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青春岁月》这部长篇知青纪实文学作品是我用了五年多时间完成的。为把事物本真的一面呈现给读者，真实地再现当年北大荒知青们靓丽的年华与苦涩的青春，经多次易稿，终于停下笔来。
我也是下乡知青，有过六年插队农村的经历，按说写这部作品理当得心应手，但当我动起笔来才发现这部作品写得好难好难。因为作品里的人物毕竟还健在，所以就很不好把握，写深了不是，写浅了又觉得没滋没味。
丈夫总爱讲起当年他下乡在北大荒农场的故事，他的故事篓子里有讲不完、道不尽的人和事。那人、那事、那情、那景印记在了我的脑海里，慢慢地便在我的眼前鲜活起来。后来，我就把这一段段小故事整理出来，打算到古稀之年拿出来看看，权当对韶华的记忆。小故事听得多了，于是我就有了要写一部有关当年北大荒知青生活纪实文学作品的欲望与冲动。想法一提出，丈夫不仅没反对，而且还为我的写作出谋划策、创造条件。
2011年6月1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百余名沪哈两地知青相隔四十余载在哈尔滨聚会，并将重返下乡之地——嫩北农场。机会来了，我这次一定要亲眼见见丈夫故事篓子中的那些人。
自得知沪哈知青在哈相聚的消息，丈夫如孩子般欣欣然，脸上绽开了花。他心驰神往，恨不得一下就能见到久别的荒友们。他提前买好了火车票，盼望着，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我们乘着快速列车抵达了哈尔滨，急匆匆赶赴沪哈知青下榻的酒店。然而，当年那些朝气蓬勃的靓男倩女们都已进入了耳顺之年，容颜已改，早年熟知的荒友面面相觑而不相识，待各自报了家门后，大家才从岁月雕琢的脸庞上觅出了当年的青春“真容”。
第二天，荒友们坐上火车奔赴北大荒，奔赴他们的第二个故乡——嫩北农场。由于工作原因，我们没有与之同行。
我们在哈尔滨与荒友们相聚仅仅三个多小时就匆忙离开了，但它给了丈夫太多的感慨、太多的回忆、太多的快乐！也给我对故事中的人物有了第一印象和感悟，以及对其后的落笔有了些许的联想。
在其后的日子里，我们多次回到丈夫的老家哈尔滨，又去了上海亲自与荒友们攀谈，更多的是在电话里采访。
我们还借放假之机，举家踏上了让丈夫魂牵梦萦的那片辽阔的黑土地。金秋十月，庄稼早已收割完，成排的拖拉机正在翻地作业，那一排排、一行行的长垄，犹如整齐排列的卧龙跃跃欲飞。昔日的场部已成了现代化的城镇，职工们都已住进了楼房。
丈夫在记忆中寻觅着当年十一分场（原干校）的宿舍、食堂、水井、机耕队??变了，全变了，找不出当年的半点模样，只有通往柏根里的那条老路没有变。还有一间当年指导员家住的土坯房因拆迁纠纷而遗留下来，但已是残垣断壁了。
十一分场又恢复到了知青下乡前原畜牧场的功能，养起了奶牛，相比之下，如今规模大、设备全，实现了现代化。
西山的柞树林，干枯的柞叶在萧瑟的秋风中窸窣作响。我们走在当年养蚕姑娘们走过的小路，遥想着她们养蚕的艰辛生活。儿子眼尖，但见柞树上还有几枚采摘之后落下的蚕蛹裹在丝的屏障里，悬吊于枝叶上摇曳着。
建边农场九连更是找不到往昔的陈迹。那里野草丛生、荒漠无际，远远望去，仅有梁久的墓碑和坟茔还在那里，显得十分孤寂、凄凉。这让我联想起当年九连知青创业之艰辛。
在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被故事中的人物所感动、所震撼、所悲伤，竟多次落泪而不能自拔，在我灵魂深处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洗礼。无论当年的青春岁月是怎样度过的，是抑郁还是寡欢，是美好还是绚烂，是迷惘还是困厄，是欢乐还是幸福，总之，都已融入了历史。
当年热血的知青已把最宝贵的青春、美好的梦想、希望的企盼扔在了那片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上。悠悠四十余载，依依不了深情，光阴荏苒，青春已逝，我们不再年轻，我们不再彷徨，我们要把扔在北大荒的青春重新拾起、珍藏，唤起荒友们封存已久的记忆。
知识青年是不幸的一代，他们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返城后又面临着各种各样新的挑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去的经历对每个人都是一笔财富，它磨炼了我们的意志，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也使我们更加珍惜现在。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而转瞬的青春更显得那么珍贵，是当年的知青把最珍贵的年华献给了那片黑土地，把最美好的青春珍藏在了北大荒。
时间的久远，当事人记忆的模糊使有些事情已经无法考证了，加之书中百余人物，且故事头绪繁多、错综复杂，尽管我谨慎下笔也难免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敬希见谅。
这部作品即将付梓出版，它不仅仅是我个人抛洒的汗水与心血，还得力于众多北大荒知青和朋友们的鼎力支持与帮助，以及丈夫帮我校稿，上大学的儿子忙里偷闲为我的作品画插图，让我好是感动。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不能一一致谢，在此由衷地一并深表谢意！
二○一六年五月一日于长春
第一章
驶向北大荒
一
往年，哈尔滨的初冬并不那么冷。晶莹剔透的雪花纷纷扬扬，嬉笑着摸你的鼻子，挠你的脸，凉凉的、冰冰的、痒痒的，若是用手一抓，它同你玩起了捉迷藏，不见了，变作了小水滴。房檐上倒挂着的冰溜子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参差不齐，如同一把把形状各异的锋利巨锥，直指大地。房子白了，像神话里让人遐思的小木屋；树木白了，似仙境里圣洁的玉树琼枝；地上白了，仿佛铺展着接天连壤的银色地毯。银色的世界里，绽开笑脸儿的孩子们在炫目的日光下打雪仗、堆雪人、踩脚印，玩得天翻地覆。
1968年的初冬不知咋的了，天嘎嘎冷，老天爷还总板着脸，几天不开晴，整个城市上空仿佛罩上了灰色的暗纱，让人压抑得喘不上气来。
11月21日这天下午，哈尔滨火车站的站台上人山人海、吵吵嚷嚷。披挂着艳丽彩条、佩戴着一朵大红花的蒸汽机车头趾高气扬地鸣笛欢叫着，好像骄傲地告诉人们，它要去完成一项伟大使命，要把这些“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们送到祖国的边陲，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这是一趟向北开往嫩江县的专列，装载着去往嫩北农场的知青们。
十七岁的刘学军趔趔趄趄扛着行囊，气喘吁吁地挤向指定的车厢，眼睛还不时地寻找着自己的同学。哥哥和姐夫抬着昨晚才打完、新刷的油漆还没有干透、上面横七竖八地捆绑着草绳的大木箱紧跟在刘学军后边，生怕人多被挤散了。上了火车，刘学军已大汗淋漓，刚走进车厢就听有人喊：“哎！学军，我们在这儿！”
先刘学军一步上车的同班同学姜向东和他打着招呼，并从过道挤过去，帮助刘学军的哥哥和姐夫把大木箱放在车门对面不开启的车门旁。
“哥、姐夫，你们下车吧，火车快开了！”
“嗯，出门在外你要照顾好自己。”姐夫说。
“到那儿就往家写封信，免得爸妈惦记。”哥哥说。
“我知道了，你们下车吧。”
……
站台上，送关英男、关英强哥俩的亲友们一脸的凝重。关英男背着一个褐黄色的书包乐颠颠地跟在哥哥关英强的后边，仿佛要去参加什么重大的节日，笑逐颜开的。
此时，关英男的父亲与送站的叶森的父亲不期相遇，他们是老朋友，多年不见，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这样一来，关英男哥俩与叶森相识了。
关英男上中学念了还不到一年，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学习《毛主席语录》。按规定关英男不属于下乡之列，可他已感到上山下乡的“革命风暴”规模之大，气势之猛。看来下乡是必由之路，既然早晚都是个走，莫不如和哥哥一起下乡，互相还有个照应，他就自作主张报了名。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得知他报名下乡的消息后，立即赶回哈尔滨，他重重打了大儿子关英强一记耳光，而后蹲在地上哭起来：自己就两个儿子，咋说走就都走了呢？再说关英男才十五岁，你当哥哥的应阻止他啊！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父亲泪如泉涌。他真后悔：后悔不该在这特殊时期去外地工作；后悔自己晚回来一步，没能阻止二儿子下乡；更后悔自己不该打大儿子。老儿子犟，说咋的就咋的，谁也挡不住，咋能怪罪大儿子呢？唉！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
第一次出门，第一次离开父母的韩晓萍背着妈妈给她买的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大字的草绿色书包，在父母、亲友的簇拥下，满脸的焦急，还没等爸妈多嘱咐几句就赶紧挤进了车厢，生怕车开了把自己落下。
下午一点十分，火车喘着粗气缓缓启动了，当火车开启的刹那，车上车下哭声一片。关英男很是诧愕：这是干啥呀，不就是离开家了嘛，至于这样吗？他光顾着看热闹，眼睛也不够使了，见好多人追着火车，还觉得挺有意思，哪里还能注意到站台上攒动中的父母身影呀。
关英男有个要好的同学，在关英男下乡之前就跟着哥哥下乡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关英男专程把他送到兵团，还在那小住了几日，觉得兵团挺好的，天天吃馒头，菜里还有肉，比城里吃得好多了。他认为兵团与农场也差不了啥，下乡对他来说并非不好，所以火车开动了，他不以为然。
送行的人紧跟着徐徐开动的列车像潮水般随之涌动。车厢内的知青有的趴在车窗口和亲人摆手依依惜别，有的紧紧拉着家人的手不放，有的索性抽泣起来。
这时，站台上一位中年妇女声嘶力竭地号哭起来，声音好大好大，盖住了送行人们的暗暗哭泣，盖住了声声叮嘱的话语，盖住了火车拉响了的汽笛声，盖住了站台里的一切声息……那悲痛、那凄惨、那叫喊像是死了人，搅得车厢内外一片号啕声。
火车速度加快了，一些送行的人随着火车跑了起来，车上的刘学军和车下的哥哥、姐夫一直相互摆着手，直至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视野里。
韩晓萍上了火车一看周围都是陌生人，心里有些害怕，越害怕越紧张，就紧搂着怀里的书包生怕丢失。其实书包里除了父母带给她路上吃的几张糖饼和二十块钱生活费外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傻乎乎地坐在座位上，定下神来往窗外一看，火车已过了松花江大桥，视野里一片荒凉，她这才回过味来，抱着书包呜呜哭起来。坐在一旁的贺建生说：“哎呀！你咋才想起来哭呢？！”
韩晓萍经常去一位亲戚家玩，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女孩，她是通过这位女孩在其所就读的中学报名去嫩北农场的，所以车厢里每张面孔她都很陌生，心里便生发了几丝胆怯。
刚才还十分淡定的董立明，望着渐渐远去的松花江大桥，心情不知是什么滋味，当听到车厢里韩晓萍的哭声时，他眼圈湿润了。
刘学军心里有着些许的酸楚，但并不像有些人表现得那么强烈，他觉得下乡只不过是去另一个地方工作几年，像“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一样，经风雨、见世面、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二
1966年的秋天，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串联，北京传来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刘学军兴奋无比，他多么渴望自己也能有见到毛主席的一天啊。
十一刚过，不知他从哪听说毛主席还要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能去北京见毛主席了，日思夜想的夙愿就要实现了，他欣喜若狂，想把自己去北京的想法告诉妈妈，可话到嘴边又咽下，就怕自己没出过门，妈妈不放心而阻止他。
那天，他鼓起勇气把想法和妈妈说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妈妈爽快地答应了，还积极地为他筹钱。按妈妈的说法：都十五岁了，该闯荡闯荡了。
刘学军高兴极了，立刻找来了同住一个大院的同学田宾，二人一拍即合，田宾又叫上了另一个班的朋友谢雨。他们戴着“红卫兵”袖标，坐上了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车。
说是坐火车，倒不如说是“站”火车，有时甚至只能一只脚着地的“金鸡独立”。车厢的行李架上、座位上、座位下、中间过道、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就连窄窄的座位靠背上都斜躺着人。要是有个内急，男同学还好些，女同学可就麻烦大了，她们不敢吃、不敢喝，饿了、渴了都挺着。火车说停就停，说开就开，有人想下去方便一下，门是出不去了，只好从窗户往外爬，可还没等上来火车就开了。
火车一到站就是一场“战斗”。由于车厢门口堵得水泄不通，站台上想上车的人们就拥向车窗。为避免车厢更加拥挤，车厢里的人提前把车窗关得紧紧，使劲地摁着不让车窗外的人上车。车下的人便用坚硬的东西就启，就撬，人踩着人往车窗里爬，直到火车开动，这场“战斗”才偃旗息鼓。
沿着火车线徒步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队伍比比皆是，一队接一队。他们打着各省市红卫兵战斗队的旗帜，甩开步子，高昂着头向着北京挺进，以示对毛主席的忠心。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