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德性（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第二辑）_王鹏程著_9787521210859

《批评的德性》萃集了青年批评家王鹏程从事文学批评以来的代表之作。青年批评家王鹏程倾慕刘彦和所言的“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学术精神和批评理念，追求“有事实感”的研究和批评，并竭尽全力躬行践履，此亦其所谓的“批评的德性”。

批评的德性（代序）

“德性”这个词，现在人人避之若浼。

跟不少古雅醇美的词语一样，这个词衍生出了新义，同时也被糟蹋、被污染。

提到这个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天津卫的名骂——“瞧，那德性！”这个名词性的非主谓句，“性”读轻声，表示看不起某人的仪容举止、行为作风等。文坛非圣地，向来是非多。你看不惯他的德性，他看不惯你的德性，难免有人按捺不住，喊出一声：“瞧，那德性！”这一声喊叫，虽然痛快淋漓，但于“德性”原初表示嘉言懿行的涵义，实在是莫大的浪费和误会。

我们且看看“德性”在东、西方“高尚”的过去。

在中国，“德性”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中庸》中，指人的自然至诚之性。子思云：“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郑玄注：“德性，谓性至诚者也。”孔颖达疏：“‘君子尊德性’者，谓君子贤人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诚也。”子思所谓的“德性”，是人所固有的向善的天性、义理之性，不过他指出：必须通过学习、实践才能获得。文学批评，本来就是一件“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善行，或良药苦口，或吮痈舐痔，或口蜜腹剑，或虚与委蛇，面目各异，固然说不上皆与人为善，但皆可言与文为善。不过，唯有“尊德性”是不够的，这需做子思后面所言的“细密功夫”：须“致广大”，即心胸开阔，不被丝毫的私意所蒙蔽；须“尽精微”，即分析事理精审入微，没有毫厘之差；须“极高明”，即思想观念达到最高、很高的境界。虽不能至，也须心向往之。可惜，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尊德性”的不少，“致广大”“尽精微”与“极高明”以及有这种“细密功夫”的，少之甚少！

汉语里的“德性”，后来有了品性、品质、道德的意思。如李渔的《风筝误·和鹞》：“就当才貌都有了，那举止未必端庄，德性未必贞静。”这种“德性”论，实际就是中国人的道德思维——以德论人，以德用人，以德服人，以德治天下，等等。但道德是内在性的自律和约束，只看表面道德，不谈“同情之了解”，不谈精神结构，难免逻辑混乱，产生道德绑架。文学批评也概莫能外。不道德的文学批评永远觉得自己是道德的，道德的文学批评可能被指责为不道德的。因而，这种从道德的维度讨论文学批评的“德性”，不在本文题旨之内。

西方的“德性”，最初的涵义比汉语宽深了许多。古希腊的arete（德性），指人因为“卓越”而获得“荣誉”。这个“卓越”，不单指道德，包含着人所能拥有的各种优点，包括心智、肉体、实践等方方面面。可以说，“德性”就是将知识上的“认识你自己”与实践上的“成就你自己”完美结合起来，从而成为卓越的人。然而，后来人们将arete翻译成“美德”或“德性”，涵义被压缩在道德评价的狭小范围之内，“丧失了所有的希腊风味”。联系到文学批评，文学史上希望通过“卓越”而获得“荣誉”，从而具有“德性”的批评家，应该为数不少。但这是一个美好的奢望，历史上获得这种“德性”的批评家，实在是寥若晨星。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而言，我们不乏所谓的杰出、卓越甚至冠之以大师名号的著名批评家，但若从古希腊意义上的“德性”来看，我们有“德性”的批评家，掰着手指就可以数过来。获得古希腊意义上的“德性”是非常困难的。《美诺篇》中，苏格拉底跟美诺的对话也显示了获得“德性”的难度。美诺问苏格拉底：“德性可以教授吗？还是说德性是通过实践获得的？或者，德性既不能教也无法通过实践获得，它就是一种天性？”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实际上每个人只有以自己的言行才能获得答案，这个答案也唯此才有真正效用，才有实际意义。无论怎么说，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获得古希腊意义上的“德性”，虽是陈义甚高的学术期望，但也该是文学批评的理想目标。

“德性”在东西方还有一种共同的释义，那就是该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性。这是本文的中心，也是这本书的主旨。

那么，本文所谓的文学批评的“德性”是什么呢？姑且申论如下：

从本质上看，文学批评是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客观审视和主观把握，是一种包含着事实判断和价值甄别的创造性的审美活动。从人格精神上，它要求批评者是自由的、独立的、自尊的、求真的；从学养储备上，它要求批评者熟悉批评对象所属的专业领域，具有扎实的基本知识、精深的专门知识与广博的辅助知识；从眼光见识上，它要求批评者熟悉创作者，熟悉批评对象隶属的艺术谱系，对之有深刻的反思，并有可靠的经验支持和远大的批评理想。以上三者，是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批评有效开展所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倘若违反了一条，得出的结论可能就要大打折扣，甚至毫无价值。具备了以上三条，才可以进入批评活动。

而具体的批评活动，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批评者对批评对象的事实判断，尽可能追求客观性，即严羽所谓的“论诗若哪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亦即西谚所曰的“把恺撒的还给恺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不扩大，不缩小，不遮蔽，不粉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其次，批评者对批评对象作出的价值甄别，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吹牛拍马，也不目中无人；不捧杀，亦不骂杀；不胡乱比附，大肆发挥，亦不漠然视之，妄下断语。而是将其置于其所属的艺术长河与当时的发展进程所形成的坐标系中，给出一个深中肯綮的判断和恰如其分的位置。价值甄别是主观性的审美活动，因批评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也允许有一定的偏差和误判。我们知道，即使一流的批评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但客观性的审美经验始终拘牵限制着价值甄别的准确度和可信性，批评者只能在这种隐形的传统和经验所限定的范围内，揭示其所达到的程度以及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其有效性以及价值和意义的大小，取决于这种揭示的客观性与精确性。倘若超出这个范围，硬要将老虎说成猫，或者把蚂蚁说成大象，其就不成为价值甄别和文学批评，而是成了滑稽闹剧或天方夜谭了。

以上是我所理解的文学批评的“德性”。

这种“德性”，在我看来，是文学批评的基本要义，也是文学批评的理想愿景。当然，还有古希腊意义上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德性”批评。这本小书，贯之始终的，就是努力试图回到“德性”即“本性”——这种东西方释义一致意义上的批评。但由于本人才质愚鲁，精力所限，所得如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聊以慰藉的，是自己不曾停歇，并会坚持下去。

2020年4月7日于长安小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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