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论文选粹_张广保，杨浩编_9787508080659

　　挑选了有关三教关系研究的论文共40篇，主要选择自民国以来直至现代学界有关这一专题的研究论文。
　　所选论文来自国内和港、台学术刊物，另外还有少数出自对儒释道感兴趣的国外汉学家之手。
　　论文作者有前辈大家，也有近年来活跃于学界的新秀。
　　编选的主题按照三教关系、儒释关系、儒道关系、道释关系等来分类，意在反映三教关系的方方面面。
　　《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论文选粹》为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为推动学术界三教关系研究而编辑的一部参考资料选编，填补了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资料的空白，为学界了解儒释道三教关系提供了一个窗口，具有长远的史料价值。

　　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最重要的在于文化认同。近年有学者提出“文化中国”，就是要倡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曾经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由春秋战国以前的华夏族到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民族，以及今天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其生存地域也随之扩大。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也曾历经坎坷，其主体民族多次被游牧民族征服，典型者例如元、清。我们民族的统一历史也曾数次中断，由统一转向分裂。但中华民族却并未在分裂中解体，而是在每次分裂之后迎来一次更为波澜壮阔的统一，中华民族正是通过这种由分裂再统一的迂回形式不断发展壮大。这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一个奇迹。那么创造这一历史奇迹的主要原因何在呢？我认为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构造中去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与印度是一体延续，绵延不断，直至今日。而与印度相较，中国又有统一时间更长、主体民族更稳定等特点。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独特的儒、释、道三教互补互融的三元一体的稳定文化结构无疑是一重要基石。这在历史上表现得很明显，每当异民族以武力在政治、军事上征服中国之后，最终却在文化上为主体民族的文化所征服。中国传统文化就好比一个吸纳器，它能将历史中各种异质文化吸纳、包容在一起，并最终抟聚铸就成一个文化统一体。
　　中国文化对中华文明生命力的这种持续支撑就是文化作为软实力的最好诠释。因为从军事实力上看，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并不总是处于强势，由于中国北部毗邻广大草原游牧部落活动区域，这就决定了奠基于黄河、长江两河流域农业区的中原王朝长期受到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军事压力。又由于农业文明的军事力量的机动性相对于草原游牧民族天然处于劣势地位，这就造成了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发展进程经常由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侵袭而被中断，从而陷入政治解体、政权分裂的状态。典型者如东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元时期，中原统一王朝都是因为来自北方（包括西北、东北）势力的冲击，从而陷入政权解体的状态。

　　《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论文选粹》：
　　道家、佛教和新儒学的发展
　　让我们现在来看看有关这些哲学思想晚期发展的一些观点。在汉武帝时期即公元前136年，孔学被提高到国家哲学的地位。无论是孔学还是道家，都曾反对过法家思想，但由于孔学是一个系统的社会伦理学，它强调社会义务，强调国家和家庭的礼法，并注重对传统礼仪和习俗的观察，因此，它无疑比道家更适宜于为皇帝治下的人们提供思维的框架。在以后的年代中，它实际上就建立了一种制度：规定每一个追求名位的人都必须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习。换言之，孔学遂被作为中国社会传统的保护伞，而且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较为满意的道德世界观。
　　然而，作为中国官方哲学的儒学已不完全是孔子和孟子的学说。因为它已被容纳在阴阳的宇宙学中间。在董仲舒那里，一方面使儒学成为官方认可的哲学（他本人就是一个大臣）；另一方面以两种宇宙的理论分野即被动的“阴”和主动的“阳”的方式，来展开他对人的分析。依此分析，欲望和情感相当于或表现着被动消极的成分，而人心之所在的本性，相应于或展现着主动积极的因素。另外，正像上天限制着宇宙中被动因素的活动，不阻扰诸如春夏这些节气的运行（它们相应于阳一样），在人那里，欲望和情感也应当被限制和弱化，不能让它们造成混乱。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保证人的和谐以及保证这种和谐与宇宙的和谐。这需要两方面的教育。人们寄望于统治者给他们以教诲，以便实现他们潜在的善良本性，而统治者的义务则在于遵从上苍的意志，推动公民的道德教育。在诸如父子、兄弟、君臣这些社会关系中，每一对的第一位成员代表“阳”，而第二位成员代表“阴”。
　　虽然这些思想在现代人看来可能大谬不然，但它们的确表现出儒家出于其自身的伦理人道主义，对一种宇宙学背景的切实渴望。在某种程度上，宇宙学或形上学的背景，时常表现或隐含在上苍的设制或天人合一的说法中。但引入一种阴阳的宇宙学，就提供了一种更明显的宇宙学结构。有些儒家学者后来把这种观点看成是多此一举，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后来兴起的新儒家，才集中于发展宇宙学的思辨。
　　无须赘述，一种在官方庇护下的哲学，必然会变得僵化保守或堕落为一种枯燥的经院哲学。质言之，它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维护现存秩序，而不是去探索那些激人思索的问题。所以，只要另外的思维方式没有被窒息或禁锢，这些不同的、给生活带来生机的哲学思维方式，就会在具体哲学和哲学统治的联结处生长出来。新道家在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例。
　　不过，新道家的产生和发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汉朝末年，中国开始分裂。汉朝于公元220年崩溃之后，出现了一段动荡不安、战乱腐败的时期，而这种政治情况又伴随着经济上的每况愈下。这种情形，激励了一种新哲学，即出现了一种鄙视政治生活的归隐之策（南朝之后，帝国在隋朝（589）又统一起来了）。
　　道家并非仅仅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东西或寻求摆脱时代纷乱的避难所。道家还可以被人们借用去批判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道家的“无”与佛教的“空”可作一比较。在佛教传人中国的早期，在道家和佛教两派的学者中（尤其是在南方），经常共同讨论一些问题，道家思想影响了一些佛教学者。继承印度中论学派的三论佛学，在其否定的辩证法中，与道家有明显的联系。在中国创立的禅宗，也反映了一些道家思想，例如绝对的本性不可言说等等。另外，在禅宗的“万物皆有佛性”与道家的“道生万物”之间，也有相似之处。当然，我并不赞成道家认为佛是老子的弟子的传言，也不赞同那种中国佛教是伪装了的道学的说法。不过，当道家的学者对佛学产生兴趣时，佛学哲学家在佛学自身不断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也受到道家影响。而且，有时还出现它与道家思想的结合。中国禅宗明显地运用像“佛性”这样的佛学词汇。然而，在某些方面，它与道家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和明显，以致人们可以说，它不过是以佛教语言表述的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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