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互联_(英)朱莉娅·霍布斯鲍姆著_9787552034592

作者为我们的时代病症开出了良方，她提出了“社交健康”的概念和“社交健康六边形”的综合解决方案。所谓社交健康，是指我们在正确的时间与正确的人沟通正确的知识的行为，而社交健康六边形则是充分利用管理、沟通和第六感来应对知识、时间、网络带来的挑战。社交健康六边形不仅可以应用在商业及公共领域，而且能有效解决个人工作和生活领域的问题。此外，本书汲取了健康学、行为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神经科学、管理学和社交网络分析领域的思想成果，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

★作者朱莉娅·霍布斯鲍姆是史学大师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之女，是世界首位人际网络学教授。

★本书入选英国特许管理协会2018年度管理类和商业类最佳图书名单。

★《出版人周刊》：本书不是简单地提出一个规定性的方法，更像是对连通性问题的沉思。作者对“技术恐惧”的深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文字简单易懂，但隐含的思想却十分深刻。

★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全面联网的世界给我们带了什么？

1. 埃博拉病毒和当今新冠肺炎病毒的肆虐，不知不觉，健康的人已经成了病毒的温床。

2. 一夜之间，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从出门逛街转变为各自低头摆弄手机，这意味着什么？连接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3. 超负荷生活不一定会导致谋杀，但它带来的却不仅仅是对现代生活的不满情绪，并且更可能导致另一种状态——疯狂。

4. 技术公司在向我们销售无限可能性，有限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失败。

5. 我们的大脑充满了要表达的思想，却没有充分的时间表达。正如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所说：“每当我害怕，生命也许等不及我的笔搜集我蓬勃的思想。”

6. 爱德华·斯诺登表达了公众对侵犯隐私的深深不安，然而这种全新的技术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令人上瘾。

7. 现在这个时期，人人都想要更多——更多的信息，更多的选择，更多的个性化，更多的平台——我们的饕餮欲望全面释放，而我们正过度满足着这种欲望。

8. 哲学家塔勒布：“我们都是深受后启蒙时期思想影响的人，认为世界就像一架结构复杂的机器，这世界的管理方式应该类似一群书呆子不断求教教科书式的工程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把世界拟化为机器，而非人体。”

人与人之间全面大规模地连通既是福音，同样也会带来大肆传播的“病毒”。如何避免那些不良传播达到引爆点？如何认清这些网络联系及其缺陷并采取对策？如何能够拥有更健康的连接而减少具有危害的连接？朱莉娅诚挚而深刻地回答了这一系列困扰我们的时代问题。

本书以健康为喻，使我们了解如何管理和控制现代连通性的传播，从而在面对我们自己的身体，面对社会以及社会体系时，能够在网络中采取正确的行动，运用智慧，掌握节奏，进而带来巨大改变。

病毒蔓延的速度

2014年春天，一位名叫路易丝·卡马诺（Louise Kamano）的年轻女子离开她位于西非赤道几内亚盖凯杜省（Guēckēdou）的住所，向河畔走去。周围人的遭遇让她感到十分恐慌，于是她选择乘坐水上的士渡过莫阿河（Moa）。穿越边境的过程畅通无阻。这片土地充斥着鳄鱼和AK47步枪，然而路易丝却比它们更加危险。尽管她看上去身无长物，但在她体内却潜伏着某种她并没意识到或无法理解的物质。从她迈出独木舟，踏上干燥的邻国土地的那一刻起，路易丝已不经意间将人类已知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带到了拥有600万人口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因为此时的路易丝卡马诺已感染了埃博拉病毒（Ebola）。

短短一年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六国迅速蔓延，11 000人因此丧生。这种病毒通过那些像路易丝一样感染的人跨境广泛传播。当地一则博客这样写道：“尽管盖凯杜省街道泥泞、房屋破旧，它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地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融入全球经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人在这里来来往往，穿梭于边境。”

网络物理学家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对各种类型网络的构成与特征做了分析。他将从多中心、多节点同时复制，呈指数螺旋增长乃至迅速失控的网络类型称作“无标度网络”（scale-free network）。埃博拉病毒正属于此类。互联网亦如此。就现实及虚拟网络的流行态势而言，巴拉巴西认为：“在无标度网络中，即便病毒本身不具有高度传染性，也会变得易于传播和长期存活。”

社会是由一系列网络交织组合构成的。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不会注意到它们。网络即结构，由动物、植物、机器和人类构成，可传递任何事情，从八卦绯闻到海量数据，从木材到电信，也包括疾病。其中一些网络系统是脆弱且失败的，比如，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爆发时，因其地处偏远，所以传播受限。无标度网络的运行有赖于其催化因素。HIV病毒的催化因素是滥交。寨卡病毒的催化因素则是蚊虫滋生的水源。贫穷也是常见的催化因素：贫穷的人们不得不饮用污水，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埃博拉病毒传播的催化因素就是人，是活生生的、相互关联的人。

在特写镜头下，放大的埃博拉病毒影像显现出一种奇异的美感。受到感染的细胞呈蓝色和粉红色聚集在一起，重重叠叠，紧密相连，形成疏松黏稠的聚合物。病人的感染症状包括高烧、剧烈呕吐、疟疾、出血，以及中枢神经受损。埃博拉的传染性在患者死亡前、临死期间和死亡后达到高峰。而且该疾病潜伏期长达21天，流行病学家将此潜伏期称为扩散期或传播期。只有大约一半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人能幸存下来，路易丝就是其中的幸运儿。但就在她挣扎求生的日子里，她却为身边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辗转回到故乡的路易丝卡马诺得以与家人重聚，回归家庭网络。在那里她将所携带的病毒传染给当地广受尊重的赤脚医生，并导致这名叫范达·尼乌马（Finda Nyuma）的医生染病身亡。当地很多人远道而来参加了这位医生的葬礼。包括几内亚在内的西非国家拥有这样的葬礼习俗人们以布包裹逝去的人并亲吻他的身体，盼望他能够安全抵达人生彼岸。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提醒我们：“典仪赋予物体、动作、话语以象征意义。”葬礼作为建立联系最强有力的象征符号，揭开了埃博拉病毒传播的序幕，并提醒我们，为我们紧紧联系生死两界的恰恰是爱。

人际网络靠信息传播来维系和繁荣，不充分的沟通或错误的沟通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世界卫生组织对机敏的小型慈善机构一再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当时一个名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疗团体迫切地提出一系列要求：建立战地医院，进行隔离，用水和肥皂清洗消毒（因为没有疫苗）。然而这些早期的警告完全被世界卫生组织忽略了，此后世界卫生组织试图亡羊补牢，但为时已晚。

当地的政客同样致命地执政不力且沟通不畅。路易丝有接触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经历，当局却没有对她实行隔离。政客们的眼界更宽广，在他们眼中，如果闭锁国门，又如何开眼看世界呢？这些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迫切地渴望能够摆出开放通商的姿态来。然而他们不了解的是，这些外表看上去健康的人已经成了病毒的温床。他们打错了主意，放任路易丝穿越国境。而路易丝逃离的原因则是，她和同村的人将那些身穿防护服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志愿者当成了身穿白袍的巫师。这种误解在当地社区的传播速度堪比埃博拉病毒。

网络效应及相关的经验教训比比皆是。当路易丝卡马诺迅速传播埃博拉病毒之际，五千多千米外的英国国民女歌手凯特布什（Kate Bush）正在利用结构相似的互联网传播她的音乐。这位有名却离群索居的女歌手将她35年来第一次演唱会的门票放在网上销售。这场名为“黎明之前”的演唱会门票在15分钟内即销售一空。无标度网络带来的网络效果如野火一般将这些稀有门票出售的消息传播了出去。凯特本人则真诚地表示:“我都惊呆了！”关于网络行为和传播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种类的联系。在比利时和法国，一个恐怖主义指挥网络经由监狱系统向社会蔓延开来。2015—2016年，他们在布鲁塞尔和巴黎街头采取行动，无论是广度和深度均超过了当局的控制能力。这种联系网络几乎不可见，且政府机关几乎无从发觉。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并阻止，它们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危害。

文化、疾病、理念均依靠网络起作用。这些网络的联系结构是高度相似的，当它们发展到流行或地区性层面时，用社会观察家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的话来说，即“引爆点”。那么，我们如何避免那些不良传播达到引爆点呢？如何认清这些网络联系及其缺陷并采取对策呢？如何能够拥有更健康的连接而减少具有危害的连接呢？

这些实践使得我们能够在正确的时间与正确的人沟通正确的知识，我称这个时间段的状态为“社交健康”。毫无疑问，西非各国在2014年遭遇了疾病的侵袭，然而这种不幸又因不良的社交健康状态而加剧。也就是说，导致埃博拉病毒从一个遥远闭塞的小村庄传播到人口众多的城市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疾病的传染性。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可用来类比我们这个时代的状态：我们因社会关系、旅行、政治、习俗、恐惧和爱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为保护自己做了些什么呢？

压力一族的起源

我们可能会说是科技使我们连接得更紧密，使我们成为更有能力的人。然而，科技的作用却如同演奏乐器使用的扩音器一般，我们本身，无论是个体还是人群，仍承担着最成功的传送者的角色。那些计算机代码和算法造就了如今这个互联网社交时代，却不过是在呼应某种根本性因素的演变：从物种发展到理念传播都依赖于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传播速度确实非常迅速。

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认为从人类进化的速度来看，我们这个物种在对抗压力方面是不够成熟的。他提到，对于一名公元前8500年在杰里科（Jericho）小麦种植场劳作的人来说，当他面临新兴农业社区已使得这个古老的种植场效率提高10倍的情况时，将感到焦虑不安。如同杰里科种植场的先人一般，我也经常感到焦虑不安，然而我可以用1.49美元的价格从网上下载适用于苹果系统或安卓系统的面包制作App来解决问题，这是中东地区的先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他们也无法想象手工面包会成为大型超市商场销售的主食。在驯化单粒小麦的新石器时代，当时人口数量不超过500万，他们能否想象当下全世界已拥有70亿人口，小麦向全球出口且谷物产量将很快超过25亿吨？现代全面连接的生活为我们带来的挑战不仅有速度，还有广度。

我们并不把目前全面连接的生活状态视为一种危机，特别是没有将它看作一场健康方面的危机，但这种想法并不恰当。我们不再去健身房，不再锻炼身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全新的连接状态也存在着负面影响。以千禧年后出生的“Z世代”为例，正如高盛所说，他们是“第一代降生于后互联网时代的人，人手一部手机”。这代人可以每天花18个小时面对屏幕，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比在实际社交场合表现得更加自如。人工智能很快将为他们提供具有交谈功能的计算机，这种社会状态是否健康呢？无论健康与否，这就是我们眼下的现实社会。

学生们的注意力广度正呈现指数性变化，有些大学已经停止兴建大型教室以迎合学生们持续进行线上分享的愿望。这些学生的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且不愿花时间泡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解知识。电影院正在努力推行要求观众关闭手机的做法，因为观众们似乎无法抗拒把玩手机的欲望。我们了解到《柳叶刀》杂志的最新数据表明，不久将有2%的全球人口面临肥胖问题。那么有没有衡量过度连接的标准呢？如何得知是饱和连接还是连接不足呢？

事实上，目前对这个全面连接的世界既无衡量的标准，也无对其影响的监测，对此，我们如今正处于一种深爱并沉溺的状态，对其社会影响则采取无视态度。也许我们并非无视，只是我们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家长们担心网络上的黄色信息，同时还有维基解密。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表达了公众对侵犯隐私的深深不安，然而这种全新的技术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令人上瘾。技术公司为我们提供包装精美的上市产品，这些产品已经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们令我们上瘾的程度堪比香烟和糖。我们或许已经意识到这些东西的缺点，但其商业优势同样更加清晰可见。美国媒体评论人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在论及电视时提到了类似的趋势，他将计算机网络连接技术的速度、广度及成本与“二战”之后生产的冷冻罐头食品做类比，他预测，就如同随着美食家群体的出现，人们对食物的感受和要求逐渐升华提高一般，这将最终减少肥胖现象。现在这个时期，人人都想要更多更多的信息，更多的选择，更多的个性化，更多的平台我们的饕餮欲望全面释放，而我们正过度满足着这种欲望。

硬件与软件

等我的孙辈出生的时候，他们会惊异于没有全息图像或机器人的我们是如何生存的。他们将生活在“第二次机器时代”，与之朝夕相处的将是靠人类编写的程序驱使的模拟人，可穿戴技术即将演变为“可穿戴人类”。为何要如此呢？答案是我们人类既为万物之灵，又岂可空负超群智慧呢？我们生而为人，既犯错，也原谅，继而相互交往。人类交往方式可闻可见，不断推动物种进化。《第二次机器时代》一书作者称，虽然人们对未来的失业前景忧心忡忡，但人类仍有一个领域无可取代，即与人类社交相关的服务领域。所以，投入大规模技术让计算机模拟人类也存在着并非如此光明的一面，更别说计算机有朝一日可能取代人类。机器具有动物的单纯性，其传感器不会用语言交流，更不具有人类特有的交流组织和复杂的认知模式。我对人们试图教会研发中的无人驾驶汽车学习使用“感觉”和 “感应器”感到迷惑不解。我们的社会是抱着怎样的野心呢？人们上班固然需要汽车类交通工具，如果无人驾驶汽车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服务大众这一主流用途也就罢了，然而其背后却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即人们为之痴狂的是全面连接本身，而非其他。

因此，在这个大胆的新机器时代，我们需要有健康的视角，以及基于健康概念本身的健康行为。我们要明白人类处于困境时借助了过多的外在技术，还要明白无论是否喜欢，这些技术都如潮水一般淹没了我们。我们需要明了这浪潮涌来的速度与节奏，也要明白我们何时需要在没有救生圈的情况下能够游上岸，至少某些时候我们必须这样去做。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教授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提起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这位叫特雷弗（Trevor）的年轻人善于在与他人交谈时眼睛仍盯着手机，当他得知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谈话的书时，他的反应近乎嗤之以鼻。“对话？这种行为2009年就消失了吧！”或者正如曾做过商人的哲学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说：“我们都是深受后启蒙时期思想影响的人，认为世界就像一架结构复杂的机器，这世界的管理方式应该类似一群书呆子不断求解教科书式的工程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把世界拟化为机器，而非人体。”

在危难中，我们了解到社交带来的益处。面对其他动物竞争者，智人因拥有族群、小群体内形成的信任纽带，以及与五感相关联的社交亲密感而脱颖而出。此外，人类还拥有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故事传承和交流方式，交流对于人类是自然而本能的。在我们拥有选择权的前提下，我们为何要屈居于机器之下呢？即便人工智能风头正盛，我们多数情况下仍拥有选择权，如果没有了选择权，我们又如何能认为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能够健康有效运转呢？

考虑到我们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或许当我们关注个体健康及其工作生活环境时，应以“硬件”和“软件”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毕竟，二者可统一而非对立，因为在身心并重的健康观念中，二者缺一不可。技术互联环境下的行为模式、物理学，以及“硬”科学，可以与人际关系的结构、社会科学的“软力量”，以及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社交网络科学、神经科学，以及心理学）中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看。这种观念在研究领域中已初见端倪，目前已经出现了神经科学与经济学的关联研究，新兴行为经济学或称助推理论也已崭露头角，这些研究大量使用基于社会心理学简单而有效的技术手段来逐步推进对行为与态度的度量。

是时候重新挖掘那些关于网络的研究文献了，是时候将其和浩瀚学海中的研究成果及论文联系起来了。这些资料往往尘封在博物馆的地下室，无人问津，重拾这些思想成果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社会将在何时寻获自我。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深埋于此，它们散落各处，亟待我们将其关联起来并从全新的视角观察学习，如管理学和健康、社会学与行为经济学、社交网络分析及新兴社会研究我对网络中的行为深感兴趣。

我提出的解决之道是社交健康。它可以将现有不同学科融合为单一且全新的观念及行为模式，即网络环境中的健康模式。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希望不久能看到医学领域产生大量针对个人及职业网络的研究，正如同我们当下重视肥胖问题一般。我确信我的朋友杰茜卡在患者体验方面，因癌症研究数据的缺失抱有同样的期待。

正如你们将要看到的，社交健康的核心在于摒弃枯燥的研究数据，关注其主要驱动力，关注个人所了解和分享的经验及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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