对目前农业与农村存在问题的理解及制定今后进一步的改革方略也不无裨益。有鉴于此，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自2002年开始启动了“中国近代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项目。这一系列研究以清末至今农业和农村变迁为重点，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过去一百年，中国农业生产与技术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发生了哪些结构性变化？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农民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造成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有哪些？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如何，动因与动力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差异的历史成因；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互动关系的发展，等等。
经过几年的努力，部分研究工作已按计划结束，形成了一些成果。为了让社会共享，也为了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我们决定推出《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本丛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将农业与农村变迁置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而不是人为地将近代与现代割裂；二是不单纯地就生产而言生产，而是将农业生产及技术的变迁与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变迁做综合分析和考察。目前，全国各地正在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但新农村建设不是新村舍建设，它包括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从国情出发，既虚心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又重视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美国著名农史学家施密特（CBSchmidt）认为“农业史的研究对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政府有关农业的行动应建立在对农业经济史广泛认知的基础之上”。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泰勒（HCTaylor）博士也认为历史研究有助于农业经济学家体会那些在任何时期对农业发展都可能产生影响的“潜在力量”。我们希望《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的出版对我们认清国情、了解今天“三农”问题历史成因有所帮助，对寻求走中国特色农业与农村发展的道路有所贡献。
王思明
2007年11月于南京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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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社会中蚕桑为小民衣食之源，循吏劝课蚕桑备受推崇。鸦片战争后，传统社会历史惯性发生变化，中国历史运动轨迹开始近代转向。海外贸易冲击很大，重商获利理念盛行，地方社会积贫积弱，官员视劝课蚕桑为挽救危局的重要手段。晚清地方局务机构形式普遍出现，地方治理理念与内容出现新变化，并且杂糅着太平天国战后地方社会修复、教养兼顾、致富济民、实业救国、与西方争利等多重社会经济因素，地方官绅合办的蚕桑局在全国各地逐渐蓬勃兴起。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丹徒陆献先后两次创设蚕桑局，被视为传统劝课蚕桑向机构化转变的开端。太平天国之后，遭受战争破坏的江苏长江南北两岸零散出现官绅合办蚕桑局，借助杭嘉湖蚕桑技术与本地区以往蚕桑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取得了较好劝课效果与社会影响。光绪时期，蚕桑局的劝课形式开始不断扩散，全国很多省府州县皆有创设，分布广泛。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之后，实业救国浪潮骤起，各地蚕桑局在数量、规模、经营上都达到了顶峰，大型省级蚕桑局普遍出现。清末，蚕桑局的名称、群体、技术、经营都出现近代转型迹象。宣统年间，蚕桑局的劝课形式并没有消逝，仍然与其他近代新式蚕桑机构并存。民国以来，个别地区蚕桑局依然发挥着劝课蚕桑的作用，传统官员劝课蚕桑理念影响深远。总之，晚清蚕桑局是传统劝课蚕桑理念与近代局务机构形式的结合体，是中国传统劝课蚕桑形式向近代蚕桑体系缓慢转型的过渡形态，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近年来，晚清基层社会组织研究不断深入，其典型代表地方局务机构正逐渐得到重视，全面梳理与个体挖掘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传统蚕桑技术史研究范围不断外延，蚕书序言中的历史信息需要充分挖掘，蚕桑技术与社会经济之间联系值得探讨，这些都成为蚕桑技术史研究的新内容。在理论与路径上，运用历史学方法与多学科相交叉来研究传统蚕桑科技史的手段愈发成熟，成果颇丰。文章选取晚清蚕桑局作为研究主体，以横向、纵向交叉为视角对晚清蚕桑局进行深入剖析。文章系统梳理了晚清蚕桑局的历史变迁、官绅民匠、撰刊劝课蚕书、技术异地实践、经营思想实践等内容，尝试还原晚清蚕桑局的历史本貌。此外，晚清蚕桑局与技术近代化联系密切，晚清局务机构与地方社会治理等领域都值得深入探讨。
研究晚清蚕桑局需要整体上把握地方局务机构的历史脉络，晚清地方局务机构创设是研究蚕桑局的必要铺垫。将晚清地方局分为官府机构类局、慈善类局、地方经营类局三类，以便厘清蚕桑局所属范畴。历来与蚕桑相关机构有织造局、保甲局、教织局、蚕局等，必须与蚕桑局进行区分。晚清蚕桑局的时空分布与发展脉络的梳理是研究蚕桑局的关键内容，主要分为道光丹徒蚕桑局出现、同治江苏蚕桑局缘起、光绪各地省府州县蚕桑局发展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多重因素的变化，不同历史阶段晚清蚕桑局在特点、形式、内容上都不同。清末，蚕桑局出现近代转型迹象，新式蚕桑体系逐步确立，蚕桑局与新式机构并存的问题值得深入剖析。运营实态的研究能够整体上把握蚕桑局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充分认识设置与管理上存在的问题。长时段与大跨度的研究方法，必须关注蚕桑局研究的历史阶段性差异与区域性差异。
晚清蚕桑局的创设离不开官员的推动，且创设官员多接触过江浙蚕桑技术。受传统济世救民与经世致用思想熏陶，借劝课蚕桑以广开利源、富民强国、教化乡民，实现小民社会理想。官员是蚕桑局技术传播的指导者，从事委绅管理、捐廉筹款、发布告示、公布章程、撰刊蚕书、公牍奏疏、购买桑秧、雇觅工匠等事宜。官绅合办是蚕桑局基本模式，参与绅士包括在籍官员、贡生、监生、城绅、乡绅、绅耆、绅商、富农，发挥着组织、示范、捐款、日常运转等中枢作用。蚕桑局绅董制定的章程是研究蚕桑局日常活动的重要史料，也是区别于以往非机构化劝课蚕桑的标志。绅商的出现是蚕桑局向蚕桑公司化经营转型的迹象。匠徒是蚕桑技术传播者，小民是蚕桑技术基层实践者，借小民困境来说明蚕桑局技术推广效果并不理想。
晚清蚕桑农书撰刊数量骤增，进行系统整理与分析之后，发现多为官绅劝课之作，频繁于官绅之间的流传，且流传方式多样。首先，充分挖掘晚清蚕桑农书的内容来源，包括历代知名农书的辑录；乾嘉道咸蚕书的辑补；同光新创蚕书及其重复摘录。揭示晚清蚕桑农书内容螺旋向前重复辑录为主与新创蚕书为辅的传承模式。其次，晚清蚕桑农书的技术主要来源于杭嘉湖、其他地区、西方近代技术，技术上呈现出由传统技术向近代技术转型的趋势。最后，专门梳理统计了晚清各地蚕桑局所刊刻的蚕书，分析了其体例与结构上的特点以及内容上出现通俗化的趋势。蚕桑农书是晚清蚕桑局技术传播的载体，大量存世的蚕桑农书具有丰富的历史研究价值与文化遗产价值。
蚕桑风土论是风土论的组成部分与理论外延，梳理蚕桑风土论的形成脉络是研究蚕桑技术异地实践的基础。各地蚕桑局充分考虑到桑树异地引种过程中气候、环境、地貌、时宜等因素，以及养蚕对气候、温度、场所、器具的要求，不断地完善传统农学思想。植桑技术的异地实践是蚕桑局劝课过程最为关键内容，第一，远途采买桑秧技术中的桑秧产出地的选择、桑秧品种的选取、采买时节的掌握、途中桑秧的养护、运到后初步措施；第二，桑树异地培植技术中的土葚湖兼行、浇灌壅肥、嫁接裁剪；第三，分析了桑园的选取及其功能。养蚕属于蚕桑生产的基础工作，蚕桑局的养蚕技术实践的主要环节包括蚕种培养、蚕病防治、喂食桑叶、吐丝结茧、风俗理念等。缫丝与织绸属于蚕桑业生产终端，主要涉及蚕桑局雇觅杭嘉湖工匠，仿织杭绉宁绸；购制丝车器具，教民缫丝之法。蚕桑局处于中国传统技术向近代技术转型的过渡时期，个别出现兼用传统与西方近代技术的现象。
明代以来，蚕桑商品化思想逐渐渗透到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等各个生产环节，蚕桑商品化经营思想不断发展。蚕桑业上游融入商品化理念增多，专业分工日趋明显，缫丝业从传统蚕桑业逐渐分离。嘉道以来，以衣食之源、视为恒产、收入来源、获利倍增等为代表的蚕桑富民获利论日益盛行。蚕桑局商品化经营思想呈现多元化特征，涉及蚕书小农商品化经营理论、蚕桑局机构传统商品化经营理论、蚕桑局机构近代商品化经营理论。中国传统社会小农商品经济盛行，蚕桑局小农商品化经营内容丰富，集中体现在生产与市场紧密相连、精耕细作与综合利用、劳力与雇工支出等领域。蚕桑局机构商品化经营思想是晚清蚕桑业商品化经营思想的新内容，包括四个方面：晚清蚕桑局筹款来源多样，官员捐廉、绅士捐款、厘税、集股等方式；蚕桑局作为商品市场中售卖中介，尤其重视销售市场，并且深受海外市场影响；蚕桑局经营过程中，所见蚕桑业区域分工与专业分离的趋势已愈发明显；大型省级蚕桑局出现近代机器工厂与雇工经营的新特点。
晚清蚕桑局与蚕桑技术近代化关系密切，蚕桑局经历了传统技术与近代技术的转型，传统技术向近代技术的变革促使蚕桑局自身发生转型。清末，西方蚕桑机构改革效果明显，而中国传统蚕利渐失，两者差异，值得反思。民国以来，蚕桑局依然发挥着促进地方蚕桑业发展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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