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这套诗丛，我们的初衷就是不希望真正诗人的心血被人群漠视、被社会漠视。作为出版人，我们更相信社会不可能被物质全盘主宰，更多的读者会渴望精神的营养，我们的社会更需要这样的精神吸收。
第二辑“后花园诗丛”推出的两本诗集——聂作平的《灵魂的钥匙》和舒丹丹的《蜻蜓来访》，其特点如下：
1.两位诗人的作品都是言之有物的诗歌，不是一味追求或玩弄技巧的诗歌。言之有物是真正创作的最大特点。两本诗集的作品充分反映了两位诗人进行创作的明确目标。那就是在介入生活和介入诗歌时，紧紧扣住了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并完整地将其反映出来。
2.两位诗人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诗歌创作来说，正是到达他们创作的黄金年华和顶点。诗人自身的思想成熟和创作本身的成熟都保证了他们的作品质量，同时，旺盛的创作精力构成他们都诗歌的创作激情。成熟与激情，是他们共同的诗歌特点。
3.这两本诗集均是他们目前在国内出版的首本诗集。诗集收录的是他们目前全部诗歌创作的精华，其中既有他们获得全国诗歌大奖的精品，还有他们最近创作的新作。不少诗歌是他们在诗集中的“首发”之作。
作为出版者，我们将在首辑“后花园诗丛”的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在宣传推广和营销策略上，对第二辑“后花园诗丛”进行全方面推介，为打造全国一流的诗歌丛书作出我们不懈的努力。
《回到心灵的诗歌》
世事一场大梦。成都平原的初夏，蔷薇花期刚过，枙子香味正浓。无端数夜疾雨，雷声隐隐，风过如啸；白日里，却又阳光清朗，满园绿色深沉从容。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季节，我正在干一件相当古典的事情：整理诗集。
时光匆匆，人生不过白驹过隙。恍兮忽兮之间，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一代，我即将走向知天命之年。尚记得三年前，一个朋友举办他的五十大寿时，很有创意地将其命名为期中考试。那么，我也将面临期中考试，我也将检点自己的前半生。
这四十多年间，我的个体生命从婴儿到儿童，从儿童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我的安身之地，由乡村而小镇而县城而市区而省城；我的职业从学生到秘书到编辑到自由写作者。这些表面的变化看起来差异起伏，但骨子里真正的东西却没有多大变化。窃以为，总结前半生，其实无非六个字：读书，行走，写作。
读书既是充电也是娱乐；行走让我知道世界上与我不同的它处生活；而写作，它带来必需的金钱养活我与家人，带来必需的名声满足可爱的虚荣心。像许多人一样，我的写作也是从诗歌滥觞的；并且，在最初的好多个年头里，诗歌虽然不是我的惟一创作形式，却是主要创作形式。从发表处女作的高中时代――约在1987年，到参加工作后的1996年，偶尔为之的散文外，诗歌一直是我的主要创作形式。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是把我当作诗人来看待的。或者说，文坛――如果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鬼东西真的存在的话――之所以知道我，也是因为诗歌。我记得，94、95年的诗歌写作高潮期，我一年能在《诗刊》、《星星》和《诗歌报》等主要诗歌刊物发表十来个组诗。
多年来，我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前些天翻检旧日记，我惊讶地发现，十多年前的1997年到1998年间，那是我生命中最绝望的时期，一方面大量写报纸副刊短文为稻梁谋，一方面却大量写诗。几年后，当生活有了转机，报纸副刊短文固然不写了，但诗歌，也同时渐渐淡出。我搞不清这里面都有些什么样的深层原因，但可以坦承的一个事实是：我离诗歌越来越遥远。其情其景，就像一条原本水量丰沛的河流，流着流着，突然变成了涓涓细流，进而渐渐消失。于是，后来人们已经不把我当作诗人，而是当作作家或者学者来看待了。
这种遥远，既是有意为之，也是无意为之。所谓有意，比如我很少参加诗歌圈子的活动。多年来，诗人们一直有拉帮结派，互相捧杀或棒杀的传统，对此，我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我明白：真正的诗歌不是依靠圈子能捧上天或打下地的。所谓无意，则有两个方面，其一，诗歌毕竟是一种有缺陷的文体。有许多内容，我们无法用诗歌来表达，而我又有向这个世界表达的冲动，我就得选择诗歌之外的其它体裁。但是，我固执地认为，诗歌有局限性，诗意却没有局限性。在任何文体之中，你都可以而且应该注入诗意的元素。其二，写来写去，如果没有突破，那也只是量的积累。如此批量生产，哪怕一年写一千首，其实也等同于一首。
所以，我离诗坛很遥远，我已经有好些年没有发表过一行诗了。没发表，并不等于没有写。事实上，我仍然在写。只是，与当年的疯狂相比，现在比较平静，一年的产量大概不超过十首。这些诗，没想到要拿出去发表。惟其如此，写作之时，心境是自我的、自适的、自足的。我原本只想写给自己，只想抒一时之情而已。我可以不考虑他人，不取悦读者，只考虑自己，只取悦内心。我知道，到了这一步，我终于接近了诗歌的要义：诗歌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感动，是最敏感的内心向世界的主动坦白，它具备的是一种安静而浩大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我而言，诗歌就是一条内流河。但就像在内流河消失的地方，它曾经丰沛的河水转入地下之后，仍然在我们看不见的大地之下滋养万物一样，在不以诗歌为主业的年头，诗歌仍然一如既往地丰润我的创作。
我的生活越来越世俗，越来越不像诗人――记得，当年开始有媒体称我是青年诗人时，我曾经多么骄傲，那种巨大的眩晕，比今天接到美女的约会电话更让人浑身酥麻。
现在，我出没于这座灰白的城市，吃饭饮酒，喝茶打牌，间或去远方走一走。在这种世俗的生活中，我能感觉到最真实最生动的幸福。说实话，世俗生活给我带来的快乐，要远远超过诗歌。
然而诗歌依然是我生命中的永恒存在，比如在远行的列车上，我会写上几行；比如夜深人静，雨打窗棂时，我会写上几行；比如每年春节回老家，在弥漫火药味和酒肉味的小镇，我同样会写上几行。其实这已经足够了――诗歌从来就不应该占据一个诗人生活的更大空间。诗歌更不需要诗人哭着喊着要把一辈子交给它。诗歌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不会是一种需要以世俗的幸福为抵押才能靠近的怪物。记得去年在某地开会，我看到当地出版的一本期刊的封面上，赫然印着这么一行大字：“为了诗歌，我愿意清贫一生”。当即，我表示反对。我以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如果它不能给它的创作者和接受者带来幸福、希望，而是只带来苦难、绝望，那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诗歌总让我联想起两个小故事。
故事之一：从前，有个人为了学习屠龙术，花掉了家里所有的财产，总算如愿以偿。不过，学成之后才发现其实没什么鸟用――他根本没法找到可以一展身手的龙；
故事之二：音乐家弹了支曲子，乐盲问他：你弹的是什么意思？音乐家只好把刚才的曲子又弹了一遍，然后对乐盲说：就是这个意思。
诗歌既像屠龙术，也像音乐家自弹自赏的曲子。也就是说，我们时代的诗歌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奢侈的，缺乏实用价值的；第二，它是自我的，内心的，不足为外人道的。
因而如果有人要问：诗歌有什么用？我只能说，诗歌就像屠龙的本领。屠龙术有什么用，诗歌就有什么用。如果有人再问：这首诗是什么意思？我只能把这首诗给他轻轻地念一遍：就是这个意思。显然，在这个日益浮燥和喧哗的工商技术时代，诗歌已经与国计民生、与庸俗的或高尚的生活几乎呈完全不相交的平行延伸。它业已成为一门异常小众的艺术――幸好，我们依然得承认，它还算一门艺术。
在人们印象中，诗人常常是可笑的，不合时宜的――事实上也基本如此。就我所认识的诸多诗人、参加过的少量诗歌活动而言，你总能看到这些可笑份子的存在，他们要么以狂或佯狂来表达他们的特立独行，要么以不近情理、不事营生直接暴露了对现代生活的束手无策。幸好，我知道，这些人并不代表真正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也并不代表真正的诗歌。
这些年来，我的阅读诣趣日益个人化。大体说来，由文学转向史地，由当代上溯古代。诗歌毕竟是有限的，不论它的外延还是内涵。在文史，在地理，甚至在科技的阅读中，你其实更能发掘出诗歌本身所缺少的另一种更庄严更雄浑的诗性：浩瀚星空难以想象的庞大神秘，微观世界的一花一世界，人类走出非洲的不绝如缕，星球运行的惊人严密，几十个王朝前仆后继的轮番登场……这一切虽然都与诗歌无关，但其中所蕴含的诗性，却是任何一首诗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面对这种横空出世的天造诗性，任何诗人都必须保持永远的缄默。
是的，这是我的第一诗集。我知道，像我这种以诗歌写作起步，二十多年后才出版第一部诗集的“诗人”，可能已经很少了。这似乎也是一个无意之间造成的寓言：在心中给诗歌留下一方小小的角落，这已经足够了。如何让诗歌真正回到心灵，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最人性的感动，要比任何单纯技巧上的探索更重要，就好比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如何走得脚踏实地，要比学会花样滑冰更重要。当我面对夏夜的星空和春天的花朵，忍不住突然有一种微微的心动时，我知道，我的确还是一个诗人，一个四十七岁才出版第一部诗集的诗人。
2016．6．14 于蓉城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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