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全集_周谷城_9787208154469_上海联诚图书有限公司

周谷城治学领域广阔，学识渊博，兼涉史学、教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其治学严谨，从历史学到政治学，从哲学到社会学，从美学到教育学，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周谷城全集》收入以上提及的代表性学术著作以及散布各处的书信、论文、译作、文学作品。全集近500万字，共分16册：《中国通史》（上下）《世界通史》（上下）《中国政治史》《史学论文集》《农村社会新论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中国社会史论》（上下）《生活系统史学与美学》《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黑格尔逻辑大纲》《教育文集中国教育小史》《集外文录》《译著》（上下）《诗词小集书信集》，力图全面展示周谷城一生的学术思想脉络及其卓越成就，具有重要的史料收藏价值和独特的现实意义。

总序

姜义华

周谷城是现代中国一位著名的特立独行的史学家。于史学之外，在社会学、教育学、美学、逻辑学、文化学等领域，也多所建树。编辑出版这部《周谷城全集》，就是希望比较全面地反映集主诸多方面的主要成果。

周谷城1898年9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生于湖南益阳汾湖洲周家埦长湖口一户农家。这一天，百日维新还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半个月后，主持者光绪即被囚禁，慈禧太后宣布再次临朝训政，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但风气终究已开。随后数年，迭经八国联军之役等重大变故，清廷不得不开始实行所谓新政。以长沙为首府的湖南，在内地诸省份中，开风气甚早，新思想、新教育的传播，俱不落人后。汾湖洲周家埦长湖口距离县城65里，距离省城长沙105里，是时交通虽仍不方便，亦不算闭塞。正是在这一环境中，周谷城度过了他的童年。

他在周氏族学中读了八年。从《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这些启蒙读物到《四书》《五经》，所受的基本上是传统教育。他尤喜阅读《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史籍，视野因之开阔。这期间，发生了辛亥革命，清廷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制度。1913年，十五岁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接受英语和数理化等新式教育，同时，用心阅读先秦诸子著作，对《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均甚有心得。

1917年，周谷城于湖南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得以阅读了大量的西文书籍，包括杜威、罗素、柏格森、詹姆士等人的著作，以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贫困的哲学》等。在《新青年》等杂志影响下，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想，有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广泛涉猎，兼收并蓄。他在同学中组织英语学会，自任会长。他曾用一个暑假苦读英文本《迈尔世界通史》，不仅英文大有长进，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北京高师，他结识了国文部的周予同、数理部的匡互生等，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他们一道赴天安门参加集会游行，并在匡互生带领下，冲入曹汝霖住宅，火烧赵家楼。他们成为终生挚友。

1921年，周谷城未等毕业，便回到湖南，执教长沙第一师范，教授英语和伦理两门课。在这里，他与是时任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结识。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周谷城应毛泽东之邀，兼任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心理学教师。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影响下，周谷城从日本东京丸善书店购得《资本论》英文版、德文版各一部，开始对马克思学说进行认真研究。结合正在从事的教学，1923年，他出版了译作《实验主义伦理学》。1924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本著作《生活系统》，通过对构造派心理学的批判，阐明知、情、意三者如何前后承续，从物我浑然一体，进到物我分立，最终形成信仰生活。

深刻改变了周谷城治学方向与治学路径的，是大革命时期他应毛泽东之邀，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发表专论中国农村问题的长篇论文《论租谷》；1927年春，又到武汉，在毛泽东所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任宣传干事，并任职于邓演达所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撰写《中国农村社会之新观察》，发表于武汉《中央日报》。由此，他的研究对象转向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以及正如火如荼席卷两湖大地的农民运动，转向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其历史。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离开武汉，来到上海，为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撰稿，继而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劳动大学。不久，学界相继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性质问题论战。周谷城基于几年来接触农民运动的社会实践，经过进一步研究，陆续撰写和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9年）、《中国社会之结构》（新生命书店，1930年）、《中国社会之变化》（新生命书店，1931年）、《中国社会之现状》（新生命书店，1933年）等著作，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见解。这是他尝试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一组重要成果。

在这期间，他又应周予同之约定，研究中国教育问题，撰写了《教育新论》《中国教育之历史的使命》等一批论文，出版了《中国教育小史》（泰东图书局，1929年）。在《教育新论》中，他明确提出：　（一）　全国人民应有受教育权；（二）　凡受教育者皆为有用人才；（三）　有用之才又必切乎中国之需要。他还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尼亚芬的《文化之出路》、吉林与布莱克曼的《社会学大纲》、亚诺得的《战后世界政治之关键》等书。1930年，邓演达创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周谷城受邀在上海参与创办《正理报》（周刊），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

1930年，周谷城受聘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 19321942年，受聘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系主任、历史系主任，开始以历史学为专业，主讲中国通史课。稍后，开设世界通史课。结合教学，他编写了《中国通史》，分上下两册，于193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他在历史完形论名义下，力图说明历史事件之间相互有机联系，历史发展有其内在必然规律。这部教材，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到1948年，已重印12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谷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下秘密转赴重庆。途经杭州时，被日伪机关逮捕，关押37天，方获保释。1942年春，他受聘担任迁址于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学文法学院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西洋近古史等课程，并在陈望道任系主任的新闻系开设英文新闻选读与分析课。这一年，他又结合教学，编写出版《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43年翻译出版了《新英国与新世界之建设计画》。1945年春，周谷城任历史系主任。其间，他还协助陶行知、邓初民等开办社会大学。他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被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顾问，在报刊发表不少政论文章，如《论中国之现代化》（1943年）、《论民主趋势之不可抗拒》（1944年）、《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1945年）等。《论中国之现代化》发表于《新中华》杂志，反对全盘西化主张，认为要警惕国人对中西社会文化之差异，尚分辨不清，提出要加速中国产业革命，须从组织、培养人材、思想文化诸方面进行革新，加速积累资本，在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亦可引进外债发展生产。

周谷城因《中国通史》被当局认为有马克思主义嫌疑，被责令停教中国通史，乃在先前讲授西洋通史等课程的基础上，将教学与研究的重心转向世界史领域。他仔细研究和分析了当时流行的各种世界史著作，认为这些著作多以欧洲为中心，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于不顾，而且多是罗列各主要国家历史，成为国别史的叠加，对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形成真正密切的联系没有深入的研究。他先是写成讲稿，讲课时又有学生笔录，整理为油印讲义，经修订补充，1949年，三卷本《世界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研究它们如何相互关联、日趋融合，近代以来，欧洲文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如何互相渗透、互相作用，力图揭示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1946年，周谷城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发表《人民时代之中国农民》（1946年）、《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1947年）、《中国之独立地位》（1947年）、《彻底肃清封建势力》（1949年）等。他与陶行知等人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主张的共同宣言，与张志让、潘震亚、翦伯赞等人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作为大教联中坚分子，他上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由于支持学生反迫害、反扶日、反饥饿等活动，他被撤去系主任职务，并在上海解放前夕，遭到逮捕，被关押于上海警备司令部。

上海解放后，周谷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务长。9月，他赴北京，作为候补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又受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的委托，组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任副理事长；后改名上海历史学会，担任会长。1958年3月，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成立，他出任副主席。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他专门讲授世界古代史，而他的研究，则仍然包括中国历史和其他众多领域。他积极参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50年7、8月，发表《中国奴隶社会论》与《奴隶社会意识形态之研究》，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奴隶社会，且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1954年，新知识出版社重印他的《中国通史》，他随即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全面修订，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1956年他还将《古史零证》一书交群联书店线装印行。在世界史研究方面，他则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更加深入地批判包括苏联史学界在内的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强调世界史必须真正具有世界性。

围绕形式逻辑与时代精神问题，他引发了学界异常热烈的两场大讨论。

1956年，周谷城在《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引发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激烈争论。当时学界流行的是源自苏联学界的观点，即认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有高下之别、正邪之分，辩证逻辑是高级的，在意识形态上是正确的；形式逻辑是低级的，有阶级性。周谷城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问大前提是如何成立的。周谷城的观点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氛围中，立即被视为异端，康生来复旦大学视察时，授意对周谷城的观点要组织文章进行批驳，发动了一场围攻。周谷城坚持辩论，前后撰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坚持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和辩证逻辑是主从关系，形式逻辑研究的是思维的逻辑形式，研究的是我们的思维怎样通过正确的形式来得到正确的结论。它只管思维形式的正确与否，不管思维内容的真实与否，论式的前提与结论间不矛盾叫作正确性，前提与事实相一致叫作真实性，亦即充足理由，正确性才是形式逻辑该研究的问题，而真实性就交给其他科学和辩证法。真实性或充足理由不是一下就可获得的，须我们生活于客观事物，实践于客观事物，与客观事物斗争，才能逐渐获得。正确性则不然，按照逻辑规则做，就可做到。理想上，我们永远要求论式具有真实性，具有充足理由，主观、客观能够一致。但事实上，我们的论式常为历史条件所限，只能前后不矛盾，只能具有正确性。至于主观、客观却不一定是相一致的，即论式不一定具有真实性。

这场争论，引起毛泽东主席浓厚兴趣。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邀请一批著名的逻辑学者和哲学工作者座谈并共进午餐，讨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支持并鼓励周谷城继续争鸣。1962年，周谷城将他在这场讨论中的论文结集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时代精神问题的讨论，源于周谷城1961年至1962年间发表的三篇文章，即1961年3月16日《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1962年2月9日《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1962年12月号《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三篇论文的核心，是提倡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强调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由矛盾对立到对立统一、由对立斗争到问题解决。由劳到逸，由紧张到轻松，由纪律严明到心情舒畅，斗争总是断而相续。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说：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因此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这一见解被概括为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这三篇文章，虽然谈的是文艺理论问题，但明显挑战当时将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的斗争哲学，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激起轩然大波。从1963年至1964年，批评周谷城观点的文章几呈铺天盖地之势，有金棍子之称的姚文元就写了洋洋洒洒两篇长文，从政治上对他加以讨伐。在巨大政治压力下，周谷城不屈不挠，一一予以回击。

1965年11月10日, 《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周谷城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为重点批判对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谷城立即被打倒，被勒令打扫厕所，从事体力劳动，精神上、肉体上都遭到摧残。但在学术观点上，他仍一直坚持自己的见解，不屈不挠。后来，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他算是被一批二用一批二养。

周谷城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粉碎四人帮后，周谷城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以及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积极参与地方和国家政务活动，并没有影响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改革开放相伴，他先后发表《秦汉帝国的统一运动》《继往开来的史学工作》《关于艺术创作地位》《看重统一整体，反对欧洲中心论》《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所谓意境》《论古封建》等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史学与美学》一书，又重新修订出版了《中国通史》。1982年，他编著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他主持召开首届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支持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世界文化史丛书，并慨然答应作为这两套丛书的主编。1988年，又领衔编纂出版大型学术丛书民国丛书。

周谷城毕生献身于高等教育，献身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献身于国家进步和民族振兴，老而弥坚。也正是他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贡献，使他的著作在中国现代史学、现代社会学、现代哲学与美学、现代教育学、现代逻辑学等领域获得不可或缺的地位。1996年11月10日，周谷城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他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这些学术成果，仍然值得我们珍视。

周谷城著作多年来由各地方各专业出版社分别编辑重印的，为数不少。现在这部《周谷城全集》，尽可能收集了周谷城生前公开发表与出版的论著，并收入了他的一些书信，试图为读者提供一部较为系统、较为完整的文献。他的更多的书信，他在人大、政协、农工民主党领导机关、中央和上海统战部相关会议上的一次次讲话、发言，和他直接相关的各种提案、文件，还有记录他对重大事件反应、意见的种种专报、内参，他亲笔所写而已经早就放进他自己档案或他人档案的众多材料，这次都未能全部汇集与整理，希望以后有机会弥补这一缺陷。

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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