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国史通论_吕思勉著，张耕华编_9787101152340

本书按时代顺序，系统呈现国学大师吕思勉的史论、史评精华，可以说是一部写给国人的历史通识课。全书既有对中国文化的总体性论述，也有对具体史事、人物的精彩评说。吕先生那些引古鉴今的论说，既在简要的论述中让人了解到深刻而真切的史识，也为读者思考、研究国史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空间。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一生恪守祖训：著书不如钞书。他在《钞书篇》中写道：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
我的老师李永圻先生，便用顾炎武的这句名言，督促我养成一种读书做笔记的习惯。当时，正在协助李先生为出版社整理吕思勉先生的著作遗稿，便一边阅读、整理吕先生的著述，一边将吕著中有价值的段落抄录下来。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久而久之，便积累了好几册笔记簿。后来有了电脑，为了便于保存与检索，又将抄录的文字，一一录入电子文档；新抄录的，也直接在电脑上操作。偶尔，选些抄录的段落，传送给朋友、学生交流分享。大家读后也颇为喜欢，建议我将这些精彩的段落编成一册，以飨读者。这本册子所抄录的，大都偏于吕先生史论的文字，又以通史的系统加以编排，遂以《吕思勉国史通论》为书名。
史论，顾名思义，就是对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各种典章制度等文化现象的评述。初阅读、抄录吕著，自然会关注吕先生与我从教科书上所获得的相悖的史论史评。比如，教科书中有关史前史的叙述，都把史前的历史用一个公式来阐述，即史前的历史分为母系、父系两个演进的阶段，母系时代由母系女子统领掌权，父系时代是由父系男子统领掌权。但吕先生在著述中却说：女权与女系异义。女系时代，事权不必皆在女子手中。（见本书第2页。下仅出页码）女系氏族的权力，亦有时在男子手中。此即所谓舅权制。此等权力，大抵兄弟相传，而不父子相继。（第4页）
又如，各种教科书都说夏朝是奴隶社会的开端，夏商周属于奴隶制时代。但吕先生却说：中国古代，虽有奴婢，似乎并不靠他做生产的主力。（第28页）近人所言中国奴隶社会之说，证据多不确实。（第29页）教科书上说武帝征匈奴，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说唐朝中央政府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先后设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吕先生论及此事，却提醒读者：汉、唐对西域的控制不可高估。我国历代盛时，疆域非不广大，然多并非实际的占领，如汉朝设西域都护，以维持天山南北两条通路，只可称为线的占领。唐朝设西域都护府以管理漠南北，又于西域设四镇，只可称为点的占领。此等占领，虽身在其地，并不能确立势力，而要有别一种势力，以为其后盾而维持之，到维持之势力亡，其本身即不得不撤退了。（第320页）
后来书读得多了，发觉凡是彼此有差异的地方，吕先生的史论更能获得史实上的支持，逐渐成为史学界的共识，这就正好可以用作我历史学习上的绳愆纠缪。这一类史论，还有先秦诸子可分家不可分人二世篡位非为事实无为即放任汉人称颂文景颇过其实汉时刻剥其民为史所不详者多使臣图自利等等，它们有些可备学术研究上之一说，有些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历史上被遮蔽的另一面。
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吕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有很高的评价，说这部著述极多石破天惊的新理论。顾先生所说的新理论，既指吕先生在著述中吸取了不少社会科学的新成果、新理论，也指吕先生史论上的许多新看法、新观点，他用石破天惊来比喻，自然是强调这些新看法、新观点的不同凡响、新奇惊人。循着顾先生的提示，我的抄书也就着重留意一些石破天惊的段落。
比如，吕先生说秦是新进于文明的野蛮国家，为可怕（第66页）；秦的统一虽好，但联结的方法不佳，前此的分争，固然不好，后来虽勉强统一，而其联结的办法，还不是好的（第71页）。又说秦的建立是帝政成功，君政废坠。帝政成功，则（一）内战可息；（二）前此列国间经济上的隔阂，亦可消除，如撤去列国时代所设的关，出入无需通行证。而且统一之后，对外的力量，自然加强；中国未统一时，蒙古高原不曾有像汉以后匈奴等强大的游牧民族，是中国的天幸。这确较诸霸或王更为有利。但是帝政成功了，君政却全废坠了。（第73页）君政的废坠，却是政治上的退化。
论及汉唐武功，吕先生的评说也与众人不同。他说西汉与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第104页）。又说：唐自太宗时，本无迫切之外患，而开边不已，高宗已后，国力日衰，而终不肯有所弃。于是玄宗继起，不得不重边兵，边兵重而安、史之乱作，节镇遍于内地，大局遂不可收拾矣。（第204页）论史者多以汉唐并称。论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较汉朝为尤大。然此乃世运为之。主要的是中外交通的进步。若论军事上的实力，则唐朝何能和汉朝比？汉朝对外的征讨，十之八九是发本国兵出去打的，唐朝则多是以夷制夷。这以一时论，亦可使中国的人民，减轻负担，然通全局而观之，则亦足以养成异族强悍，汉族衰颓之势。安禄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横行中原，都由于此。就是宋朝的始终不振，也和这有间接的关系。（第203页）
细读他的论证，却不得不敬佩吕先生的学力、才气与史识了。这些石破天惊的史论，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达到对历史的真切的领悟。
吕先生的史著，一般都以青年学生为预设对象，故他的著述都写得通俗练达、简明易懂。他的史论，不生硬套用深奥的理论，不铺陈艰涩的概念术语，为了论证的需要，他总是在史论中附以各种来自历史或现在的案例。比如，文明民族何以见陵于野蛮民族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等条目，专门论述文明民族何以见陵于野蛮民族这一问题，吕先生认为：文明民族受野蛮民族的蹂躏，原因全在于文明民族自身的社会病状深刻。以文明程度论，固然文明人优于野蛮人；以社会组织论，实在野蛮人胜于文明人。我们说具体一些的话：在政治上，我们有阳奉阴违之弊；又有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弊。假使在两军相当之际，我们的将帅，就可以找一句推托的话，逗挠不前；我们的军需官，甚而可以借图私利。这许多事情，在野蛮社会里，大抵是很少有的。（第272页）所以，两国国力的强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竞争的共有多少而定。旧时的政治组织，是不适宜于动员全民众的。其所恃以和异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个集团。试看宋朝南渡以后，军政的腐败，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于晏安酖毒、歌舞湖山可知（第271272页）。甚至于该社会的首脑，其行动先自误谬，导其众以入于盲人瞎马、夜半深池之境（第274页）。
又如本书抄录的教育偏重人伦不算错一条，说：今之论者，每怪从前的教育，偏重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致自然科学，在欧洲能够发达，而在中国则不能。此事的原因，是否真在于此，业已很成问题。即谓为然，而谓中国的教育，太忽略于自然则可，谓其太注重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则不可。须知注重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即等于抛荒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我们今日，何人不坐轮船火车，但何曾都懂得蒸汽机？何人不点电灯、打电话，但何曾都懂得电学？一国中而无懂得蒸汽机和电学的人，固然不行，有些人不懂得，何碍于其为人？且亦何法使人人都懂得？人与社会的关系，却不是如此。结婚了，岂能说我不明白夫妇间的伦理，而使人代行？出门行走，岂能说我不明白走路的规则，而撞伤人物？然则人对于自然的关系，所知甚浅，由他人操作而我但享用，是并无不可的，对于社会之关系却不然。此理实甚明白。中国传统的教育，视人与社会的关系为首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次之，实在并不算错。所错者，乃在其所谓人与社会的关系，太陈旧而不适合了。（第46页）
这些史论，都是从常识、常理来立论，都是用浅显易懂的文字来论述，行文遣句里还带有一点吕先生特有的幽默感。
昔金松岑先生评说吕先生的古文，是意境孤峭，笔锋犀利，近王安石的一派。我也深有同感，尤其欣赏一些如同格言、警句、座右铭之类的警拔独到的文字。如：为政之道不能废督责。国民而全不知法家之学，各事皆可谈，请勿谈政治。全不知道家之学，各事皆可谈，请勿谈外交。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等等。这些精彩的文字，读来毫不吸睛，却值得我们反复吟颂、深长思之。
为吕思勉先生编一本国史通论的想法始于二〇〇七年前后，先是有一个初步的设想，从吕著中划出所需的段落，请朱慈恩君帮忙输入成电脑文本，而后徐徐辑缀。本书将抄录的吕著史论，按内容分类辑成一个个专题，再按历史顺序加以编排。每一专题，摘录吕先生的原文概括成一段小引，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所引的吕著史论按著述的初版初刊加以注明出处，遇初版初刊有删节的，则按后来增补版加注。如《学校风潮》一文，初刊于《燕石续札》时就有删节，后收入《吕思勉读书札记》重印也未补全，现按增补本的《吕思勉读史札记》加注。又有初刊时间不清或不全者，则以后来重印版加注。如《答振甲君》，原刊1920年的《沈阳高师周刊》，未知具体的期号，读者无法查找原文，现按《吕思勉全集》加注。抄录中凡有省略或节录的，为了保持行文的流畅，个别行文未加省略、删节号等，但均注明版本与具体页码，读者可以回溯查找原文。
编者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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