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研究_徐辛酉著_9787520364362

　　《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研究》探讨在社会面临不同风险背景下，档案作为人类选择的一种防控工具，其在减少事物不确定性，打击投机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控制效用。档案的这种社会控制功能表现在对现实中的人或事的秩序维护，或发挥社会记忆、社会认识或社会情感上的控制效用。该书力求发掘档案发挥社会控制功能背后的原因，力求呈现档案作为一种工具，其在权力作用下实现对特定社会时空控制的真实图景，并警惕其控制效用的异化。
　　《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研究》总结出了档案社会控制功能由钳制到科学管理，由事务性到文化性、由“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演进路径，可为人们有效运用档案这种工具作用于社会秩序维持与改良活动，提供启迪与参考。

　　在人们的日常认识中，档案工作是神秘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大家是不会主动去档案馆或档案室消遣的。因为它非生活的刚需，档案机构也没有广发广告呼吁民众去查档。即便是因工作或生活需要去查档的，如为了认定工龄、为了职称评定，在迈入档案机构的那一刻，从要求出示身份证明，到填写查档表，再到被安排在专门场所翻阅档案等，一系列严谨的手续昭示着档案工作是一件严肃的事。而且通常情况下，档案部门也或被安置在机关“深宅大院”，也可能被作为机要部门看待。这些当前的状况，均使档案工作与民众的距离不那么亲近。自然，人们对档案或档案工作的认识是神秘的，甚至是能不关注就不关注的。当长期与档案工作不接触后，人们似乎都忘记了还有档案这样的事物存在。
　　另一方面，即使是专职的档案工作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的职业缺乏足够的自豪感与成就感。一方面，大家认为档案工作既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也不直接从事国家管理、科学技术研究、文艺创作等活动，其是辅助性的服务工作，自然甘居幕后。另一方面，在管理者面前，档案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是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工作地位的朴实总结。档案学者胡鸿杰教授在2007年前后带领的团队对档案职业状况的调查结果就显示，档案工作存在女性化倾向，准入门槛低。
　　上述事实至少从表面反映出一个问题：档案的价值，或者是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更不用谈其社会贡献力的巨大，或其社会影响力的深远。但真相真的是这样吗？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档案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我是不敢苟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个人认为，是档案或档案工作的价值没有被完全地发掘出来。因为人们仅仅是从目前的局部认知中评判档案或档案工作的价值的，评判的结果即如上述。但如果我们认识到了档案或档案工作的更多维度的价值，是不是对档案或档案工作的认识就不一样了呢？继而才有可能更多地关注和支持档案活动。特别是，当发现了档案或档案工作的价值与整个社会活动的主要任务密不可分，是否对档案或档案工作的认知和支持将完全不一样？而这，正是笔者在读博期间就思考的一个话题。即：寻找档案现象与整个社会活动的宏观关联话题，特别是，如果能从社会化的角度看到档案或档案工作在社会活动中的独特价值，将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话题。
　　一次偶尔的机会，笔者发现在有关社会风险防控的报道中，经常出现档案的身影，如为防止流行病爆发建立疾控档案、为保障食品安全建立追溯档案、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信用档案等。进一步地跟踪发现，从传统治安、信用、疾控，到新近信息网络、跨国犯罪、生态环境等，在各类新老交错的社会风险防控中，都提到了建立档案的重要性。也即，在社会风险防控中，档案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即，档案具备社会控制的功能。而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学理上分析，因为事物存在不确定性，人际或组织关系处理有投机行为，社会经常面临不同风险。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促使人们采取各类控制手段以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打击投机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这时候，档案就是人们选择的一种社会控制工具。这种工具因其自身的凭证性而使其控制效用更显权威与可信。但档案本身又仅是作为一种工具存在，不能自发实现功效，所以其需借助一定社会主体的使用，需适用特定的控制情境。这中间，就存在档案社会控制功能如何实现的机理问题。
　　至此，围绕着“档案的社会控制功能”话题，构成了本书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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