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行（增订本）_石仲泉著_9787208140509

　　此书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书中考证了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解决了有争议的问题，记述了沿途的民风习俗、礼仪服饰、饮食特产等，汇集了大量第一手珍贵图片。作者根据在长征路上的考察，对新时期长征精神的内涵作了解读。这次增订本增加了一些全新的考察内容，弥补了初版没有涉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环节，由初版的 33 章扩充为 38章，字数增加了近 20 万，内容更加生动丰富，是了解长征历史、学习长征精神较为直观的通道。这是目前所有有关长征的著述中，内容较为完整、较为全面的著作。

　　增订本序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过去没这个感觉。小时候听大人这样说，以为是夸张的形容。那时总盼过年，热闹，能比平常吃得好些，还有点压岁钱。现在上岁数了，才知道岁月确系如此。比如，这本《长征行》是2005年脱稿，2006年出版的，一晃10年过去了，许多事情却似没多时日。这使我对“相对论”又有点感悟了。时间是绝对的，时、分、秒基本上是不变的恒数，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却是相对的，儿时觉得慢，老了却觉得快。其实，一年就是一年，十年就是十年，尽管天文学家们能算出每年有不少秒差，但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忽略不计。客观存在的实际时间，不以我们的主观感觉为转移。这也是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常识吧。
　　10年前，这本拙著获得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设立的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又到了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不少同志希望再版此书。我表示，会再版的，但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出增订本。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10年，我又作过一些考察，对“长征”有些新的认知和感悟。具体来说，主要有这么四点：
　　一是有的长征路段重走过，那些地方有不少新的变化，有的原貌一去不复返了，有的新建了许多场景；我想让这个变化与具有长征情结的研究者和读者共享。现在走长征路的人多了，但这个变化他们不一定清楚。过去走过长征路的或具有长征情结的同志，因各种原因现在不一定走得了，我将这些变化反映出来也可让他们分享。比如中央红军集结出发地赣州于都，在长征第一渡那里修建了一个大广场和纪念碑，比过去雄伟多了。贵州瓮安乌江边的猴场会议旧址现在修复了，在附近打造了许多非常壮观的景点，初步建成了令人惊叹不已的“草塘千年古邑景区”；同时由于乌江上游修了大坝，当年强渡乌江的天险江界河渡口的险景不复存在，变成了高峡平湖。再如红军长征落脚的陕北吴起镇，由过去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建设成了高楼大厦的现代化美丽城镇，成为一步跨越千年的典型代表。这样的巨大变化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国家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
　　二是对一些重要事件，有的认识深化、细化了，也有的产生了新的看法。还是按时序说，比如，在第一章扩充了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进的内容，因为讲长征，红七军团北上是为了调动敌人；红六军团西进，是探路开道。对于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来说，它们是长征的前奏曲。讲红军长征全史，不能不包括这两个军团所作的贡献。而且，我也考察了，但是在初版里讲得太简单。现在要强化这个认识，就比较展开地来写，增加了一节。尽管还没有讲充分，但充实了不少考察内容。第三章讲湘江战役，近年来又去作了考察，补走了过去没有走过的灌阳新圩阻击战旧址、全州觉山铺阻击战旧址和红三十四师的断后战场旧址。通过重新考察，除增补三个主战场的内容外，还新加了后卫部队非典型战场的内容，从而对湘江之战的认识更全面、感悟更丰富了。因此新设一目，专门论述湘江战役的时代价值，将80年前的历史与80年后的现实意义挂上了钩。在上述讲猴场会议一章，也增加了对猴场会议的历史定位一节，以凸显这个特殊会议的意义。特别是对长征中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增加了这些年研究遵义会议的一些新识，充实了许多内容，将过去的一章扩大为两章，并且新增的一章还设了五节，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对遵义会议的感悟。再如对“鸡鸣三省”会议的考察也充实了新的史料，有了新的看法。还有由于对苟坝会议作了新的考察，提升了对其历史意义的定位，将其视为遵义会议的续篇。我二到榜罗镇考察，对榜罗镇会议的定位也提高了一个档次。关于陕北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前来会师一章，在初版写得比较单薄。根据新的考察，重新改写，充实和增补了不少内容。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还增加了“陕甘宁根据地初步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一节。这些都深化、细化了10年前初版的认识。
　　三是增加了一些全新的考察内容，弥补了10年前没有涉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环节。比如，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在没能过乌江后长期独立作战，并在云南东川会泽地区过金沙江到四川西昌礼州与主力部队会合。还有红四方面军北上甘肃境内召开的漳县会议和张国焘的哭诉，在初版里没有写，这次补上了。讲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增写了过去很少知道的朱老总和彭老总在打拉池的会师，等等。特别是经过这些年对长征历史的研究，我越来越感觉到应当将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包括进去，否则是不完整的。我的这个看法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在2013年10月便与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一起考察了西路军远征河西的全过程。这样，新版增加了三章，专述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异常悲壮惨烈的历史及其所作的历史反思，强调应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战略层面看西路军远征河西的决策；应着眼于获得重要的历史资源而不是简单地追究责任来研讨一些重大方针和战术层面问题的是与非和得与失，总结经验教训，使之变为宝贵财富；还应充分肯定西路军的历史功绩和高度评价西路军的革命精神，两万多名英雄儿女血洒河西，历史不应当忘记。在最后一章“万古长存的伟大长征精神”中，由于习近平总书记近两年来强调苏区精神和井冈山精神，相应地也增加一节论述了长征精神与苏区精神和井冈山精神的关系。
　　四是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长征史料，也想与广大读者特别是研究者分享喜悦，其中尤以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0年前出版的《二万五千里》珍藏本提供的史料最为珍贵。这个“珍藏本”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向国内外宣传红军铁流奔驰半个中国的长征奇迹，毛泽东等向参加长征的全体同志发出号召，征集长征回忆录。红军将士，包括中央领导、军委领导积极响应，纷纷撰写。经过编选，至1937年2月定稿后，组织誊清复写、装订成若干稿本，其中一部转送至上海准备出版。后因形势变化和其他原因，在上海的这个本子一直未能问世。留在延安的本子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若干修改，于1955年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出版。后来流传较广的一些长征回忆录和各种长征书籍，都是以这个本子为基础或根据而编辑或撰写的。2005年上海出版的这个“珍藏本”，是以手抄稿本形式首次面世的，因而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原生态历史文本。这部手抄稿本，除了编辑的文字润饰外，它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完全是原汁原味、原始原创。特别难得的是，未经修改的《二万五千里》中的许多文章和未被收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的文章，是稀缺稀见之文。我看了这部手抄稿本后，发现不少事是过去我知之不多或未曾与闻的，还使我对有些问题得到释疑解惑。其中与《长征行》有关的一些史料，我以“页下注”形式转述在相关章节中，供感兴趣的研究者和读者参考。还有党的忠诚追随者莫雄将军将蒋介石要全部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告知中共特科人员和特科人员项与年（改革开放传奇人物项南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个“铁桶计划”情报送给党中央的传奇历史，既很重要，也很感人，需要让更多的研究者和读者了解。这样增补的结果，由初版的33章扩充为38章，字数增加了近20万字。同时，也将初版的一些差错作了改正，消除了长期留下的瑕疵，去掉一块“心病”。
　　《长征行》尽管是第二版了，但长征行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对长征的认识也就只有分号，没有句号。为这个增订本的扩充，我在2013年考察了西路军全程之后就在琢磨运筹。历经近三个年头的准备和调适，现在有了这个新稿，我如释重负，可以松一口气了。
　　经过20来年的考察和研究，应当说对长征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由于不可能涉猎所有资料，个人认识也可能有偏颇之处，再加上眼力、心力、脑力都有限，书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妥之处，特别是可能会出现不该出现的初级错误，非常欢迎进行尖锐的批评指正。
　　2015年11月15日初稿 2016年1月25日定稿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的总人数有多种说法。根据1934年10月8日中革军委公布的《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之据》中的数字：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军委纵队（红星纵队，也有说叫红安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红章纵队）9583人。上述总数为86789人。

　　问红军指战员，妇女们帮助红军洗衣。为支援红军渡河，沿岸群众和县城居民几乎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老人寿棺等一切可用器材都捐献出来，在60里长河段架起了5座横跨400多米宽水面的浮桥。为避免敌机侦察暴露目标，船排工人全力配合红军工兵部队，头天下午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保证红军每天能够顺利夜渡。不仅如此，于都人民还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在5月至7月以及9月的两次扩红运动中，上万名于都儿女加入红军，组成了8个补充团。

　　讲解员告诉我们，在红军西行远征的那些日子里，深秋星夜，月圆月缺，送别的情景非常感人。至今，那个场面久久萦绕我的脑际：于都河畔火把明，风萧萧兮江水寒；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在战马的嘶鸣中，送别的父老乡亲，凝望着远去的队伍，企盼着亲人一路平安。歌声在于都河上空阵阵回荡：九送红军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寒。问一声啊红军哥，几时人马再回还？！

　　这歌声，既让离别故乡的男儿心碎，也激励西征将士杀开一条血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这于都河不是易水，胜过易水；这送别歌声不是渐离击筑，胜过渐离击筑。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悲壮告别曲。

　　在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过程中，了解到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的上述具体情况后，我不时在想：为什么当年中央的领导要选择于都作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集结出发地？经过到长征出发渡口等地实际观察，结合赣州市党史办的研究成果，又翻阅一些红军长征史著作，对这个问题开始获得初步答案。

　　——第一，这是由当时选择的战略转移的路线和目标决定的。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虽然已经提出实行战略转移，6月，共产国际也已电复。但中央领导人对于转移的方向和路线一直未作认真思考。只是在9月初对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完全无望后，才由中革军委制定战略转移的路线和目标，选择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粤军设置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边界进湘南，沿着红六军团西进路线渡过湘江，再掉头北上湘西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巩固的根据地，尔后反攻打回，恢复中央苏区。根据这个抉择，无疑要将红军集结在便于通过赣粤边界进入湘南方向的于都地区。

　　——第二，这是由当时的战争形势决定的。从6月开始，国民党军即兵分六路同时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加强了对瑞金的轰炸。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了进攻态势，苏区地盘进一步缩小。10月上旬，中央苏区仅剩瑞金、宁都、于都、长汀、会昌、兴国、石城、宁化等县。比较完整的是于都，其他各县则只有部分地区。国民党军主要兵力已分别从北面、西北面、东面和东南面几个方向紧缩包围圈，有的县城已经失守，有的县城已处于敌军炮火的威胁之下。各路敌军直逼瑞金。唯有于都、安远一线，由国民党粤军布防。粤军担心蒋介石的嫡系乘机进入广东，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不那么卖命，以保存实力。由于都一线转移，对红军比较有利。

　　——第三，这是由与粤军首领陈济棠秘密谈判的结果决定的。陈济棠等地方军阀，曾三次通电反蒋，与之有深刻矛盾。陈济棠虽然被授予国民党军“围剿”南路军总司令，但迟迟不向苏区腹地推进。在蒋介石加紧从北、东、西几个方向进逼瑞金后，他猜测红军将放弃赣南苏区，很可能会从南路突围转移。为不在堵截红军的战斗中遭到猛烈攻击，他主动试探与红军媾和，派遣密使携信给周恩来、朱德。周、朱抓住这个机会，派潘汉年、何长工作为中革军委代表，于10月上旬，在寻乌罗塘同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三天三夜的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内容称：红军有行动时事先通报，行动只是借道转移，不深入粤境；粤军届时从防区后撤40华里。于都在地理位置上正处在借道粤军防线的要冲。红军要从西南方向突围，不能不将红军各军团集中于此。因此，于都被中革军委选择为长征的集结出发地。

　　这里要说明的是，讲中央红军最后在于都集结出发进行长征同中央机关和红军各部分别从所在驻地出发进行长征，这两者不是矛盾的。当时，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分驻不同地方，接到转移命令后离开所在地。就此而言，这就是他们各自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但是，他们（除红九军团外）又不是从所在地直接离开中央苏区各自长征的，而是奉命都先到于都集结，作好最后的准备，然后才统一地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因此，说于都是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丝毫不存在否认其他地方也是“出发地”的意思，也没有要以于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唯一标志之意。2014年10月17日，我这是第五次来到于都。这次来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纪念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和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0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念广场扩大了，纪念碑更雄伟了。我在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再次充分肯定了于都人民对创建中央苏区和红军长征从这里集结出发所作的巨大贡献。我将其称为赣南苏区“金砖四县”之一。

　　二、报捷的五岭三关

　　2004年10月，我到江西赣州参加“纪念中央红军出发长征70周年理论研讨会”后，在相关党史部门同志的帮助下，我补走了中央红军通过的前三道封锁线地区，从而填补了此前两年没走这段党史的遗缺，也填补了《百年潮》连载我的红军长征系列文章时出现的这个空白。

　　毛泽东的《长征》诗，在实写中央红军长征的历程时，讲的“五岭逶迤腾细浪”，就是表现红军通过第一至第四道封锁线的情景。“五岭”，分布于江西、广东、湖南、广西四省区交界的南岭地域，系指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等岭。红军从赣南于都等地突围出发后，即沿着这四省边境的五岭山道向西前进。我以为，此诗中的“腾细浪”，主要是表现中央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的情景。因为过这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打胜仗了，红军将士的心境好。这样，在他们看来，险峻的五岭绵延起伏，也不过像水面吹起的细小波浪。国民党军队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仍属“五岭逶迤”地区，但红军通过起来非常艰难，很难有“腾细浪”的感觉。这在下一章要讲的。这一章就说说中央红军是怎样“腾细浪”的。

　　古陂新田打胜仗

　　中央红军在告别亲人，过于都河后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万里征途。当时的行军队形分为左中右三路，由左右两路主力掩护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前进。1934年10月19～20日，红军主力部队即进入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设置的第一22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自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就在构筑。它位于中央苏区西南的信丰、安远、南康、赣县一带，重点在信丰、安远一线，是一条以桃江（即信丰河，流经安远、信丰、赣县等地）为天然屏障的，南北长约250里、东西宽约100里的弧形封锁线。这道封锁线筑有数百个碉堡，在每段碉堡线上设置了铁丝网、深沟、暗堡等三层防御工事，故陈济棠称，这道封锁线“铜墙铁壁，坚不可摧”。构筑这道封锁线，主要旨在阻止红军进入广东。他布置了4万兵力。信丰位于赣南中部，桃江中游，也有悠久历史，自唐以来取“人信物丰”之义，定信丰县名。由于毗邻闽粤两省，素为战略要地。大革命失败后，朱德、陈毅曾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信丰进行整顿。从1930年起，该县逐渐由小部、大部，及至全部成为中央苏区地域，并是其西南门户。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中革军委发布突围命令，首先要求前卫部队占领信丰的古陂、新田地区，渡过桃江，继续挺进。在越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红军领导机关虽然将红军“借道”行动已通知了陈济棠，但陈济棠接到红军通知后，未来得及下达给前沿部队。因此，10月21日，红军各军团开始突围后，双方仍展开了激烈战斗。粤军前方部队在得到陈济棠示意后，才作稍事抵抗，陆续撤出封锁线，闪开大道，让红军主力西渡桃江。

　　中央红军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打了五六仗。我在2004年11月2日、3日在信丰考察了四个战场旧址。其中有：

　　——新田百石战斗。这是中央红军转移突围即开始长征打的第一仗。百石距县城有120里，属于新田管辖，土路难行，我们是乘越野车去的。这一仗是由当时担任左前卫的红三军团打的。1934年10月21日上午，红三军团四师在向百石、古陂摸索前进时，被守敌发觉，双方接火，战斗提前打响。我红四师发起冲锋，攻击百石高地碉堡。守敌弃堡逃命，躲进一个被称为“万人祠”的大堡垒，实际上是客家人住的更为坚固、封闭的围屋。我军在对龟缩“万人祠”的守敌展开政治攻势无效的情况下，于傍晚用迫击炮将其摧毁，全歼顽敌。但是，在这场战斗中，在前沿指挥作战的四师师长洪超不幸被流弹击中，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洪超师长是我们湖北的黄梅人，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湘南暴动，担任过朱德的警卫员，并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自1930年始，他就在红三军团任团长，从1932年起就担任过几个师的师长，是彭德怀非常喜爱的一位优秀的战将。他牺牲时25岁（前述牺牲的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比他还年轻，才22岁）。彭德怀在含冤去世前，还记得这位老部下，要身边的人不要忘记洪超，他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因此，听说洪超师长的遗骨就葬在金鸡圩金鸡村边的山上，我们表示一定要上山去凭吊。我们没想到，上山的路已长满了半人深的茅草，洪师长的墓是一个小土包，没有立碑，野草丛生，旁边是当年挖的很深很宽的战壕，若不是乡长带着我们来，很难找到。青山到处埋忠骨，我们在墓前为我的这位大老乡——英雄的师长、长征的山鹰默哀致敬。

　　——古陂战斗。古陂距县城50多里，前清以来商业比较发达。在赣南有“头唐江，二古陂”之称。1934年红军突围时，这里是粤军防守第一道封锁线的第一师师部所在地，为重点防御区域。在红三军团攻打百石的那天下午，红一军团先后在新田圩和金鸡圩展开攻击，歼敌600多人。敌副师长逃至古陂的师部准备固守，但结束百石战斗后的红四师乘胜追击至古陂，与敌遭遇，战至午夜。次日拂晓，敌军仓皇向安西逃窜，我军占领古陂圩，缴获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

　　——安西战斗。它发生在今安西b镇附近，离县城60里。这是一场比较激烈的战斗，我们看了老鸦洞战斗和桐梓岗战斗两个战场。这都是山头，粤军收容兵力万余人枪，构筑工事作最后堵截。10月22日中午，红军先头部队追抵这里，突遭袭击，损失不小。后续部队再次冲锋，与敌反复争夺，战至次日，虽将敌三面包围，但终因敌占据有利地形，未能拿下高地。红军为争取时间，迂回别处前进。守敌唯恐红军断后，大部都回撤广东南雄。

　　红军各部在渡过于都河后，相继歼灭驻守信丰古陂、新田、安西，以及安远版石等地敌军，至10月27日，所有部队从多处过了桃江，完全摧垮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对此，陆定一当年有诗赞曰：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

　　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腾越庾岭袭汝城

　　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军队尚未看清红军的战略意图。粤军已将主力撤至赣粤边界，仍防红军进入广东。湘军何键部队一时未驻赣湘边界，湘南仅有地方武装把守。据此，红军沿着赣粤和湘粤边界，向湘南的汝城一带推进。担任左前锋的红一军团进入广东，沿赣粤南侧向湘南推进。右前锋红三军团进入大余境内，沿大庾岭北麓向湘南推进。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虽未摆在湘南，但已电令粤军和湘军火速调兵，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城口一带构筑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1934年10月下旬，粤军从北、南两面向大庾岭两麓进逼，对红军夹击。红军予以反击后，从大余进入崇义，翻越高山，向汝城、城口进军。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端，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的交接部，是湘、粤、赣三省交界之地。县境内多丘陵和山地，概称“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加庄园”。这个县历史悠久，从东晋以来就设置县制。有趣的是该县既毗连三省，又水注三江。县境为山字形地质构造，县城地势高，四面环山，周围海拔渐低，水系呈树枝状，向东西南辐射，形成“溪重涧复，万派倒流，实踞湘、粤、赣三省之上游地”，众流直向三面委输的奇观：即西有30余条支津注入湘江，东有20余条支津注入赣江，南有10余条支津注入广东北江。由于遍布矿藏和水能资源，县内有丰富的地热。距县城不远的热水圩，有湖南省面积最宽、流量最大、埋藏最浅、水温最高的热水型温泉，史称“灵泉”。红军来过这里，至今还保留有“红军池”，池边还有当年红军刻的标语。

　　汝城是共产党和红军活动历史较多的一个县，为湖南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之一。毛泽东和朱德都率军来过这里，朱德还来过多次。过去我们都知道朱德遇险、又以称“伙夫头”脱险的故事，但不记得就发生在这里。1927年10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与汝城相邻的江西崇义活动。那时，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范石生任国民党的军长正驻防汝城。为与范石生建立反蒋的统一战线，党中央同意朱德到汝城与范谈判。11月中旬，朱德一行至汝城附近的濠头圩宿营，他本人住祠堂。半夜，土匪偷袭，包围了祠堂，朱德躲进厨房，顺手系上伙夫围裙。土匪头目见到朱德后问：你是什么人？他答道：伙夫头。匪徒见状——身着旧军装，脚穿草鞋，便信以为真；又问：朱德在哪里？朱德指道：就在后屋里。匪徒们扑向后屋，朱德迅即从窗口跳出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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