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出版界数十年,集出版家、评论家、专栏作家多重身份于一身,俞晓群作为一个“爱书、懂书又做书”的出版人,“真懂且爱文化”,他对出版行业的机敏洞见,点滴萃语汇总成“经”,真知灼见俯拾皆是。说人论书,林林种种。同样的配方,新鲜的材料,实实在在的“干货”,亲切有味,开卷有益。
◎俞晓群搜集两年多专栏文章结为本集,追忆过往为书往事、阅读经验与自身的出版经历,尽抒痴书之爱与出版情怀。内容耐看,掌故纷多,任性敢写。犹如江湖百晓生,逸闻轶事,如数家珍;英雄相见,各显神通,令人眼花缭乱。你可以把它当作做书“秘笈”,看门道;也可以把它当出版八卦,看热闹。
◎全书搭配特色书影若干,书为图说,相得益彰,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有温度的情怀地图。宛如穿越一条“封面”流变的河流,按图索骥,可让情怀安放在书本之中。
我一直接受那样的观点,即书与其他商品不同,许多时候,它不是越新越好,而是越旧越好,因为新书上市,需要有一个沉淀的过程,被读者筛选出来的好书,许多年后还有人找、有人买、有人看,往往才是有价值的。
有才华的人总会不安分,跨界的能力常常是才华大小的重要标志。
人生之旅,面上千奇百怪,实则大同小异。智者多思多虑,双成者是有的,如钟叔河先生;多成者也是有的,如叶圣陶先生;一事无成者更是满视野。
编辑要有两支笔,一红一蓝,红笔改书稿,蓝笔写文章。写什么文章呢?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爱好不同,志向不同,所作所为也会不同。
序
一个“三○后”的想法
沈昌文
我生于一九三一年,是个十足的“三○后”。我具有“三○后”的种种特色。
像我这种“三○后”,最痛恨的是当年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亲眼目睹那时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蒋经国、王云五……在我们那时的眼里,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长大以后参加出版工作,不久就碰到胡适思想批判。那时我还没有资格做责任编辑。但眼看批判他的文集一本一本出来,相信这胡某肯定是个大坏人。那套书的编辑刘大哥,中午共餐时常给我讲些故事,让我长些知识,是我的一位恩师。一天他说起这套书要改用三联名义出书,我听了莫名其妙,不知上面究竟有什么意图。因为那时用三联名义出的书都是低人一头的。
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慢慢懂得,对事情要全面分析。我们当然不应该把过去认定的坏人坏事都变成好人好事,但好者未必一切都好,坏者不是一切都坏,都要一一具体分析。
我说过,帮我具体认识王云五功过的是俞晓群。我退休以后,在他的领导下,编印“新世纪万有文库”,便使我好好地学习一下王云五。我于是懂得,五十年代金灿然前辈他们把“一划二垂三点捺”改为“划一垂二点捺三”,有其高明之处,也有不足之处。
晓群兄现在把对民国出版史的研究逐步扩大,他这位“五○后”的这种研究路径我非常欢迎。
还顺便说说,俞晓群现在关于出版史研究的种种构想,我以为都根源于他在二○一二年说过的一句话:“文化是出版的终极目的。”为这句名言,我这“三○后”甘愿当他这“五○后”的“粉丝”。
二○一六年五月
肆拾玖
伟大的奥玛(上)
两年前,台湾出版家吴兴文来到我办公室,他将一本《鲁拜集》放到我手上,引起我出版该书的欲望。尤其是桑格斯基为《鲁拜集》制作的特装版《伟大的奥玛》,它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更加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但我也知道,早在十九世纪,英国就有人叹息:“《伟大的奥玛》啊,总会有厄运相随。”那么,厄运何来呢?我的这一番追随,是否也会遇到厄运呢?下面,容我一一道来:
《鲁拜集》是一本奇异的诗集。他产生于十二世纪的波斯,一位算学家、哲学家奥玛·海亚姆之手。那诗句浪漫而华贵,倾诉着人世间及时行乐的快慰。他轻视神的妄想世界,主张人要自由自在地生活。结果海亚姆的放荡不羁惹怒了教会,认为那是一些“亡命之诗”,文字像蛇一样邪恶,充满了罪恶感。海亚姆感到了生命的威胁,他来到麦加,向神祷告,决心不再写那样的东西。
其实也不必再写了,现有的存在,已经决定了奥玛的伟大!尤其是十八世纪,又一位伟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出现。他发现波斯文化中海亚姆的诗集,并且将它们译成英文。菲氏翻译不单是再现,更是伟大的再创作,一个“死亡与享乐的混合物”,随着优美的诗句流淌出来,《鲁拜集》很快引人关注,吸引着艺术家们蜂拥而至,画家为它画插图,装帧家为它做版式,出版家不断推出各种版本。
二十世纪初,英国最优秀的装帧设计家桑格斯基,同样没能逃过《鲁拜集》的诱惑。他深深迷恋波斯的艺术风格:浓密的藤蔓盘绕,紫色葡萄的醉意,低垂着长长羽毛的孔雀,羽翎上闪亮的斑点,不就是人们梦中的满天星斗,或魔鬼的笑意么?桑格斯基一生追求,要把它们刻画到《鲁拜集》封面上。他先做一只孔雀的版本,羽翎镶上宝石;再做两只孔雀的版本,版面镶满宝石;当他做到三只孔雀时,装帧艺术的表现,渐臻登峰造极,每一颗宝石的色泽与镶嵌,都有了生命的感觉,一块块真皮拼接的画面,像上帝创造女人皮肤一样,不断走向极致!此时,艺术已经化为一种诱惑,让桑格斯基与波斯人思想吻合……我想象,每当夜幕低垂时,每一块宝石,都是一只魔鬼的眼睛,闪啊闪,五光十色。天堂中的那一条蛇也来了;还有一把波斯古琴;还有一个白森森的骷髅头,被镶嵌在书的封三上:断落的牙齿,深陷的眼窝,原本恐怖的存在,四周却铺满妖艳的罂粟花!
英国人为桑格斯基的《鲁拜集》——《伟大的奥玛》陶醉!美国人立即开出八百英镑高价购买。但是,当奢华走向极端时,上帝惊动了,天使与魔鬼都来围观。厄运像梦中的微风一样,无声无息,悄悄降临:去美国拍卖,由于税收的争议,未能入境;回英国拍卖,遇上经济危机,只以四百多英镑卖给美国人;书被装上去往美国的邮轮,又赶上工人罢工,邮轮停运;最终这本《伟大的奥玛》,被装上那艘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几天后,书随着大船沉入海底;三个月后,设计者桑格斯基为了救人,也不幸溺水身亡,时年只有三十七岁。
船沉了,书落入海底,桑格斯基也去了。就这样,一点点积小厄成大厄,常言“自古才命两相妨”,真是这样么?谁知道呢!关键是《鲁拜集》的诱惑还在,厄运还在继续相随。
伍拾
伟大的奥玛(中)
桑格斯基去世之后,他的合作伙伴萨克利夫,收藏好桑氏留下的烫金版、黑白玻璃板底片和设计图样,不再做《鲁拜集》。但他两年后制作济慈的《诗集》,封面嵌满珠宝,以一千四百英镑售出。十年后,他拍卖一百二十多本昂贵的书,大多被美国人购买。
此时,萨克利夫的侄子斯坦利·布雷来到公司学徒,大约十年后,他偶然在公司保险柜中,发现那本《伟大的奥玛》原始资料。布雷知道桑格斯基的悲剧故事,他在好奇心驱使下,打开了那个“所罗门的铜瓶”。艺术的幽灵飘荡出来,迅速占满布雷的身心。即使他知道父辈们的告诫,那本书一直有厄运相伴,布雷还是在命运之神引导下,决心按照这些资料,将泰坦尼克号上那本《鲁拜集》再现出来。他瞒着叔叔,利用业余时间,在家中整整做了七年,终于再现了那本《伟大的奥玛》。
三只孔雀,一千零五十颗宝石,精致的工艺,几乎与桑格斯基的手艺分毫不差!见过的人,都会惊呼:“My God!”是啊,我的上帝,接着“二战”爆发了!德军的炮火,炸毁了安放那本书的银行,在高温之下,收藏在铁箱中的《伟大的奥玛》,纸张化为灰烬,羊皮封面化作黑乎乎的一团,只有一颗颗宝石还在。布雷忍着悲伤的心情,将它们挑拣出来,他是一个极其坚强的人,绝不会向厄运低头。果然在他人生旅途的最后几年,他又用那些宝石,再次装点出一本《伟大的奥玛》,现存于大英图书馆中。
时间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位二十几岁的英国青年罗勃·谢泼德开始学习书籍装帧艺术。历经二十几年,他见过许多珍贵的经典书籍,但罗勃还是最崇拜当年桑格斯基设计的《伟大的奥玛》。此时的欧洲,布雷等前辈纷纷离世,传统书籍装帧行业已经衰落,罗勃却出手阔绰,收购了几家百年老店的品牌和遗存资料,其中就包括桑格斯基那家公司。那么,罗勃是靠什么财力来支撑自己这样的举动呢?前些天我们请罗勃来中国做讲座,与他聊到这个话题,罗勃只是说,这确实是富人做的事情。从他的言谈中,可以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一直陪伴他的杨小洲觉得,罗勃是一个“富二代”,他本人生活讲究,注重细节;他父亲是生产威士忌的老板,很支持他的艺术追求。二是罗勃是一位欧洲古旧书鉴定专家,在中国做讲座期间,他曾经对两本《鲁拜集》进行鉴定,所言分毫不差,甚至能说出,某个版本是在哪个书店买的,哪家书店仅存一本云云!
言归正传。上面说到罗勃收购桑格斯基的公司,不久,当年布雷打开保险柜,看到《伟大的奥玛》制作文件时的那一幕,又在罗勃身上发生了!结果,罗勃也毫不犹豫地打开“所罗门的魔瓶”。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急于再造那本《伟大的奥玛》,而是运用电脑技术,将那些一百年前的黑白照片加以分析、涂色,最终将那本书金碧辉煌的封面,又完完整整地再现出来。
本世纪初,在翻阅资料的基础上,罗勃写出一本书《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为了怀念前辈,罗勃的书采取复古的主题:他专门铸造铅字,沿用传统的铅字印刷;书中的彩图,采用特殊纸张,另行印制,然后手工粘贴在书页上;正文的字体、印刷油墨、纸张出处等等,都有说道。这本书的纪念版仅印一千册,编号在欧洲与美国上市,凡购买者,随书赠送一张图画,就是罗勃用电脑再现的那张《伟大的奥玛》封面,对开本原大!
伍拾壹
伟大的奥玛(下)
时间来到二〇一四年十月,两位中国人来到伦敦一家书店,其中一位叫吴光前,另一位叫杨小洲。他们受我之托,调研欧洲书籍装帧现状,顺路了解一下那本《伟大的奥玛》。
话说此前,我从董桥文章中,知道一些泰坦尼克号上那本《鲁拜集》的故事,若隐若现,愈发激动了我的好奇心。小洲是艺术家,他的艺术冲动与单纯,在今日世俗社会中,已不多见。几年中他设计出版几本“山寨”西方书装的书,极具奇思异想。他知道我对《鲁拜集》等西书装帧有兴趣,大为兴奋,不提任何要求,一定要加盟进来;我也为他的热情与才气感动,一定要他进来加盟。于是有了上面伦敦书店那一幕。
两位推开店门,还未开口,迎面看到,一张对开本展开的封面图片——《伟大的奥玛》!这这这……小洲一时激动,有些眩晕。立即开口要买,店员说:“不卖。”问:“为什么?”店员拿出了罗勃·谢泼德《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一书说:“买这本书,可以赠送此画。”那书是编号、签名、八开本,全书不足百页,薄薄一册售二百英镑。无奈,他们只好买下书,小心翼翼地将那幅封面画装入画筒中。记得两位回国后,进入我办公室,先将那个画筒递上来,我后来想,他们当时一定想说,花二百英镑买了一幅《伟大的奥玛》的封面画,附赠一本书!大幅的封面铺开,几乎覆盖了整个茶几,一眼望去,确实让人大呼惊艳。但是,当我们平静下来,细细翻读罗勃的书之后,再度受到震动。我们一致承认,罗勃不愧为西方传统书籍装帧大家,他的那本书,从内容、材料到印装,实在地道好看,是我们这些同道需要追随的楷模!
于是小洲开始与那家书店联系,寻找罗勃,联系版权。从去年年底启动,小洲率领他的夫人兼翻译,还有出版社曹巧丽等人,经过两个多月忙活,总算把书做出来了。我又提出,三月请罗勃来中国做讲座、签售,就讲《伟大的奥玛》的故事。结果又一阵忙活,罗勃答应会来,时间定在三月十八日,在北京、上海两地做讲座。时间一天天逼近,我们的宣传一点点升温,到了罗勃上飞机的那一刻,我与几位同事还击掌相庆,认为万事俱备,只等明早接机。正在此时,小洲接到罗勃用手机发来的邮件,他因为没办签证,无法登机!
这这这……此时小洲再次感到眩晕,血压也升上来。无数胡思乱想,一并涌上心头。难道是我们动静太大,又引来天使与魔鬼的围观?难道是罗勃骗了我们,他不是跨国公司的老总,不然他怎么会不知道要签证呢?难道他平时回复邮件很慢,不是因为很忙,而是在拖延?接着小洲自己的那本小书《伦敦的书店》出版,也遇到麻烦,迟迟难以上市;这边我们还要忙着推掉一切活动安排,向合作伙伴说抱歉,说好话,说罗勃还会再来。我心中暗想,难道那传说中的厄运,真的尾随而来?
结果到了愚人节前夕,罗勃终于来了。老先生六十三岁,每天睡五个小时,依然精神抖擞地工作。在中国的三天时间里,他在复旦大学、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外文局做了三场讲座,签了一千多册书,还在临行前观光故宫两个小时。我们交流顺畅,谈了很多极好的意向。最终我问他:“我们可以联手制作中文版《伟大的奥玛》么?做此事,会有厄运伴随么?”他笑着说:“当然可以。当然不会有厄运,制作《伟大的奥玛》的布雷,就活到九十几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