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_(美) 安瓦尔·谢克著_9787521723069

在本书中，安瓦尔?谢克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他证明了，经济学分析的绝大多数的命题都可以在无需提及诸如超理性、最优化、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代表性行为人或者所谓的理性预期等标准经济学工具的情况下推导出来。这一视角使得他可以用几乎全新的眼光看待经济学分析的所有要素：供给和需求规律、工资和利润率的决定、技术变革、相对价格、利息率、贸易条件及其平衡、增长、失业、通货膨胀，以及以周期性复现的普遍性危机收尾的长期繁荣。

1.1.1　有序与无序
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史呈现出一种几乎持续不断的进步：不可动摇的增长、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持续发展的生产力以及日益改善的健康状况和社会福利。从远处看，正是这一制度的有序及其内在一致性构成了其显著特征。但若走近了看，走得越近，所看到的就越像是随意而偶然的。在这一制度中，个体在错综复杂的道路上徘徊，由模糊不清的动机驱使着，朝向那些想象出来的模糊的目的地。作为买方与卖方、雇主与雇员、生产者与投机者、从业者与失业者，人们扮演着不同的经济角色，既相互交错又相互冲突。信息、误传与谣言同样占据支配地位，无知与知道一样具有目的性，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就如同富有与贫穷、发达与落后、控制与合作交织在一起一样。资本主义处处都表现出其特有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贯穿着多个地区、地域与国家，也贯穿着整个时间——以繁荣、衰退与崩溃交替进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近处看，正是这一制度的无序构成其最突出的特征。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两个同样真实的方面呢？

1.1.2　新古典主义对真实二元性的回应
当下的正统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对这种真实存在的二元性提出了一种解释方法。新古典主义抓住有序的一面，而撇清无序的一面，或至少将其放逐为理论死水。在这一制度中所感知到的有序，被重塑成市场这只始终完美的“看不见的手”的至高无上的最优。反过来，这种最优又被投射回微观个体，即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人”（representative agents），是他们最为理性的选择造就了这种最优。这样，我们就抵至一个特定的愿景。在其完美有序的形式中，这一制度会使所有同类商品的价格、所有同类劳动的工资率和所有同类风险程度的利润率都相等。此外，它还能充分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资源，包括可获得的工厂、设备和劳动力。这一切的实现都不存在任何错误、不稳定或危机。只有当这种完美有序已被稳固地树立为统治性观念时，潜在的无序才被允许悄声进入，这是面对令人遗憾的不完美现实的顽固与冷漠所做出的不情愿的让步。

1.1.3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对真实二元性的回应
总的来说，非主流经济学（最著名的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取相反的策略。它强调的是这一制度产生的低效率、不平等和不平衡。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我们面临的是不完全竞争；在自动充分就业市场上，我们面临的是持续性失业。现在，市场的产出表现为有条件的，有赖于历史、文化、政治、机遇以及更重要的权力：垄断权力、阶级权力，当然还有国家权力。从这个角度看，被其他人认为是有序的经济模式的东西，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些依情况而定的路径，来自历史上产生的某些特殊力量的组合。期望的社会产出并不是自动产生的，自动产生的结果也不总是期望得到的。失业比充分就业有更大的可能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总是有可能出现。因此，社会干预和经济干预的需求始终存在，用以填充实际情况与期望出现的结果之间的空白。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兑现承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兑现承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双方终究都是透过“不完全竞争”的透镜看待现实。新古典经济学从完全竞争的基础开始，然后引入不完全竞争作为对基础理论的适度修正。非主流经济学则通常接受完全竞争适合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观点，但认为不完全竞争支配着现代世界。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服务于保护和维持以下理论基础：把完全竞争作为必要起点和基本参照，同时又在那个偏离真实世界的清单中不停地添加内容。说到底，如果在一种基础理论中，对每一个棘手的结果都对应着一种特殊的以太权当其解释，那么这样的基础理论怎么可能是错误的呢？本书将遵循一条不同的路径。

1.1.4　本书的不同目标
第一，本书的目标是不同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试图描述这一世界的特征时，从故意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视角来研究其运行。非主流经济学则抓住这个完全竞争图景与真实世界的差异。二者都企图通过在最初的理论中加入各种各样的“不完全”，以弥补所产生的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因而，二者都处于永远的失衡之中：一只脚踩着理想，一只脚踏着现实。本书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从一开始就适用于现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运行状况的理论框架。它的考察对象既不是完全竞争市场，也不是不完全竞争市场，而是现实。为此，本书所发展的理论观点以及主要的替代理论，都需要不断经受经验证据的检验。
第二，虽然本书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了超越历史和区域特殊性的、强大的、有序的模式，但塑造这些模式的力量既不是钢铁般的轨道，也不仅仅是机缘巧合，相反，它们是一些移动的界限，其梯度规定了在任何时点什么是容易的，什么是困难的。它们以这种方式形成了关键经济变量的时间路径。事实上，这些力量本身就是某些内在必然性的结果。例如，“逐利行为”是（占有剩余劳动的）所有历史表达中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它刻画出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这不是一个将非历史性的客观规律与历史性偶然结果两相对照的问题。行为人与规律共存于一个交互作用的多维结构中，但这个结构本身是深度层级化的，其中的一些力量（如利润动机）比其他力量强大得多。历史舞台本身是运动着的，它被更深层次的潮流趋势左右。
第三，作为结果的系统性秩序是在持续的无序中并通过持续的无序产生的，后者是其固有的机制。试图在理论上将有序和无序分开，甚或仅仅强调一方比另一方重要，都没有看到其内在统一性，因而也看不到赋予这一制度以深刻模式的那些力量。然而，有序不等同于最优化，无序也不等同于失序。在无序中并通过无序产生的有序是一个整体，它是一种无视预期及偏好的无意识的客观力量。而这恰恰是这一制度活力的根源。
第四，如果想要说明在特定条件下有序与无序是如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需要识别一些特定的机制。因此，本书的核心目标是论证大量纷繁复杂的现象都能通过少量的工作原理予以解释。这些原理就像引力中心一样，使现实结果始终出现在它们不断变动的引力中心的周围。这就是这一制度的“动荡调节”模式，其典型表现形式为“模式循环”。这两个观念的理论及经验性应用将始终贯穿全书。
动荡调节与模式循环适用于这一制度的各种引力趋势。其中第一套引力趋势由形成商品价格、利润率、工资率、利率、资产价格和汇率的趋势构成。这些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均等化趋势，它是由对货币利益无休止的追逐驱动，所带来的非预期结果是缩小了那个激励其追逐利益的差异；另一个是塑形趋势，它指出了均等化趋势围绕其运转的路径的方向。例如，均等化趋势使个体工资率和利润率围绕对应的平均值上下波动。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竞争在这里起关键作用。同时，平均工资率本身取决于生产率、利润率和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力量权衡，而平均利润率取决于工资、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这种“均等”产生于个体（微观）层面的经济互动，而竞争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这两个过程都属于“真实竞争”的范围，而在真实竞争中，利润动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本书所发展的真实竞争观念与完全竞争观念及其二元对应物（不完全竞争观念）大不相同。在这两种理论标签之间的任何变化、调整都不符合真实竞争理论及其原则。
第二套引力趋势来自这一制度的动荡的宏观动力学：典型的扩张过程、增长与衰退的波动起伏、持续性失业以及周期性发作的萧条（包括始于2007 年的那场如期而至的全球经济危机）。再一次地，正是利润动机成为调控投资、经济增长、就业、商业周期甚至通货膨胀的支配性因素。
利润动机的中心地位有以下几点含义。首先，利润理论（从而工资理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次，在真实竞争理论中，阐明利润率的确切作用变得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公司行为的所有方面。这种影响还延伸到竞争价格理论和（内生的）技术变革理论。再次，（预期）利润率同时调控投资和增长的观念暗含了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作用的模式。我们将会看到，由此产生的动力机制既不是新古典主义的，也不是凯恩斯主义、卡莱茨基主义或哈罗德主义的，它在本质上是古典主义的：利润同时调节供给和需求。通过内生的技术变革和相应的内生“自然”增长率的导引，利润率在持续性失业理论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我们将会看到，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新创造的购买力能够增加产出和就业，但也会导致增长率下降。因此，在有新创造购买力的情况下，虽然短期产出比在没有新创造购买力的情况下更高，但长期产出比在没有新创造购买力的情况下更低。
在本书中，经验证据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指出如下事实：数据从来都不仅仅是搜集已经存在的事实。理论的干预不仅体现在对事实的解释上，而且体现在对事实的表述上（偶尔也体现在对事实的压制中，这一点我们应该非常清楚）。比如，如果没有意识到如下事实，那么对失业所做的任何分析都不可能深入：在发达国家的所有官方报告中，只要一个人在一周内“做过任何获取报酬或利润的工作”，他/ 她就会被统计为“就业”。只是在最近30 年，美国各机构才开始发布半失业者和丧志工人的统计指标。当然，这会展现出一个无望、暗淡得多的经济景象。我们将会看到，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对资本存量的官方测度中。在这一领域，随着新古典主义建构取代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资本存量的测度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仅是资本的水平和趋势，就连资本本身的概念都已经被改变。因为资本存量在利润率计算中起着关键作用，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不像憨第德，数据从来都不是天真而无知的。
本书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动荡调节原则根植于亚当·斯密、李嘉图，尤其是马克思的方法。对马克思而言，“运动定律”是调节经济运动过程的原则，它们贯穿于各种起相反作用的趋势中，并通过这些趋势的作用展示出经济运动的内在必然性。在经济学经典中，真实竞争理论有类似的根源，但也能在商业文献中发现其元素。更多的时候，这些模式是直接可见的，但有时候要对其实现公式化需要用到现代的非线性动态工具，经验检验则需要用到现代计量经济学工具。
对作为内生过程的增长的强调，既根植于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根植于哈罗德和罗宾逊夫人等人的作品。如前所述，工商业储蓄率对投资需求的响应，为哈罗德与罗宾逊夫人的古典综合开辟了道路。在他们看来，增长由利润率驱动，而（实际）产能利用率围绕着某个正常比率波动。在宏观经济学层面，需求不可能独立于供给，因为生产决策带来原料与设备的购买、工资的支付以及对房东、债权人和股权所有者支付的租金、利息和股息。因此，供给既没有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超级力量，也不像在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学中那样只是幽灵般的存在。在这里，供给与需求是对等的，共同登场、交相辉映。但一如既往地，利润始终是幕后操纵者。
持续性失业的概念可追溯到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论、哈罗德关于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别，以及古德温在一个捕食-被捕食循环中所做的绝妙的数学综合。在哈罗德模型、卡尔多-帕西内蒂模型和古德温模型中，利润率必须调整适应，以使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我的观点是，自然增长率作为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力增长的总和，其自身是对利润率的反应：技术变革的速度取决于劳动力的相对成本，而劳动力的增长通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劳动力的输入对利润激励做出反应。进而，由利润驱动的增长，就会像马克思和古德温分析的那样，能够带来持续的失业率。这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与局限具有重大影响。
所有这些讨论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内在逻辑自洽、外在与经验证据相符的理论表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书关注的重点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发展中国家缺乏兴趣。正好相反，本书的写作受以下信念的强烈鼓舞：对资本主义最发达形式的分析，对于充分理解世界舞台上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及欠发达地区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我才投身这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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