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朝，1962年生，安徽肥西县人。1985年大学毕业后志愿支边，就职于青海教育学院。曾任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古典文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为合肥学院中文系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著述有《幸福论》《谁偷走了你的幸福》《孟子导读》《中国古代主流文学思想论》，主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专题》《中国诗歌》《中国散文》《中国小说》《中国戏剧》《中国美学》《天地文心》《主流诗学视域下的安徽文艺思想家》等，其中《幸福论》获第十三届华东地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评选二等奖、青海省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二等奖。先后在上海图书馆、上海浦东图书馆、湖北图书馆、长沙电视台等举办学术讲座百余场。
中国主流文学导论
一、主流与非主流的纠葛与纠缠
二、中心与边缘
（一）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
（二）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
（三）御用文学与纯粹文学
（四）庙堂文学与江湖文学
（五）高雅文学与世俗文学
三、主流文学的四维向度
（一）谁在说——话语权
（二）跟谁说——对话权
（三）说什么——话题权
（四）怎样说——形式权
四、主流文学的基本精神
（一）体态——主流文学的体式本位论
（二）意态——主流文学的主题本质论
（三）语态——主流文学的语言本味论
（四）神态——主流文学的风格本真论
上编 观念篇
第一章 三不朽——文学不能承受之重
一、“文”与“文学”
二、文人不朽
三、献诗讽谏与观诗知政
四、不学诗，无以言
五、文章 救世论
第二章 思无邪——主流文学的“雅正意识”定位
一、主流文学的基因培育
（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
（二）感于哀乐的现实观照
（三）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
（四）忧国忧民的人文关切
（五）逍遥适性的自在精神
二、主流文学的历史情结
三、主流文学的哲学情怀
四、主流文学的政治情绪
第三章 文人与人文——主流文学的民本意识确立
一、文人与人文
（一）何谓文人——作者身份的确立
（二）何谓人文——普世价值之建立
二、礼乐文化与民本思想的萌芽
三、主流话语的民本诉求
四、主流文学的民生关注
五、主流文人的忧患意识
第四章 主流文学的主体定位
一、诗品出于人品
二、中国文人的精神态势
第五章 主流文学的文化品格
一、儒家思想的文学干预
二、道家思想的文学浸透
三、凝重与空灵——儒道文化的双重建构
第六章 主流文学的审美理想
一、虚静化——“不着一字”与“尽得风流”
二、寄寓化——“言近”与“旨远”
（一）“以辞抒意”与“白其志义”——旨归与手段
（二）从庄子“书籍糟粕”到陆机“文不逮意”——语言的苍白与创作的无奈
（三）“辞以类行”与“期命辨说”——认识论与方法论
（四）“目击道存”与“至言去言”——自然的启示
（五）言尽旨远——柳暗花明 084．
（六）象的介入——智慧的生成
（七）从“言意关系”到“文质关系”
三、脱俗化——“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
第七章 主流文学批评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一、认识论——诗无达诂
二、方法论——一言以蔽之
三、实践论——将阅文情先标六观
中编 时序篇
第八章 列国时代的文学基因培育
一、趋势与趋士——士人的心态与姿态
二、谋臣策士与游说文化——寄生于政治缝隙间的文化幽灵
三、游说造就了语言的华丽——以舌为剑
四、先秦散文的艺术高度——从小品到政论
第九章 巨人的文学定性与定位
一、世俗文学的抵制——郑声淫，去郑声
二、虚拟文学的抵御——子不语怪力乱神
三、文学创造的消解——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四、文学审美的挤压——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第十章 汉帝国的文学造型
一、“唯美”与“尚用”——汉人的纠结与纠缠
二、“子学”与“经学”——文人的奴化与蜕变
三、“经书”与“谶纬”——汉人的务实与崇虚
四、发愤著书——司马迁的历史发现
五、从《诗》到《诗经》——汉人对《诗》的包装
六、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汉人对屈原的包装
七、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汉大赋
八、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乐府
九、文温以丽，意悲而远——古诗十九首
第十一章 魏晋风度——叛逆与超越
一、新美学与新美文
二、改造文章 的祖师
三、缔造集团的领袖
四、诗的改造
第十二章 文学自觉——理性大厦落成
一、从经学转向玄学的纲领性文献——曹丕与《典论·论文》
二、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陆机与（《文赋》
三、体大虑周——刘勰与《文心雕龙》
四、思深意远——钟嵘与《诗品》
五、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萧统与《文选》
第十三章 文学代嬗——主流文学的时光成像
一、演变——文学观念的循环化
二、蜕变——文学体式的断层化
三、通变——文学话语的通俗化
（一）主流话语的时间策略——“师其意不师其辞”与“语陈意新”
（二）主流话语的空间策略——“郊庙”与“江湖”
（三）主流话语的审美策略——“绚烂”与“平淡”
（四）主流话语的文化策略——“雅”与“俗”
四、嬗变——文学题旨的伦理化
五、突变——文学境界的宗教化
六、裂变——文学旨归的哲理化
七、剧变——文学诠释的西方化
下编 体式篇
第十四章 形态学范畴上诗的演进
一、中国诗歌的句法演进
二、中国诗歌的章 法演进
三、中国诗歌的风格演进
第十五章 文化学意义上诗的流变
一、中国诗歌的思想情感历程
二、徜徉在山水之间的中国诗歌
三、徘徊于哲学与历史之间的中国诗歌
四、流连在儒释道之间的中国诗歌
第十六章 诗是中国人的宗教
一、诗是唐人的生存方式
二、诗是唐人的生活方式
三、诗是唐人的思维方式
第十七章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
一、诗亡而春秋作——文体功能及其文化机制
二、诸子散文——见解新锐——伴随诸侯寿终而永寝
三、史传散文——内容坚实——伴随经验失效而淡出
四、两汉散文——气势恢宏——伴随帝国瓦解而荒废
五、六朝骈文——语言精致——伴随士族没落而衰败
六、古文运动——思想整饬——伴随民族征服而终结
七、明清小品——灵性养护——伴随文学消费而搁浅
八、桐城散文——血统纯正——伴随西学东渐而风化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中国主流文学导论
主流文学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投射。主流文学应该是趣味高尚、品质高贵的文学。在文学的物化形态上，具有严谨、典雅、厚重、纯正等色彩。在题材选择与主题开掘上，应该具备与主流意志相合拍的精神诉求。在中国，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经汉代经学误读式的诠释，最终奠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缠绕发展的基本格局。这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文论话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文学工具主义的经典口号。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由宋而至晚清，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思想内部裂变为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政治教化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附着超验的精神，成为载道之具。中国文学主流形态的演进轨迹，可以简明地表述为从“史统”走向“政统”再走向“道统”的过程。一、主流与非主流的纠葛与纠缠
丹纳《艺术哲学》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从种族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是多民族文化长期交汇的结果，所以其文化呈斑斓之态。从环境来看，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山河阻隔，环境差异极大，加之由于分封造就的诸侯政治自闭和文化封锁等因素，因此形成多元化的地缘文化和区位文化。正所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从时代发展来看，中国文学呈现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独特风貌，审美趣味及审美心性变易频繁，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缠绕与纠葛十分复杂。
当我们说主流时，一定有非主流作为其参照背景；当我们说非主流的时候，也一定有主流的隐约存在，没有非主流背景的主流是不存在的，没有主流的非主流也是不可想象的。“边缘”与“中心”、“主流”与“非主流”，往往是唇齿相依，互为表里。“主流”与“非主流”只是相对概念，比如说，文人文化圈中的“主流文学”，在市井文化圈，可能恰恰是“非主流”，反之亦然。主流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流文学，没有一种主流是永恒的主流。如果以某种“非主流”为研究对象，则重在探寻特定时空中其所以成为“非主流”的历史原因，考察和解释其“边缘化”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就潜在地包含了对相应之“主流”所以成为主流，又怎样“中心化”过程的理解。参见李昌集：《文学史中的主流、非主流与“文学史”建构——兼论“书写文学史”与“事实文学史”的对应》，《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
不同的服务对象决定了文学创作主体不同的文化心理。当我们把文学看成是教化工具的时候，文学就必须体现当权者的意志，在封建旧时代，就必须体现皇权意志。这一时期，主流文学的创作主体具有媚上的文化心理。当我们把文学看成是消费品的时候，适应社会消费心理，拥有广泛的接受群则是不二之选。这一时期，主流文学的创作主体具有媚下的文化心理。如果视文学为自娱和消遣，文学的创作主体与消费主体统一，这一时期的文学最具有独立性。早期的主流文学处于一个卖方决定市场的时代，文学的受众是消极的、被动的。这个时期的主流文学的主动权掌握在创作主体这一方。官方的意志决定主流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情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资本与市场的兴起，市民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强烈，市场的自主性需要渐渐压过了官方的意志，所以文学的商业化时期到来了。主流文学逐渐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这是一个买方决定市场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决定权不再属于创作的主体，而是属于消费的主体。消费需求决定了主流的方向。唐宋以后，进入买方时代，消费的口味决定了创作的口味，消费者的喜好决定创作者的哀乐。所以文学从奢侈品转化为消费必需品的同时也正是文学从精英转向大众，从贵族转向市民。这个过程，文学品质与文学品格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异。这种变异不仅仅表现在内涵上，也同时表现在外在的体式选择上。在贵族精英文学中，文学的内涵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丰富的人文色彩和自觉的担当精神，文种体式上选择了庄重典雅的诗与散文。而后期的平民文学，基于世俗的消费需要，娱乐性大大加强，感性的成分不断增加，在体式选择上则钟情于戏剧与小说。早期主流文学的言说方式有浓厚的卫道士的色彩，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进行的——充满专横的态度、霸道的作风和颐指气使的教训。后期的主流文学则相反，是以谄媚的姿态与讨好的口吻进行的。取悦与讨好，奉承与迎合，有明显的商业精神与商业操作在里面。就某一文体来看，这种变异也十分有意味，比如由唐诗向宋词的转变，表面来看似乎只是文体的选择，就其实质，主要是审美精神的深刻变化所致。正所谓“诗庄词媚”，诗境开阔，词意绵长。再比如从六朝志人小说向唐传奇的转变，正是小说写真精神与虚幻精神的此消彼长。散文方面也是如此，早期散文的历史写实与形而上的高谈阔论渐渐演变为独抒性灵，皇家气象逐渐淡化，平民作风日渐浓厚。从诗言志转向诗缘情，从礼乐教化转向娱乐消遣，主流文学的精神气质的演变与演进轨迹十分清楚。
从民间的非主流进入主流，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是理论上的认可，其次是有天赋的作者的创作，再次是有人追随。诗歌从非主流步入主流，经历了如下几个重要环节：首先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广泛运用，特别是孔子的推崇；其次是汉儒的文化误读，奠定了诗经的合法的历史地位。汉人对中国诗歌的主流正统地位的奠定还有一个方面来自于对屈原及楚辞的包装，对其“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推崇，奠定了屈原高不可及的文学地位。《楚辞》这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事，名楚物”的地方性文艺上升为主流正统的文艺形态，主要得力于屈原的伟大创造力及其汉人对屈原文化精神的高度认可；小说从“残丛小语”步入主流的殿堂，得力于有识之士如桓谭、欧阳修等理论上的认可。接下来是曹操的改造。汉代歌辞作者姓名，通常为无名氏，如《陌上桑》《孤儿行》等，因为当时这一文学形式被认为是“轻文学”。从文人诗歌的历史来看，两汉文人极少创作乐府歌辞。可以说文人诗与乐府诗泾渭分明。而自曹操开始，一改文人故步自封、不写乐府的弊病，全力创作乐府歌辞。在他的引领和影响下，文人们学习民歌，创造乐府诗的风气一时风靡起来，如曹丕、曹植、阮瑀、陈琳、王粲等人都开始了文人乐府诗的创作。这也就是吉川幸次郎所说的：“乐府由市民的诗歌形式被采纳为知识分子的诗歌形式，已经是重要的革新。”\\[日\\]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等译：《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由此可见，曹操起到了指引诗歌创作方向和创作道路的重大作用，文人乐府诗从此蓬勃发展起来，并对建安文学的勃然兴起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由此诗歌才真正步入主流文学的渠道。其后经过谢灵运、陶渊明对诗歌题材的放大以及唐代诗人的接力，诗人们一路高歌，为中国诗歌主流大潮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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