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新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的影响，又正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急剧变迁，就业问题繁纷复杂，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也是难点问题和薄弱环节。记得有历史学家说过：历史研究应该从现时代中找问题，从过去的时代中找答案。研究新中国第一个历史时期的就业问题，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科学把握今天中国的就业问题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碰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新中国成立前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人员。城市就业问题是过去以农村为根据地、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工作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巨大挑战。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沉重的失业压力，党和政府积极开展失业救济工作，有步骤地介绍、安置失业无业人员，并与当时的农村土地改革相结合，鼓励城市失业人口自愿返回家乡务农。在失业救济的同时，政府着手开展就业安置和介绍工作，通过政府介绍就业与个人自行就业两种途径灵活安置就业，效果良好。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为保证国家安全，必须加快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同时为了突破“贫困陷阱”，要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配套，国家建立起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具有建设周期长、关键设备须进口、一次性投入多等特性，这与当时新中国资本稀缺、科技人员稀缺和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的资源禀赋结构并不相符。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业大国，资本和科技人员都非常短缺，要优先快速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如何保证合格的劳动力供给和配置成为关键因素。通过计划管理的办法，在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同时，把受过专业教育的大中专学生和城市就业人口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次序和需要进行计划配置，由政府统一调配劳动力，这些构成改革开放前城市就业的基本制度和政策。而北京既是首都和重点建设城市，又因为在旧中国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产业结构和就业人口转型问题很多，本书将其作为一个案例来解剖，就可以达到“见微知著”“管窥蠡测”的作用。
目前学术界大多是从经济学角度对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就业开展研究，成果也很丰硕，但对改革开放前的就业历史研究和认识还很薄弱，对改革开放前我国就业制度的形成背景、过程、内涵以及得失，尚缺乏系统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对其制度和政策效果也论述不够。中国是一个人口多、人均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化、城市化是必由之路，研究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就业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初级阶段，如何使各种政策与这个阶段相适应。事实上，中国的就业问题根植于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中，1978年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就业问题都值得研究，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继承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研究和认识。古人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可以说，只有弄清楚1978年以前的就业历史，才能准确全面把握新中国就业制度产生及变迁的原因和内在规律。进而对新中国70年历史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坚定“四个自信”。
本书围绕北京市就业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历史考察和实证研究。挖掘并使用了大量原始档案材料，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行为主体，通过对1949—1965年城市就业作历史的梳理、分析和解读，探求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就业变化的特点、规律及背后的影响因素，寻求城市就业与国家工业化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内在关系。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借鉴历史经验，指导当前的就业工作；另一方面也充实了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就业历史的研究。
史学研究的进展很大程度上依赖新史料的挖掘、整理、分析和使用。在挖掘、收集、梳理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尽量做到以史导论、论从史出，这是在经济史研究领域有待大力提倡和积极推进的。该书挖掘并使用了大量原始档案材料，在详细的史料整理基础上，对1949—1965年间的北京城市就业进行客观分析和总结，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条件下，为了国家安全需要和突破“贫困陷阱”，以及尽快改变重工业的“瓶颈”制约，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正确的选择，而与之相应地建立起城市计划就业体制也是必要的，是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工业化水平相配套，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尽快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要求基本相适应的。但是我们也不必讳言这种体制机制应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应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而不断调适。这可以说是对计划时期的就业制度和政策持否定态度的一个有力回击。
吴绮雯副教授从读博士到做博士后，一直到工作，都始终在关注和研究新中国的就业问题，从史料上下功夫，不怕坐冷板凳，才有了这本书，既可敬、可喜、可贺，也应该看到今后的道路还很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及以后就业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也会为世界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中国的经验和智慧。任重道远，愿吴绮雯同志不断前行，取得更多研究成果。
武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失业压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北京市经济结构经历了重大转型。伴随着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力，加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众多失业人员，北京市面临着沉重的失业压力。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的概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京。北京开始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古城变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市的面积，解放初期是707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208万人，其中城市人口165万人，农业人口38万人，流动人口5万人。北京市计划委员会长期计划处：“北京市第一个五年计划人口资料的说明”，1957年10月，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案卷号133-012-023。
到1949年1月，由于近百年的苦难，北京已经成了一个破落衰败、畸形发展的城市，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社会腐败黑暗，是一个凋敝破败的烂摊子，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缩影。
生产落后，经济发展畸形。北京地区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产生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但发展极为缓慢，到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时，北京市还是一座消费型的城市。全市工业经营户虽有21万户，但其中较具规模的近代工业仅有百十户，绝大多数是手工业作坊；商业、饮食、服务、修理业有72万余户，绝大多数是小型店铺和个体经营的摊贩。
社会腐朽，贫富悬殊。少数富豪、权贵住着大四合院、花园别墅，攫取大量社会财富，贫苦居民却挤在破旧、肮脏的大小杂院里，靠拉人力车、做小买卖、捡破烂儿为生。由于通货膨胀，市民生活难以为继。加上特务、地痞、流氓到处横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许多市民“过了今年不知明年”。寒冬腊月，每天总有人在街头冻饿而死。
市政建设破旧匮乏，设施百孔千疮，人民生活环境很差。城区居民喝水主要靠辘轳井，只有30%的居民能喝上自来水；做饭、取暖全靠煤球炉子；城区很多平民和郊区绝大多数农民照明用昏暗的煤油灯，电灯还未普及；全城道路狭窄，交通工具主要靠人力车。1949年解放时，北京只有61辆公共汽车和103辆有轨电车，人力车工人却有2万多人。下水道大多是明、清两代“遗物”，多已坍塌堵塞。长达221公里的下水道，畅通的只有22公里，每到雨季，污水横流，全城有臭水沟100多条，积水区1000多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就是在上述基础上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艰难的各项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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