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重建：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变迁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治理文丛_孟超著_9787513602099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中重要的共享资源之一：它不仅是市民的休憩之所，更为市民提供了一种城市的“可视性”；它关乎城市形象、城市活力和城市文化资本。鉴于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意义，笔者重点考察了出现在北京城市中的几种公共空间重建/再造方式。
　　笔者认为，在传统城市中，市民的生活世界与公共空间是“耦合”的，与市民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小商业、寺庙、功能混合的邻里和街道构成了公共空间的核心。重建一种现代的公共空间、重建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联，不仅有助于维护一个更加民主、美好的城市，而且有助于市民重建与城市的联系、反制城市空间的宰制性力量。

绪论
一、研究问题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正在高速推进。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1978—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至73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EB/OL］［2014-03-16］根据国际经验，如果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处于30%~70%，那么这个国家就正处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通道之中。此外，由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条件已经具备，农村居民也迫切要求成为市民，以享有城市提供的优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置。因此，我国的城市数量、城市规模和城镇人口规模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一个高速发展的水平。
　　城市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很多积极意义。第一，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除了城市基础设施对相关产业的直接拉动作用之外，还会对城市周边地区的经济起到拉动作用。第二，城市集市集约的生产模式十分高效，而其高密度的人口聚居模式，也有助于促进思想和文化交流，提高生产效率。第三，城市帮助人们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增加收入，还可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人们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升。第四，城市化可以为中国的绿色发展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它能够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尽管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现代城市发展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挑战。在一种戏谑的说法中，中国的城市大多是在以一种“摊大饼”的方式扩张，在这种扩张中往往伴随着规划无序、人口膨胀、环境恶化。此外，房价与房租居高不下，在缺乏有效的住房政策支撑的情况下，很多市民被迫选择远离市中心居住，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密如蛛网的轨道交通中。在城市空间的扩张和更新过程中，城市的面目已经模糊起来，虽然高楼林立、现代建筑层出不穷，但是市民发觉他们所处的城市愈发陌生，而原来的那个城市的人情味和市井气息再也找不回来了。因此，我们需要对城市化进行充分的反思，思考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避免城市问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损害。这将有助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城市，给人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绪论转型与重建：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变迁城市化意味着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以及城市空间的更新。在本书中，我们把关注的重点锁定在城市空间上。我们知道，城市空间更新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建筑形态和地理形态的改变，它还可能影响到城市的多样性、美感，以及市民的生活质量等诸多方面；作为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物质承载体，它与市民的生活紧密相关，影响着其城市体验。而城市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正是最重要的城市空间形态之一，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敞、开放性质，使市民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与公共空间产生互动。因此，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空间发展和更新的关键，在城市规划城市规划中为公共空间留有位置，也就意味着向城镇建设中引入一种人性的尺度。
　　近十余年来，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日趋良好。除了公共空间的面积扩大、质量提升之外，各种公共交往和城市活动也在这些公共空间中展开了，从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巨大的城市节、马拉松长跑活动，到一些极富中国特色的、自发性的公共活动，如以老年人为参与主体的广场舞、集体操、社区社区文体活动等，它们不仅丰富了市民的休闲生活，增添了城市的活力，也是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社会交往的发源地。但我们也无法回避公共空间缺少活力、功能单一、利用不足，或只有有限的公共性等问题。本研究认为，探讨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有助于深化城市化问题研究，这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所在。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中国尽管拥有悠久的城市历史，但是拥有现代城市的时间并不长，对城市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尚缺乏积累，因此也需要一些对公共空间的理论研究。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公共空间研究主要由城市规划、建筑学、人文地理学等相关城市学科进行，主要关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美感等内容。本研究即尝试向公共空间研究中加入一些社会学的声音，试图分析各种社会力量在形塑城市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中发挥的不同作用。
　　本书认为，假如我们将民主、活力、宜居作为城市的最高价值，那么市民与城市的联系就是必要的。为此，本书所要处理的根本问题是：在中国大都市（北京）中，市民与城市（尤其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变迁？这种变迁的社会动因是什么？对市民生活和城市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中国的现代大都市中，如何构建一种更加民主、更有活力的城市生活？在这一构建中，市民何以可为？什么力量在改变我们的城市，使之朝着一种更加民主、宜居的方向发展？谁是城市改变的主要行动者？具体到本书的关注对象——城市公共空间，本书将处理如下几个问题：
①公共空间何以是公共空间；或者说，公共空间何以可能。
②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或者说，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和变化背后有哪些社会学含义。
③当前的城市公共空间的现状是怎样的，由谁在使用，其中进行/发生着怎样的活动和事件，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力量决定这样的空间状况的形成。
④当前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对未来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⑤如何建构更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公共生活。
　　在对上述问题的处理方式做出说明之前，首先有必要对本书所倚赖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资源进行说明。在接下来的研究综述中，我们将从如下三个方面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进行评述：（a）公共空间的含义；（b）公共空间的价值；（c）公共空间的衰落。
二、研究综述
　　（一）公共空间的含义
　　何谓“公共空间”？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也是我们最先需要处理的理论问题。从公共空间的字面意思来看，它包含了两个层面：公共和空间。“公共”可以被理解为与“私人”相对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即由国家、政府等权力机构所有和管理），也可以被理解为“开放的”“敞开的”，即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而不论其身份与地位。而“空间”一词最基本的意思是“场所”，即社会活动发生的物理场所，很多时候它与一块土地或空地有关。因此，我们会发现有时公共空间包括公园、广场、街道一类场所；而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时，诸如博物馆、商场、饭店、酒吧、咖啡馆、图书馆、政府办公楼等场所也往往被纳入这一范畴。这就大大增加了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公共空间”一词，往往与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和研究目的有关。因此，从学科出发对公共空间进行梳理，可能会提升这一概念本身的清晰度。当然，这里的区分是粗略的，而非绝对的；各学科对公共空间的研究越来越显示出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借鉴，对城市的讨论已经渐渐趋于一种跨学科的“城市研究”。比如，城市规划明显吸纳了社会学“作为社会交往场所的公共空间”的观念（拉特利奇，1990；盖尔，1992；盖尔、吉姆松，2003）；城市社会学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也越来越重视物理空间因素的影响（张鸿雁，2012）。
　　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等学科一般把“公共空间”的“公共”二字理解为开放的、为市民所共同享有的；而且由于其学科关注点的限制，在城市规划等学科的理解中，公共空间就相当于“开放空间开放空间”（Open Space）。比如，国内学术界经常引用的一个城市公共空间概念来自李德华所著的《城市规划原理》（2001）一书：
　　城市公共空间狭义的概念是指那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它包括街道、广场、居住区户外场地、公园、体育场地等。……公共空间又分开放空间和专用空间。开放空间有街道、广场、停车场、居住区绿地、街道绿地及公园等；专用公共空间有运动场等。城市公共空间的广义概念可以扩大到公共设施用地的空间，例如，城市中心区、商业区、城市绿地等。陈竹,叶珉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空间公共性的判定［J］国际城市规划,2009(3):44
　　因此，把公共空间作为客观的、实体的、容纳人群及其活动的物质空间，构成了城市学科公共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学科的公共空间定义，强调了公共空间/开放空间的物理性质，即认定公共空间是一个物理场所。从这种视角出发，不难理解城市学科的诉求，即如何通过精巧的设计与规划，构建一种怡人的、公众友好的、开放的场所。最具代表性的丹麦建筑师扬·盖尔（Jan Gehl）对城市公共空间与市民公共生活的开创性研究，就应归于此类。（盖尔，1992；盖尔、吉姆松，2003a；盖尔、吉姆松，2003b）盖尔考察了城市设计与市民活动的关系，认为是否存在生机勃勃的市民活动是判断城市空间优质与否的重要标准；他指出，大多城市设计不能满足市民停留、聚集、小憩、娱乐的需要。因此，为满足市民生活的要求，城市的开敞空间必须经过重新设计，变得更具吸引力，让市民愿意在公共空间中停留。盖尔的人本主义城市规划理念影响了后来很多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者的公共空间设计理论与实践。
　　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中关于公共空间的主流话语，则强调了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密切关系。两位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分别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人的衰落》两部著作中对公共空间的内涵展开了论述，被认为开辟了公共空间研究的“共和传统”，因为“公共空间见证了作为民主核心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公众的培养”。（莱瑟姆等，2013：160）哈贝马斯与桑内特论述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关注始于17世纪欧洲的封建皇权衰落时期的民主公众的兴起。哈贝马斯关注人们围绕报刊、沙龙、咖啡馆等自发形成的公共空间开展的娱乐和对话；这类私人社交群体的话题逐渐延伸、宽泛，从文学逐渐扩展到政治领域。与哈贝马斯相比，桑内特论述的社会学色彩则更加浓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桑内特更重视市民在剧院、公园等公共场所中的互动，尤其是那种戏剧性的、仪式化的互动。但无论如何，哈贝马斯和桑内特共同确认了一种关于公共空间的论述基调，即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的天然联系，而这种联系有助于民主的培养。
　　公共空间本身存在着意义的模糊性，一些学者试图对公共空间的多重面向进行一个理论综合。城市规划研究者陈竹和叶珉（2009）提出了一个“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可达性’判定分析框架”（见表0-1），认为公共空间应由公共机构所有和管理，能够容纳各种人群、各种活动，并能传递自由、平等、民主的公共精神；或者说，满足这些判别标准的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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