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初的英国社会，在应对“行凶抢劫”现象时会走入极端？
本书从社会暴力问题所引发的政治、舆论反应和波及全社会的道德恐慌入手，深入考察了经济衰退、阶级矛盾加剧、社会共识瓦解和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英国社会文化霸权斗争和意识形态合法性重构的文化机制问题。
行凶抢劫所引发的道德恐慌，蕴含着一种针对社会秩序面临挑战和崩溃风险的焦虑和恐慌，其根源远远超出了普通街头犯罪行为所带来的治安威胁，背后蕴含的是对既有道德秩序和主导意识形态危机的深刻担忧。整个英国社会把暴力犯罪的“暴增”看作社会秩序整合失败，白人主导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二战以来通过福利国家政策确立的社会共识日益分崩离析的征兆。行凶抢劫以及媒体围绕这一议题所建构起来的道德恐慌成为深层社会矛盾的一个表征。
●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英国文化研究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经典著作，从社会暴力问题入手，探讨战后英国社会文化机制问题。
● 一部广阔的道德恐慌及其背后文化霸权与政治合法性的社会史。
●因其宏大的历史视野、独特的社会政治批判视角以及对葛兰西理论的创造性运用，成为霍尔在伯明翰时期的巅峰之作。
第二版序
本书最初出版于三十多年前，并得到了普通读者、研究者和学生的积极评价。这本书的目的是要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特定街头犯罪形式”的“行凶抢劫”（mugging）（页1）。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行凶抢劫”这一容易引起社会情绪反应的标签是如何以及为何在20世纪70年代变得如此影响广泛的；对这一标签的定义是如何建构并被放大的；为何当时的英国社会——警方、司法机构、媒体、政治阶级、道德卫士以及国家——会对此做出极端反应；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说明了什么。
这篇新序言的对象是本书的新读者，也可以是那些已经读过本书，但希望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以不同的视角再次审视本书的老读者。在这篇序言中，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当代读者来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背景才能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本书，并尽可能从中获益”？为此，我们将简要回顾本书构思成型的过程，其中所涉及的知识和理论传统，以及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
本书实际上是对伯明翰地区一位男子遭到几个不同种族背景的少年抢劫和殴打这一特定事件的反应。为了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这些少年最终都被判了十分漫长的刑罚（其中一人被判20年徒刑）。但是，我们关注并分析这些事件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此前已经存在的某种理论立场。本书的写作过程耗费了长达六年的时间，集体研究艰辛而漫长的过程就像一个思想“实验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彼此激发了许多想法、理论和观点，正是这些集体智慧的结晶使得整部著作充满活力。要是没有这种集体合作的过程，我们就不可能在本书结尾部分提出如此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
……
虽然《管控危机》受到了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的一些影响，但总体上说，这本书的研究目标与“犯罪”甚至“社会”是无关的，其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社会形态”（the social formation）。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定义为一个实践、制度、社会力量关系和矛盾冲突的集合体。本书考察了“行凶抢劫”现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话语层面，同时也关注这一现象的法律、社会、经济和政治维度，并认为就其所带来的影响而言，这两个方面都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和多元决定的（overdetermining），其中没有一个方面可以被看作是由另一方面所决定因而处于次要的从属性地位。
虽然本书在批判犯罪学领域引发了许多讨论，但本书的作者没有任何一人是犯罪学专家。但我们坚信，犯罪和越轨行为不仅完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它们也意味着对社会规范假设和社会稳定秩序的一种挑战，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一种征候。我们的目标是要还原这种犯罪问题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存在条件”（conditions of existence）。
译者后记
《管控危机》一书是以斯图亚特?霍尔为核心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表的一部重要著作。无论是研究主题，还是作者所调用的理论资源，采用的分析思路和研究方法，都体现了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刚出现不久的新兴学术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的某些关键特征：从跨学科视角出发，实现微观经验分析与宏观历史情势研究的结合，话语和意识形态研究与主体实践分析的结合，以及文化分析与历史制度分析的结合。这种研究的旨趣主要不在于发展抽象理论，而是在综合文化主义传统、结构主义传统和葛兰西理论的基础上，针对现实社会过程中的文化与政治议题，从学术上做出介入性反应。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完成的《管控危机》，篇幅宏大，视野开阔，具有突出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现实关怀色彩。尤其是书中详细分析的危机与社会控制、媒体与道德恐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等议题，至今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把这本在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史上，乃至西方社会科学史上的重要著作翻译并推荐给中国读者，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在译稿即将付梓之际，我想简要交代一下翻译过程的来龙去脉。我初次接触《管控危机》是2005年。虽然距今已经过去16年，但我依然清晰记得当时为了完成导师陈卫星教授布置的传播批判理论研究课题的任务，我在位于中关村南大街的国家图书馆的外文图书馆藏书目中借阅到《管控危机》一书的情景。那是该书的1978年版，即第一版。在翻阅全书并精读了部分与传播研究关系密切的章节后，我认真做了阅读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导师布置的课题任务。该书篇幅巨大，内容复杂，阅读尚且困难，遑论翻译。当时绝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会成为这本书的中文版译者。2014年，赵月枝和吕新雨两位教授主编的“批判传播学译丛”决定收入《管控危机》一书。在寻找译者的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彭文曼老师通过中国传媒大学张志华副教授联系到我，问我是否对翻译此书感兴趣。虽然考虑到篇幅和翻译的难度，一开始有所犹豫，但思忖再三，还是毅然决定接下这个艰巨的任务。事实证明，我最初的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的翻译过程充满艰辛，无论是难度还是长度，都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计。也因为如此，加之日常工作琐务缠身，完稿时间一再拖延，前后花费的时间长达五年之久。和《管控危机》的作者们因为一再拖延交稿而对编辑感到抱歉一样，在这里，我也必须因为我的反复拖延向出版社的各位老师，尤其是负责本书出版事宜的彭文曼老师说一声抱歉，同时也感谢各位的督促和包容。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巴黎第三大学副校长、社会学家埃里克?麦格雷（Eric Maigret）教授曾多次与我讨论斯图亚特?霍尔的学术思想，并热情帮助我与本书的作者之一约翰?克拉克教授取得联系；克拉克教授收到我的邮件后，第一时间做了回复，并欣然答应联系其他几位健在的作者为本书的中文版撰写序言；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副教授卡拉?沃利斯（Cara Wallis）博士曾在我就某些词汇的翻译遇到困难时给予了及时的帮助；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斯图亚特?霍尔传播思想研究”的部分成果也先后在不同的场合发表，并得到了学界同仁，尤其是《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南京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的刘海龙教授、朱鸿军研究员、张毓强教授、虞淑娟副总编以及诸多匿名评审专家的指导，这些意见对本书的翻译也有所裨益；在漫长的翻译过程中，与好友周逵、董晨宇每次充满欢笑的聚会，我都会随身携带那本日益破败以至最后几乎散架的英文本《管控危机》，他们的调侃、督促、建议、鼓励和陪伴也与整个翻译过程相伴始终；在译稿完成后，本书的责任编辑王寅军老师以专业的态度和极大的耐心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审读，并对校译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在此，我想对所有对本书的翻译给予帮助的各位师友表示感谢。当然，译稿中在所难免存在的谬误和不足都是我自己的责任。
最后，我想感谢家人的陪伴和支持，尤其是我的妻子冯韵童，感谢她给予了我无私的爱。译事不易，他们是最好的见证者。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