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和女人，谁拥有更多的朋友？在今天的美国，答案很可能是女性。固有观念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本质上更善于交际、更开放、更善解人意、更有教养、更易于合作、更“友善”。媒体则通过电影、电视节目，还有描写少女与成熟女性享受一生亲密关系的“小妞文学”，强化了这种固有印象。此外，一些学术研究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建立深厚、亲密的友谊，而且女性之间的友谊对她们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对她们后代的生存也至关重要。就已婚夫妇而言，如果妻子先去世，丈夫往往会形单影只、郁郁寡欢，甚至病痛缠身。反之，如果是丈夫先去世，妻子往往会得到朋友的关心和支持。现在，好朋友被认为是美国女性安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这些朋友是男性还是女性，也不管他们的年纪有多大。
男性与女性之间友谊模式的差异，成为流行文化和学术研究的热点至少有二十五年了。大多数学术研究的结论是，男性之间的友谊与女性之间的友谊大不相同。一位社会学家这样说：“男性聚在一起，形成一种‘肩并肩’的关系——我们一起做事。相比之下，女性更容易形成一种‘面对面’的关系。”许多女性向朋友倾诉心事，而许多男性则纯粹喜欢混在一起。很多时候，竞争会影响男性之间的关系，阻止男性向朋友们流露自己的弱点和痛苦。因此，男人的亲密谈话通常只会留给他们的女友、妻子或者红粉知己。这使许多男性能够塑造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公众形象，即“阳刚之气”。
反之，一个没有亲密朋友的女人，无论她多么成功，往往被认为缺少女性特有的情感资本。十几岁或二十几岁的女孩往往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习惯向朋友倾诉心事、获得共鸣。虽然年轻女性在婚姻的最初阶段可能会以家庭为重，减少与朋友们相聚的时光，但渐渐地，有需要时，她们会再次找到过去的朋友：在职场上，有需要时她们会寻求女性同事或良师益友的帮助；有孩子后，她们会与其他妈妈大聊妈妈经；步入更年期或离婚时，她们会互相倾诉令人烦忧的秘密；如果不幸罹患癌症或其他疾病，或者配偶去世，她们会相互扶持。我经常听见女人说：“如果没有朋友们，我恐怕无法撑过去。”
在现代社会，女性友谊的突出地位,会让生活在遥远过去的人们感到惊讶。在西方历史的前两千年（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1600年），几乎所有提到友谊的文献都与男性有关。当然，这些文献是男人为男人书写的。但对男性友谊的关注不仅仅是作者身份和读者性别的问题。男性作者将友谊赞颂为男性的事业，不仅是获得个人幸福所必备的条件，而且是公民和军队团结的必要条件。当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把友谊称为人类最高贵的依恋形式时，他认为它与女性无关，因为她们不是公民，不是士兵，也不是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女性被隔绝在希腊家庭内部，她们之间有些人可能是朋友，但那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有什么贡献呢？
此外，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女性友谊一直持否定态度，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更“脆弱”，天生不配用有最高层次的友谊。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女性被认为不适合最高层次的友谊，这种看法在希腊和罗马之后一直存在。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明争暗斗、争风吃醋和缺乏忠贞的标签都被贴在女人身上。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女性之间是否能够建立友谊？多产的加州作家格特鲁德·阿瑟顿在1902年说：“男人之间的友谊是人类有限思维中最深刻、最高级的情感，而女性一辈子也达不到那种境界。”《纳尼亚传奇》（Chronicles of Narnia）的作者C.S.刘易斯在1960年写道：女性出现在男性圈子里“贬低了现代友谊”，应该让她们“没完没了地闲聊”，不应该让她们玷污男性思想的优质交流。即使在今天, 电影和电视节目仍乐于展示心胸狭隘的少女和求偶竞争中的年轻女性，她们拉帮结派，组成自己的小圈子。这些都延续了传统赋予女性的刻板印象，长久以来，削弱了女性作为朋友的价值。
在希腊和罗马的公民之间，在中世纪的神职人员之间，在十字军战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之间，友谊的存在可谓“证据确凿”。尽管他们受到时间、空间、语言和文化的阻隔，但他们在信件、论文、回忆录和小说等各种文体中广泛地书写了男性友谊的高尚。例如，激动人心的法国史诗《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约1100年），主要描写了罗兰和奥利维尔在战场上英勇的情谊。故事遵循的文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中的人物——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甚至追溯到更早之前，巴比伦帝国时期的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的故事。相比之下，在古典文学或中世纪文学中，女性友谊并非主题。在罕见的个例中，女性友谊通常伴随着异性恋曲，一位女性不过是扮演另一位女性的知己而已。
在中世纪僻静的基督教修道院中，共同生活、一起工作和祈祷的僧侣之间产生了亲密的友谊。德高望重的领袖和未来的圣人，如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 1033—1109）和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都写了许多信来表达了对其他僧侣的深厚感情。信件涵盖教会多个层级，如男修道院院长、副院长、主教和修道院院士同僚。但是，到了1109年安瑟伦去世时，女修道院的修女之间也写起了类似的信。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 1098—1179）用拉丁文写的信件数量不亚于安瑟伦，它们证明了女性在修道院的亲密友谊。通过希尔德加德寄给几位她熟识并喜爱的女性的书信，她坚强的个性跃然纸上。今天，她的信件和安瑟伦的信件一样，被汇编成三卷。虽然那时有这么多女性朋友收到并回复了希尔德加德的信，当时友谊在一般人新中仍只存在于男性之间。
认为友谊专属于男性，这是一个典型的男性假设。著名的意大利人本主义者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写了一篇文章《论家庭》（On the Family），他在文章中想象了如下场景，一位富有的佛罗伦萨商人在婚后不久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她（商人的妻子）和我跪下来祈祷……祈祷上帝让我们可以过和睦融洽的生活……祈祷他能赐给我财富、友谊和尊荣，并赐给她正直、纯洁和完美主妇应有的品格。” 姑且不论阿尔伯蒂是否打算认真对待这位商人的话，它都反映了意大利丈夫的愿望，对他们来说，与其他男性的友谊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对于此，女性的活动则被限制在家庭和居所中。
16世纪法国作家米歇尔·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提供了男性友谊的典型例子。他与艾蒂安·德·拉博埃蒂相交甚短，却充满热情。蒙田的随笔《论友谊》（Of Friendship）记述了两人的友谊并使它永世流传。《论友谊》是蒙田最著名的随笔之一，以两人一起学习过的希腊和拉丁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为原型的。为了实现古典主义理想，他们渴望达到相当于亚里士多德“一个灵魂寄居在两个身体里”的结合。在拉博埃蒂英年早逝之后，他化身为蒙田笔下的文字，流芳百世，启发后人。当蒙田问自己为什么喜欢拉博埃蒂时，他的答案揭示了他们之间相互吸引的奥秘：“因为是他，因为是我。”
蒙田对女人成为朋友的公开看法完全是负面的，这在他那个时代和更早些时候是司空见惯的。他写道：“女性平庸的能力不足以促成这种交流……她们的灵魂似乎无法承受如此紧密而持久的联系所带来的压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蒙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结交了自拉博埃蒂去世后最为真挚的友谊。不过对方是一位年轻的女性——玛丽·德·古尔内。她帮助蒙田编辑了《蒙田随笔》的最终版本，并且全身心地满足他个人和文学的需求。
鉴于歌颂男性友谊的历史由来已久，女性又将如何把友谊带到世人面前？可以肯定的是，虽然缺乏记录，但是在故去女性之间还是有某种联系。从什么时候起，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女性之间的友谊，并把它作女性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来歌颂? 除了中世纪的修女们，欧洲女性直到15世纪才开始写下她们对友谊的看法。在写作方面，一旦本国语言取代了拉丁语，女性就更容易拿起笔来，更频繁地给朋友写信。有些女性还写了散文和小说，所以从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在1405年前后用法语写成的《淑女之城》（The City of Ladies）开始，我们就有了用女性的观点来看待女性友谊的证据。在意大利，温迪亚·方特（Moderate Fonte, 1555—1592）写了一篇关于友谊的小对话，基于这样的论点：“一个女人跟其他女人交朋友比一个男人跟其他男人分交朋友更容易”，而且女性之间的友谊更持久。
1592年方特去世时，不仅在法国和意大利，而且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一个友谊的新时代已经为女性开启。在那里，许多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女性获得了新的自由，其中包括公开与其他女性建立联系的自由。莎士比亚的戏剧反映出女性形成了新的联盟，尤其是为了保护彼此免受男性的误导（比如《无事生非》（Mucho Ado About Nothing）中的贝特丽丝和希罗，《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鲍西娅和尼莉莎。
后来，由17世纪的法国女雅士和18世纪的英国蓝长袜（该团体由18世纪英国伦敦的女文人组成。——译者注）创办的沙龙允许女性成为当时社会地位最高的友谊圈里的一员。这些社交圈鼓励女性寻找可能的朋友，然后就可以私底下在自己的闺房和客厅会面。到了18世纪末，一个女性和其他女性之间的友谊已经成为她们生活中受到尊敬且消耗时间的重要部分，仅次于她们对家庭的照顾。事实上，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农妇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她们的家人、牲畜和庄稼，就算很幸运了，哪里还有时间交友；工薪阶层的女性也不可能像上层社会的女性那样讲究友谊的细节。职业女性通常无法静享友谊，她们往往是分娩、生病或生命快走到尽头时，才会打电话叫女性朋友来。但是对于生活更优渥的女性来说，款待女性朋友是她们社会地位的象征。她们可以通过宽带女性朋友增加社会情趣，还可以向贵妇圈的其他人炫耀。
这种情况并不局限于欧洲。到美国独立战争时，这种友谊的“仪式”已遍及十三个殖民地。同一地区的朋友经常互相拜访；如果她们的家相距遥远，信件则会为她们搭桥铺路。阿比盖尔·亚当斯和梅茜·奥蒂斯·沃伦之间引人注目的通信为我们提供了两位典型美国女性之间友谊的详细写照。她们两个都是公务员的妻子，养育了几个孩子，承担了很多家庭责任。不过，她们每个人都留出大量时间来维持友谊，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因为她们的居住地相距甚远——阿比盖尔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布伦特里，而梅茜则住在普利茅斯。
如果说1600年欧洲社会开始勉强认同女性对友谊的诉求，那么1800年则是欧洲和美国的女性友谊的公众形象改变的转折点。友谊逐渐被认为女性也可以拥有，而不仅专属于男性。事实上，可以说整个友谊的概念——尤其是在英美世界——变得女性化了。女孩和妇女们开始用充满爱的语言互相写信，这和异性之间表达思念之情所使用的语言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孩和妇女们热情地通信时，像“最亲爱的”“亲爱的”“宝贝”“真心”“爱”和“奉献”这样的字眼很容易就从她们的笔下流淌出来。基于宗教、种族、政治和文化利益基础上建立的众多俱乐部，使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女性有机会在社会团体中会面，并促成无数的友谊。女子学校、神学院和学院的建立，也成为了她们终身友谊的温床。这一时期的大学有：在美国东北部的曼荷莲女子学院、瓦萨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南部的蓝道夫马肯学院、玛丽鲍德温学院、艾格尼丝斯科特学院，还有西海岸的密尔斯学院。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那种认为友谊完全或者主要存在于男性之间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推翻了。女性被认为比男性更体贴、更温柔、更有爱心，因此更适合做朋友。友谊本身被认为具有女性特质的亲密感情，不再是英雄或公民间情谊的代名词。女性之间的友谊曾被男性诋毁，而女性也常常觉得它只不过是家庭关系的副产品，现在却因女性自身价值的提高而受到重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女性友谊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谷歌的Ngram网站扫描了1500~2008年的五百二十万本图书，将其数字化，便于从中搜索特定词语的出现频率。检索显示19世纪下半叶“女性友谊”这一短语在经过三个半世纪的平稳发展之后，显示出了巨大的上升趋势。
我们这本关于友谊的书涵盖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我们不敢妄称包罗万象。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是希望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一个熟悉的主题。我们应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观察女性作为朋友的嬗变。因为我们认为，如果不关注友谊产生的环境，就无法理解友谊。中世纪的德国修女，16世纪英国乡村的“长舌妇”、17世纪法国的贵族、早期美国的殖民地女性、工业革命时期的女工、美国西部边疆的拓荒妇女、20世纪的女权主义者，以及21世纪的工薪阶层，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都受到其周围社会结构的支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友谊，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为什么女性的友谊——这么关键的人际关系曾经被边缘化，以及为什么它们现在终于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为什么要在意？因为过去是序幕，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拥挤、充满冲突的星球上，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工具。女性友谊一直存在，但不幸的是，有人倾向于忽视它。如今情况大不相同了。女人在友谊中寻求的力量和发现的智慧，可以引领后人过上有尊严、有希望且和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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