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播记者岗位上_李文祥著_9787507832341

　　《在广播记者岗位上》作者李文祥，是一位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广播编辑，《在广播记者岗位上》是他近年来生活、工作经验的总结。在书中，作者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历程，对在成长道路上给予自己关怀和帮助的亲朋好友，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了对过去时光的留恋与向往。同时，作为一位老广播编辑，作者在书中向人们讲述了自己是怎样走上编辑道路并与广播结下深深情缘的过程；还将自己对新闻评论的独到见解表达了出来，让人读过之后受益匪浅。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将自己近年来为他人做的书序也收录进来，还将自己在海外的见闻与感受写了出来，让人领略到了域外的风情。

　　第一辑
　　生活印记
　　童年记忆
　　一
　　我叫李文祥，借用同事的话说是“50后”，村里人。据说，当初四邻八舍听说我取这个名字时，赞叹声不少，以后仿效者有之。那时，乡村有文化的人少，生孩子取名就很犯愁，大都是跟风走，随意叫，但亦不乏智慧。为保全性命、把根留住，取名字时往往会有意丑化，直白地表达心迹，比如，有的叫狗缸、臭臭、驴旦、兔子、老虎，也有叫拴柱、拴保、长根、长命的；有的为实现梦想、寄托希望，姓高的就叫高米山，梁家的孩子取名梁满仓，姓季的则干脆叫季丰收，还有的叫李发财、孙盼弟、要有全……诸如此类。这些名字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且意味深长，不简单。我父母给我取名字就是依着这样的思路拼凑而来的，只是希望我将来能有点文化，多些如意，因为他们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和由此带来的太多灾难与不幸。
　　周岁时，全家人特意为我举行了所谓的“抓周”仪式。炕头上摆放上铜币、书、笔、大木碗与小铁勺儿，还有意将书、笔放中间，而我却上前扑向大木碗。虽说这是闹高兴，却也惹得大人们不快。我那无畏的举动着实让他们捏了把汗，担心我以后会是个“饭桶”。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的不少同龄人聊到“困难时期”的情况，会滔滔不绝，体会深刻，而我却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的哥哥姐姐长我许多，父母又勤快，“困难时期”他们虽然也饿得前胸贴后背，但人多热气大，你弄一点儿，我挤一点儿，对我就是好生活。环境成就人，也坑人，没受过狂风恶浪的冲打，对人间冷暖的反应就迟钝。孔融四岁能让梨，而我八岁上学时才开始记事。
　　读小学时我虽然不算优秀生，却是学校的先进典型，这突出表现在带头交学费上，回回都能争第一，成为学校、班上的活样板，常受到口头表扬。这可不是件小事，这是办学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敏感而烫手。在那时人们的眼里，钱比读书重要得多，在家里你什么都可以说，就是不能提要钱的事，要是把家长逼急了，不是让退学，就是耍赖。在这种情况下，榜样的力量就显得十分重要。三年级期末要交新学年学杂费时，我又是第一，也是唯一足额到位的。老师在点名表扬我的同时，狠狠挖苦了几个“后进生”，要他们向我学习，这竟让我一连兴奋了好几天。长假过后，学校开始乱了，新书没的发，书杂学费的事没人提了，地主成分的班主任老师也不见了，让我吃了个哑巴亏，又没处诉说。
　　由于我那“特殊”表现，我也曾红极一时。那时我们将加入少年先锋队组织看得很重，班上首批入队的只有班长、组长和我少数几个同学，使之标志性地成为接班人。每当唱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句歌词时，我会有意将“们”字吃掉，唱成“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总是抬高嗓门，放声歌唱，感到无比的幸福，无上荣光。谁知好景不长，随着停课闹革命的风云变幻，我的“政治”命运也随之跌入了低谷。
　　一天，几个高年级学生忽然打出红小兵组织的旗号，说要招兵买马。当个红小兵倒很简单，找人打个招呼，表示愿意接受就齐了。但有一条硬指标不可回避、不好变通，即必须根红苗正，祖宗三代越贫、现实生活越穷越好。这些是我后来知道的，当时以为红小兵就相当于或高于少先队员。我就跟着同学去找人，结果别人都被同意了，唯独把我落下，说我是中农成分，政治上是团结对象，不是依靠力量。这使我的“政治”热情一下子降至冰点，明显感到低人一等，整天不是怨恨祖上，便是责怪自己投错了胎。
　　二
　　我们那个年代，上学就像生活战场的转移，也是成长方式的转变。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交给老师，就算放进了保险箱，放心不过，至于能不能学好，就看老师和个人造化了。而他们心理上与父母的疏远，犹如再次断奶，干脆利落。这些必然导致行为上的嬗变。头天还是个处处靠人的小不点儿，转眼进校就成了独立人，逢事要靠自己。
　　那时家长们能给孩子提供的资助包括学习用品，非常有限。我家还算富足户，也不过如此，“缺粮断顿”是常事。学业上不敢偷懒，更不能去偷，逼着你去想办法。削铅笔没有铅笔刀，我们就用菜刀慢慢削；写字时手要放轻，以延缓笔的“寿命”，直至用到抓不住时。这还不够，有的人还用树枝在地上反复写（练）生字，或做演算将得数抄在作业本上。有的同学胆子大，就隔三差五到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捡烟盒当纸用。到用钢笔时，墨水又成了大问题，我们就从染布坊弄来染布水，配上炭和黑锅灰，倒点真墨水制成代产品，蘸着使用。越是如此想办法去做的同学，学习越好，因为这表明，他们本身用功，耗材量就大，又是在创造中谋条件、求进步，保持了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这对独立人格的形成，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班成立的文艺小分队，更是白手起家。在班主任老师的指点下，我们自制二胡、笛子、竹板，借来锣鼓、唢呐，凭着想象力，因陋就简制作道具。印象中，我那老师可神了，没有她办不成的事。她懂乐器，识简谱，教我们唱了许多革命歌曲，包括二重唱、大小合唱、男女对唱、领唱；教学生打拍子、指挥，还大段大段教唱地方小戏。我们自编自演的小节目，也常让大人小孩乐开颜。如此动手动脑又显摆，带来的是快乐与朝气。小小年纪没有烦恼，而常有小小额外收获与成就感，这样的学习生活是幸福，埋下的是种子。话再说回来，这只是阳光面，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势，而更多的则是困境中的无奈与奋进。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杂费好不容易凑齐，老师又让购置小黑板。心里明白，再花“大钱”去买那种昂贵的设备，比登天还难。没辙，便就地取材，自己鼓捣出的小黑板更实用。我们那时上学用的桌子是砖砌的，椅凳是自带的，桌子倒、凳子掉腿是常事。更要命的是，上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竟没有一件器械、设备。面对现实，没有什么救世主，解决问题全靠自己。我们几个学雷锋小标兵又当泥水匠，又像小木工，时常这敲敲，那修修，保证了基本设施的完整性与安全。我们放飞想象力，土法上马制作的毽子、跳绳、乒乓球拍子、案子，数量多而有创意；我们自己设计、手工制成的陀螺，涂上颜色，看上去有一种特别的美……
　　那时的学生精神状态好，私心也少，生活处处见阳光。清晨，挂在校园那高高树枝上的预备钟（声）响过，二十分钟内学生必须进课堂。偌大的村庄，钟声覆盖有限，谁家也没有钟表，都是三三两两相互约定，彼此关照，结伴而行。一次，我大老远地去叫同学上学，那同学夜里发高烧，折腾了半天也起不了床，我扭头快速赶往学校，结果还是迟到了。就这照样挨罚，在教室门外站到下课钟响，心里也没什么，更没怪罪那个同学。那时都是这样。我们班三十多人，都抢着早起床去叫一位聋哑同学上学，拦都拦不住，坚持了好长时间，谁也没什么目的。
　　那时校园更热闹。下课钟声一响，一个个像放飞的鸟奔向栖息地，玩命折腾。你追我赶，打打闹闹，甚至发生肢体冲突、流血事件也不稀罕。这是青少年活力旺盛，能量释放的表现，这种捣蛋是好事，要给予尊重，不可扼制。有意无意中，学校遵循了这一规律，为孩子们成长创造了一个如此好的环境。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底线，突破了底线，性质就变，如果那样，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一回，一位男生趁课间活动时，将一只死老鼠偷偷塞进女生书包，被发现后她吓得差点昏过去。气得老师将那男生猛地拽过来，又一把甩回去，接着用胳膊把他给拐到门外，拖到好远。这并没完，还必须让他随家长一块上门赔礼道歉。实际上道歉认错这种事并不用老师嘱托，大家都自觉得很，似乎认为是天经地义没商量。同学间打架不管怨谁，大人肯定会先批评自己的孩子，再劝慰对方。要是动手打了人，那再有理也变得没有理，老师家长会齐心协力狠狠教训打人的那个。在这种环境中，用这种方法熏陶、教育出的孩子，懂礼，明理，有是非观念，也皮实，经得起摔打。那时就没听说过因老师家长批评、管教严厉而离家出走、出事的，应当说他们的心理素质是不错的。
　　回想起来，我们的少儿时代物质上享受的少了些，而从人生的长河来看，得到的和享受到的却不少。那是财富，很难得，也长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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