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对决：日德兰海战中的主力舰_张宇翔著_9787547237434

　　日德兰海战是海战史上不朽的传奇，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大舰队之间的对决，其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本书详细研究双方战舰的战斗表现，细节上依靠双方战后报告和损伤记录，剥离海战中真真假假的宏大叙事和英雄壮举，让事实本身说话，并在此基础上对该海战及其影响进行技术层面的反思。

　　2016年是日德兰大海战的100周年。100年前的1916年5月31日下午，一场规模宏大的海战在遥远的北海上爆发，并以“日德兰海战”或“斯卡克拉格海战”的名称，成为人类海军史上最耀眼的篇章之一，也成为大舰巨炮时代最典型的代表。
　　光阴如梭，100 年弹指一挥间，曾经在大舰巨炮时代叱咤风云作为海军实力象征的战列舰，不但其地位在新的时代被航空母舰所取代，而且这一舰种本身也几近消亡。尽管如此，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海战、最大规模的战列线对决，日德兰海战仍然与战列舰这一舰种一道继续激发着军事研究人员和军事爱好者的热情与兴趣。
　　然而，和人类历史上许多大规模战役类似，日德兰大海战的故事长期被包裹在由传说、神话、误解和猜测所构成的迷雾中。当然，这种迷雾不可避免地源于海战环境下观测的困难，相关材料的佚失，不同记载下的矛盾，以及战斗中的伤亡，然而这种迷雾也源于战后一些人为的刻意修改和解读。对日德兰海战的不同解读，使得研究者们分成了“杰里科派”和“贝蒂派”，时至今日，两派之间的争论仍未完全消除。即使在相对更为严肃的舰只设计领域，对日德兰大海战的总结也并非总是正确的，甚至海战中所暴露出的一些舰船设计问题，直至20年后仍未解决。另一方面，日德兰大海战的影响在某些特定范围内是很有限的。例如，尽管此战中双方在人员和物资上的损失远超过一战中的任何一场海战，但是海战本身对交战双方海军的战略影响有限。
　　正是由于日德兰大海战异乎寻常的复杂和混乱，因此即使仅仅对海战进行全景式的描述，也无疑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如果还要介绍此次海战的深远影响，那么其艰巨程度就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但学者们并没有望而却步，比如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在《日德兰：战斗分析》（Jutland: An analysis of the Fighting）一书做出的尝试就极为精彩。阿瑟·马德（Arthur Marder）在共五卷的巨著《从无畏舰到斯卡帕湾：费舍尔时代的皇家海军》（From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的第二、第三卷中，不仅记叙了海战的过程，而且对海战的影响以及海战前后双方海军的状态进行了分析。此外，罗伯特·马西（Robert Massie）在《钢铁城堡》（Castles of Steel）一书中，在描述海战经历的过程中加入了很多珍贵的参战者回忆。20世纪70 年代末以来，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的布莱恩·兰福特教授（Bryan Ranft）为代表的一系列学者，对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英国海军部与海军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再研究，一批从技术视角审视日德兰海战的作品也先后问世。此外，大卫·布朗（David Brown）在《大舰队》（The Grand Fleet: Warship design and development 1906-1922）一书中，从技术角度介绍了海战对皇家海军舰只设计的影响。第一本详细介绍德国战巡的英文著作—2014 年出版的《德国一战战巡》（German Battlecruisers of World War One: Their Design,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s）则给出了德方参战战巡的设计沿革和作战经历的细节。尽管以上作品更着重于海军科技相关方面的研究，但日德兰海战过程中的一些争议和谜团也因此得到重新解读。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对海战的不同侧面、具体细节进行了研究。以上这一切作品都有助于读者对海战的进一步厘清。
　　相对而言，目前国内爱好者和公开出版物对日德兰大海战的关注点大多仍集中在海战过程本身，且部分论点仍较为陈旧，而对海战的背景、影响和技术的介绍则在一定程度上仍属空白。本书即试图在国内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更翔实的数据和资料对日德兰海战进行视角更广的解读。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热心朋友的无私帮助：刘悦斌先生对本书的附图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查攸吟先生、李剑春先生友也提供了宝贵意见。鉴于笔者仅仅是一名水平有限的海军爱好者，因此本书无论是在材料还是在观点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谬误和缺陷，而又由于裁限制，部分海战内容笔者也只能割爱，对此当负全部责任。
　　写完本书正文的最后一部分时，笔者不禁回想起阅读本书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时的场景。时光如梭，物是人非，从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到欲说还休。然而梦想就如同在汗水中一直等待萌发的嫩芽，总有一天，美梦终会成真！

　　5月31日下午14 时，双方战巡舰队在互不知晓对方存在的情况下以近乎垂直的航向高速接近。希佩尔编队航速16节，航向347°。贝蒂编队航速则为19 ～ 19.5 节，但由于采用Z 字反潜路线航行，因此其平均速度约为18节，航向则为86°。希佩尔麾下，第1 侦察群排成单列，顺序依次为“吕佐夫”号、“德芙林格”号、“塞德利兹”号、“毛奇”号和“冯·德·坦恩”号。第9 驱逐舰队为整个编队提供反潜保护，其余舰只则在“吕佐夫”号的32°～ 302°方向上呈圆弧形散开。贝蒂麾下的各中队位置如下：第1、第2战巡中队和第5 战列舰中队各自排成纵队，第1 战巡中队的顺序为“狮”号、“皇家公主”号、“玛丽女王”号和“虎”号，第2 战巡中队的顺序为“新西兰”号和“不倦”号，位于“狮”号55°方向，距离为3 海里；第5 战列舰战队的顺序为“巴勒姆”号、“刚勇”号、“厌战”号和“马来亚”号，位于“狮”号325°方向，距离为5 海里。“冠军”号轻巡和第13 驱逐舰队，以及“动荡”号、“泼妇”号驱逐舰为第1 战巡中队提供反潜保护；第9 和第10 驱逐舰队的其余6 艘驱逐舰为第2 战巡中队提供反潜保护；为第5 战列舰中队提供反潜保护的是“无惧”号和第1 驱逐舰队。3 支轻巡中队在“狮”号前方散开，第1轻巡中队最北，第2 轻巡中队最南，3个中队各自的领舰呈一条直线，其中点位于“狮”号145°方向，距离8 海里。在希佩尔身后50 海里处，舍尔率领的公海舰队主力正排成单列，取347°航向和14节航速前进。而贝蒂鉴于仍未发现公海舰队的踪迹，按照此前杰里科的命令，于13 时51分下令各舰准备转向北与大舰队主力会合。这一命令于14 时15 分被执行，各舰转向358°航向，位于贝蒂编队末端的第5 战列舰中队则奉命尝试联系大舰队主力中前出的轻巡。此时希佩尔编队大致位于贝蒂麾下的第1 战巡中队以东约45 海里，而贝蒂编队与希佩尔编队的轻巡之间最近距离仅为16 海里。在当时双方的航速和航向下，双方将在15 时15 分前后互相发现，但丹麦籍货轮“弗约尔”号改变了这一进程。14 时10 分，英国第1 轻巡中队旗舰“加拉提亚”号发现了14 海里外的“弗约尔”号，该舰遂与“费顿”号轻巡洋舰一道靠近货轮打算进行例行检查。两舰很快发现货轮已经被2 艘德国驱逐舰逼停，附近海域还有更多的敌舰——这是公海舰队第2 侦察群的西集群。14 时20 分，“加拉提亚”号升起了贝蒂和整个大舰队期待已久的信号旗：“敌舰在望！”同时还通过无线电向贝蒂发报：“紧急！东南东方向发现两艘巡洋舰，疑为敌舰，航向未知。”14 时28 分，“加拉提亚”号和“费顿”号首先向德国驱逐舰开火，而三分钟前收到情报的贝蒂已经利用信号旗通知麾下驱逐舰准备转向145°航向——目的是将战巡舰队置于敌舰返回威廉港的航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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