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为什么迎来了新的民族主义浪潮？那个高度“国际化”的艺术世界，究竟是谁的世界？本书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出发，深入解析了后殖民话语及其艺术批评实践，以历时性的方式追溯了殖民史对艺术史的影响，并对当代非西方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进行了分析，从而呈现出了一个杂色斑驳而又具有内在连贯性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方面，殖民史的遗产并未消退，而以话语霸权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深度影响着“国际化”的属性和进程；另一方面，大量非西方艺术家的参与，既支撑着这个“国际”的结构又侵蚀着它的基础，在平滑的表面之下，掩藏着无尽的矛盾和冲突。这个小小的艺术世界让我们看到: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并不是“全球化”的反面，而是前数十年的这种全球化的必然归宿……
2006年开始，当笔者准备博士论文时，后殖民理论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爱德华·萨义德和弗兰兹·法农的著作已经翻译出版，霍米·巴巴、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罗伯特·杨等人也引起广泛的关注，而艺术批评界正在尝试用这些理论来阐释一些出现在当时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现象。
在随后的十多年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跨越国家、地区的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在艺术界，人们渐渐习惯了不同肤色、不同口音的艺术家、学者坐在一起，围绕着一个话题讨论不休的景象，也渐渐开始把在不同的国家之间飞来飞去，奔波于各种展览、论坛、博览会当作日常状态，人们学会了尊重彼此的种族、性别、宗教、文化背景、思维模式……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人们逐渐习惯了这一切，对世界的前景越来越乐观，仿佛那个无分彼此、文化相融、没有种族界限的美丽新世界已经近在眼前。
现在想来，也许正是受到这种乐观精神的感召，笔者才会将后殖民理论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殖民史在文化领域里的后续影响，而它的出现，本身却源于一种对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世界正在走向共通的信念。正是在这种信念之下，霍米·巴巴提出“少数族裔的世界主义”的概念，他看到：恰恰是殖民主义的现实需要，导致殖民地人民说起了宗主国的语言、采纳了宗主国的现代建制和思维方式、来到宗主国生活，而这个过程又使他们成了文化上的多面人，甚至制造了大量的混血儿，从而反过来冲击了宗主国的种族和文化纯粹性，消解了殖民霸权所依存的基础。因此，看上去，殖民主义被自己解构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就像那条怪蛇，终究要吞噬掉自己，种族、民族国家的边界会逐渐褪色，而离散在异国异乡的移民的形象，将成为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表征。
事情看上去也确实如此，一方面，移民的不断流动、跨国交流的热闹景象早已改变了欧洲国家，也改变了全世界的样貌；另一方面，杜绝种族歧视、维护少数族裔的权利，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我们似乎有理由期待一个新的世界。2013年，笔者出版了自己的首部专著（也是笔者的博士论文）《边缘世界：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研究》，随后的几年里，又陆陆续续地写出了一些文字，试图对“非西方艺术”这个充满希望的广阔领域做出一些思考和探讨，这些思考和探讨，如今都汇集在眼前的这本小书里。
这本书的第一章是由两篇文章组成的，它们可以算作笔者博士论文的延续，是对论文中未曾涉及，或未能深入展开的一些有关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问题的继续探讨。其中，《后殖民视域下的当代艺术》一文专门讨论了霍米·巴巴本人的艺术批评思想，他对当代艺术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艺术批评活动架起了后殖民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通路。第二章是对殖民史在艺术史上留下的影响的探讨，可以算作一种历时性的考察，也包含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探讨了“东方主义”绘画在19世纪所经历的变化，而它所反映出的，毋宁说是殖民主义本身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的轨迹；另一篇则追溯殖民历史对非西方地区的艺术发展的影响，今天的艺术世界的格局和面貌正是由这段历史所奠定的，因此它不能被仅仅看作历史，而应该被看作我们时代的基础和前奏。第三章则是由一些分析当代非西方艺术家的艺术创作的文字所组成的，其中既有对某种特定现象的分析，比如《被模拟的身份》和《没有他者性的他者》，也有个案研究，比如对威廉·肯特里奇的作品的考察。现在看来，如果当时不是野心勃勃地想要通览整个非西方艺术的状况，而是将研究限定在某个地区、某个群体身上，笔者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做得更深入、更细致，而像笔者这样写作速度慢得出奇的作者，也能因材料比较集中而更高产些，如果是那样，也许也会失去某种纵观全局的乐趣，谁知道呢。
笔者一直觉得，一个做后殖民研究的人，必然不会是个太过乐观的人，因为他/她眼里看到的，首先是世界秩序和种族关系中依然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当笔者在写作的时候，对这些现象的考量也始终萦绕在脑海中，从来没有因为全球化的狂欢而消退过。
但笔者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有那么一天，世界会急遽地倒退，笔者的那些根本算不上乐观的想法，在再一次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潮流中，居然会显得有点天真，而这种倒退，居然就发生在笔者准备将此书付梓的短短数年中。开始编书的时候，信心满满，期待着世界继续向和平、繁荣、平等的方向前进；书还没编完，就发现身边一片狼藉，学者们都在讨论全球化的破产。多少年来的世界性流徙、教育和文化交流的艰苦努力、少数族裔争取权利的不懈斗争、各种民间组织维护和平的无私付出……所有的这一切，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就像一场美梦。
然而，回过头来看，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并非偶然，跨国离散的过程既带来世界的交融，也带来世界的危机。尤其是近年来，难民问题已经变成一个严重威胁欧洲安全的棘手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来的是种族、宗教、文化冲突的频发。而全球产业链的分配方式，既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和人权问题，又给发达国家带来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这个过程又推动着财富两极分化，使之一天比一天严重，阶级流动性大幅度减弱乃至闭锁。往日风光无限的中产阶级，正在沦为破产主力军，底层的上升通道被堵死，“贫者恒贫”成了世界的常态。与此同时，政治正确的薄薄的窗户纸并没有掩盖住实际上的不平等，无论在社会生活领域还是在文化艺术领域，话语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白人手里。就拿艺术来说吧，非西方艺术家们或者诉诸身份政治来谋取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努力地融入由西方国家所构筑起来的艺术体系。无论哪一种选择，都从未改变艺术的评判标准一直扎根在西方话语体系和价值观之中的事实。
所以，也许并不是世界格局逆转得太快，而是我们本来就过高地估计了“全球化”，或者说，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化模式。而这些迷茫的日子、看不清前路的日子，也许正好给了人们一个机会去看清事实，在不久的将来，如果全球化还将重启、继续推进，那么，“谁的全球化”“如何全球化”的问题，应该成为思考的重心。
翟晶
2020年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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