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安能造乎：李克因杂文精选_李克因著_9787515509761

　　《舆论安能造乎：李克因杂文精选》收录了李克因先生百余篇杂文精品。，文章写作时间跨度达二十多年，是对他多年来杂文创作的总结与肯定。

　　假如我是杂文家（代序）

　　杂文天地广阔无边，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许多学问应该钻研，许多技法需要掌握。而我接触了若干年，自感盲目性很大，只顾埋头去写，极少研究理论，所以于理论上说不出什么道道。这里只凭直觉，写点想法，并仿叶至诚先生《假如我是作家》一文的命题，定了这个题目。

　　假如我是杂文家，我将继续考虑自己对杂文属性初步认识的是非。这牵涉到杂文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鲁迅的杂文及杂文观无疑必须学习、继承和发展。我从中悟到，若论“自然属性”，杂文就是“杂”。杂者，多样也，即内容、体裁、手法的丰富多姿，不拘一格。当文学看，它是散文的一个分支，它以议论为主而区别于抒情、状物、叙事为主的散文。至于“社会属性”，则由作者凭自己的思想观点赋予，“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地老话：个人。不可能、也无需去强求千篇一律。当然，由于现代杂文传统延续和积累，它已形成的总风格比较宜于直面人生，用讽刺、鞭笞等手法，向阻碍社会进步的事物进行战斗。但凡事无“绝对”。杂文也可歌颂，即使既非“歌”“又非战”的中性议论，有助于“杂”。

　　我的毛病在于远不够“杂”。即如体裁，就往往是以第一人称发议论的一个模式。于此，当然鲁迅高明。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明确提出：“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有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起，于是成了‘杂’。”显然，这是从“自然属性”上着眼的。1934、1935、1936年的三集《且介亭杂文》中，论形式，固大多为已通称杂文，即常为报纸副刊带头的那篇号称“千字”的言论性文章；也还有书序、书跋、墓志铭、答客问、书信等体，确实“杂”得很。如果现在有人写这类文字，很可能被有的同志否认为杂文。他还有一些长达几千字的“鸿篇巨制”，完全不符合“千字”规范，若在当今，怕也难以被有些选家收入杂文汇编的。

　　文章应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是鲁迅在同一序言中所说的有关为文的“社会属性”的名言。当然也是三集《且介亭杂文》的指导思想。在有些场合，他也曾把杂文当成一种战斗性的文体提过。但又是凡事无“绝对”。三集共一百多篇文字，也并非皆是投枪、匕首。首集中，就有《连环画琐谈》、《看图识字》、《木刻纪程》、《随便翻翻》等可以称之为文化随笔的作品。这就从另一方面体现了鲁迅杂文的“杂”。这是符合生活逻辑的。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个具有独特性格和七情六欲的人。他喜欢逛书摊、看电影、吃小馆（在一定意义上讲，他是位“美食家”）、抽烟卷（虽然要求并不高，有时也会跟老伴闹别扭，赖在地上不起来）。他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作为一个人来说，伟大的战斗者鲁迅也是多侧面的。这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文字中去，因而总的说作品主弦既突出，“次弦”也相应配合，形成一部战斗而又跌宕有致的丰满的交响乐。也可说是多侧面的，“杂”的。学鲁迅的文首先应学他的高尚品德、硬骨头、爱憎分明精神。学其文也不宜死学，否则初看虽能“乱”真，也不过形似而已。

　　鲁迅自称是“摆地摊”的，“所有不过几个小钉、几个瓦碟”。那么我，充其量只能算个“捡破烂的”，用幼稚的眼光看世界，捡到什么“卖”什么，确实是无足取了，但总还希望能捡到点稍微于世有益的东西。

　　假如我是杂文家，我将把它作为“人学”来对待。文学属人文科学范畴，杂文又在文学的圈圈之内，或者说与新闻学有点“血缘”关系，因而成为一种“边缘”文学品种。它要干预生活，但正如有些同志所说的，它首先是干预人的灵魂，而不是直接去干预政治理论、政策：如有这个设想，也是通过干预人而达到。

　　我想，不论干预什么，怎样干预，程度总有高、大、深与低、小、浅的差别。不论高低大小、深浅，都得讲良心，说实话。百人百口味，话说得极可能不尽如人意，但只要有读者表示认可，便算收到社会效益。作者能力有大小，大有大效益，小有小效益。读者看了感到“过瘾”、“解气”、“解决问题”固是效益：能在某些方面声气相通，使人微笑颔首也是效益。见报出书固能产生效益；写了给朋友看看，也未必没有效益。达到一律是不可能的；看死看绝是不合适的。就此争论意义不大。我将用习作的实践来反映我的观点，谋求收到社会效益。

　　所说的效益，是指有助于社会进步。这是无须多言的。

　　萍水之间识君子

　　我至今不忘，他穿一件虽旧但很干净的蓝布大褂，家做布鞋，沿着船舷挤过来，把皮箱双手递给我，说：“你看看。”

　　这是只西式旅行小小牛皮箱，装有两个镀铬的弹簧扣。现在也许只有在表演二三十年代生活的影视片里才能看到了。我接过箱子，说：“不啦。”他笑笑，很好看。

　　说是萍水相逢半日间，一点不为夸张。那是1947年8月中，我去北平接寡嫂南来帮助寡母照料家务。当时津浦铁路因战事不通车，需走上海乘船到天津再转北平。我买的是1500吨的“长城”号客货轮“五等”舱，说是舱，实是甲板，没有固定位置，需要自己去寻觅、占领，这对少经世故的学生来说是很困难的。我正陷在手足无措的苦恼间，这个提只白布包袱的朋友笑着向我走来。一人孤单单，二人事好办，安身立命之所即刻找到，他把一张床单铺在甲板上，成了我们共同的领地。这时才攀谈起来，年轻人有共同语言，便容易交上朋友并感到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当天风平气朗、虽绿犹蓝的大海只翻动着粼粼细浪，轮船一直沿着距海岸不远的航道前进，匀称的轧轧机声大助谈兴，竟不觉已至黄昏，而天色已阴沉下来。不久就有船员来报：今夜有九级以上台风，甲板上不能蹲，你们赶快下舱。于是许多“五等”客急忙收拾，响起了“快快，性命交关”之类的上海话。

　　朋友说：“下去吧。”我说：“不下，我晕船，闷在舱里受不了。”他说：“那我就下啦。当心。”我说：“你把箱子带下去吧。”他说：“好。”便从掀起铁盖子的通道下了舱。甲板上已没有什么人。有几个高高睡在船尾一堆50加仑的大油桶上，得海风吹拂之利，令人歆羡。我租了一张行军床，觉得也很舒适，不知不觉间便进了梦乡。忽然一记炸雷，船猛向右倾斜，紧接着一个硕大无朋的海浪从空而降，把我和床一起砸翻。我被积浪卷到船舷，浮在水上打了个漂，脑中很清醒地起了个念头：下海了。

　　来不及恐惧和后悔，忽然身体一沉落在甲板上，原来积浪已从船舷上的洞口排出，紧接着船身又突然向左猛倾，左舷积水。我抓住这个瞬间爬起来就奔向桅杆，紧紧抱住，任凭左右摇摆、巨浪击头，毫不放松。

　　船进渤海湾，风平浪静。下舱的又回到甲板，都说经查点全船少了三个人，只怪他们睡在油桶上。下面就是开头说的还箱子了。不瞒您说，这里面除了换洗衣服和旅行用具外，便是来往路费。在当时就该说是我的“身家性命”。当我赤着双脚在大沽口找了家小店住下来，开箱一看，各项衣物丝毫未动。

　　现在当我在传媒上看到拾金不昧的报道时，就会想起这件往事，也不免向人说说。听者多不太感兴趣，或认为此亦平常，不足挂齿，甚或讥为天方夜谭，哪有此事。我也就不便多说，只能认为对那位萍水相逢的朋友，应以君子视之。现在社会风气不是很好，而许多优良传统受到讥讽。我仍然要说，“有古风焉”这具有敏感性的概念不是可以轻易否定的。

　　原载《扬子晚报》2001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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