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碑论语译释（）_张立华，张楚乔著_9787562065197

　　《唐碑论语》是现存早、完整的入学经典石刻，是“古本之终，今本之祖”，既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收藏价值。全书以摹刻本为底本影印全文，影印的每页下均附简体横排标点释文，以便与影印对照阅读。释文490章均标有篇章序号，一遍检索。后附竖排简体译文，同样标明篇章序号，与原文相对应。本书相较于其他译释类作品有其自身特色：国学与书法珠联璧合，阅读与典藏熊鱼得兼。读者既可领略古代孔子的思想智慧，又可欣赏借鉴唐楷书法的高超艺术，且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著名男歌手童安格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把根留住》。这首歌之所以能够风靡两岸三地，其根本原因就是唱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把根留住。
　　是的，把根留住，把中华民族的根留住，把中华文化的根留住！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自由与文化》）“民族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文化贡献的背后是沉甸甸的思想。”（法国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鲁迅《故事新编·理水·三》）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美国人文主义大师威廉·房龙说：“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国名，不如说中国是一种文化。”倘若没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中国将不成其为中国，中华民族也将黯然失色。
　　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国学，所谓“国学”，“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美籍华人政论家梁厚甫先生说：“中国之有光明灿烂的文化，能藉以骄人的是我们的祖先，而不是我们自己。”国学的主干是儒学，儒学的根是经学，经学的主要著作是《十三经》。《十三经》中的《周礼》、《仪礼》阐释官制、礼制，《公羊传》、《穀梁传》诠释《春秋》，《尔雅》是一部同义词词典，这五种经书的思想价值逊于另外八种，而四书六经就是这八种经书的总汇，堪称经学的主根。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立华先生主编的《唐碑四书六经译释》，确是一项留住中华文化之根的事业。因此，我乐于为本书作序。
　　我与立华先生相识于二〇〇〇年春，当时教育部新修订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首次推荐了中学生课外必读名著。他策划了一套《中学课外必读名著名家导读》，请我出任主编。我与当时中华书局的顾青主任（现为中华书局总编辑）等完成了这个项目，据说市场效益很好。后来，他又策划了《华夏阅读黑马》等上百种基础教育图书。《华夏阅读黑马》出版当年就销售了二十多万套，而且历久不衰，至今已经销售了十五年。
　　后来，立华先生调入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任文史哲事业部主任，请我主编了《纪晓岚批点唐诗》和《纪晓岚批点宋诗》。这两种书不仅市场反响很好，而且上级图书质量抽检没有查出一处文字错误，从中可以看出立华先生工作严谨之一斑。二〇一一年，他调入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任传统文化编辑部暨纪晓岚研究出版中心主任，策划了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纪晓岚全集》。由于人事变动等原因，项目被搁置了，立华先生请我出任《纪晓岚全集》的首席学术顾问，至今仍在为该项目的出版四处奔波。
　　立华先生从事出版工作之前，曾在中学任教多年，后又在教研室担任初高中语文教研员。当时，上级要调他去组织部工作，被他谢绝了，他说自己追求的是“君子之乐”。所谓“君子之乐”就是孟子崇尚的：“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不久，他就去了吉林师范大学任教，讲授训诂学和文献学等课程，实现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君子之乐”。做了编辑之后，尽管工作很忙，但他仍在一些大学兼授国学课。
　　立华先生笔耕甚勤，独立撰写出版的著述有《群经百子类典》、《古代文苑类典》、《学海通鉴》（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国哲理诗话》等多种，共计三百多万字；独立整理校释的古籍有《孔子圣迹图传》、日本正平甲辰本《论语集解》、唐石刻《论语》、《孔门儒教列传》、《孔子家语图传》、《孔子集语》、《孝经传说图解》等数十种；主编的图书上百种。其中，独自整理的《胡适手稿》，宣纸四色印刷，线装十六函四十八册，是目前最为完整的胡适著作手稿。该书甫一出版，就被一家书店全部包销，这在图书市场低迷萧条的今天，实属罕见。他的学术论文《孔子父母“野合”及《檀弓》真伪之考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抱朴子通训辨误》（《松辽学刊》）、《汉语辞书中的类推简化问题》（上海辞书出版社）、《从手稿阅读原生态的胡适》（《中华读书报》）等，都是颇有分量的力作。
　　我之所以推介作者，是因为一部书的内容质量取决于作者的学养和力度。国学博大精深，因此国学类图书对作者的要求也就更高。随着国学的升温，一些没有“金钢钻”的泥水匠也来干“瓷器活”，结果是造出一堆堆的国学垃圾。要减少和杜绝此类现象，除了国家出版部门应有得力的监管措施之外，在图书中“公示作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读者预先了解该作者是否具有“金钢钻”，干过哪些“瓷器活”，干得是否漂亮。这就可以提高国学图书写作的准入门槛，把许多泥水匠挡在门外，从而保证国学图书的质量。
　　古文今译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要想做好，殊非易事，而对四书六经的翻译则更其不易。西汉扬雄说：“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扬子法言·问神第五》）扬雄乃西汉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一代鸿儒，汉赋“四大家”之一。他仿《周易》著《太玄》，仿《论语》著《法言》，仿《尔雅》著《方言》，西汉以降，无出其右。尤其是他的《太玄经》，在精研《周易》二进制的基础上演绎出三进制体系，从而诠释了天、地、人的互动理念，是全世界最早的三进制体系著作。两千年来，能够读懂的只有邵雍一个人。北宋司马光虽然作《太玄经集注》，但也只能算扬雄的半个知己，因为司马光不懂术数。连扬雄尚且认为“圣人之经”犹如天地一样不易测度，足证翻译之难。
　　好在四书六经的译释者都是对国学研究有素的专家教授，且立华先生本人对十三经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就编撰了一百万字的《群经百子类典》。当时的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先生，对该书的译注精当称赞有加，并欣然题词：“选经子名言，启生活智慧。”相信四书六经的译释定能做到信、达、雅的完美统一，成为足以信赖的译释本。
　　唐碑四书六经的内容除了《孟子》之外，均来自唐代石经。太和四年（八三〇年），唐文宗皇帝诏令将《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十二部儒家经典刻于石碑上，目的是作为经学定本和书法楷范。当时，《孟子》还没有列入经书，因而没有刻石。现在的《孟子》石刻，是清康熙年间贾三复从唐碑中集字补刻的。
　　唐代石经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儒学经典石刻，是“古本之终，今本之祖”。所刻的每种经典，都由朝廷委派硕儒严格审定，因此具有极高的学术权威性。石经的书写镌刻者均为当时著名的书法镌刻家，字体参用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的楷书笔法（只有各卷题首及各经后的字数一行为隶书），工整严谨，前后如一，因而又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
　　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年）陕西地震，经碑损毁严重。由于历代皇帝都不准拓唐石经，故明以前完整拓本今已不存，现存拓本为光绪皇帝的老师王绪私下请示光绪皇帝偷拓的，已成孤品，且多有残缺。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皕忍堂依原拓字体影摹刻板，残缺处按阮元覆刻宋椠本经文双钩补足，成为唐代石经最权威的摹刻本。《唐碑四书六经译释》，即以该摹刻本为底本影印，影印的每页之下附横排简体标点释文，以便对照阅读。每种经典影印之后，又附简体译注，以便读者对经书内容的理解。
　　国学的古为今用，一直受繁体字的困扰。用繁体字排印的书，一般的大学本科毕业生都难以阅读，又遑论启蒙普及？而且，大陆的电脑录排人员，对于用繁体排印的书，基本都是先用简体录排，然后转化成繁体，这中间会出现很多问题，令编辑不胜其烦。近年来，繁体排印的古籍差错率居高不下，电脑的繁简转化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倘用简化字排印，则无法解决繁体字中的区别字、通假字等问题，平添了很多混淆和困扰。而《唐碑四书六经译释》采用“原典影印—简体释文—简体译注”的新体例，省却了繁体字这个“中间商”，开创了国学启蒙普及的理想模式，这对国学的古为今用，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四书六经是在四书五经之外又加了一部《孝经》，共八种儒家经典而非十种，《大学》和《中庸》均为《礼记》中的一篇。六经之名，最早见于《庄子·外篇·天运第十四》：“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关于六经的教育作用，孔子作过这样的阐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到西汉时，《乐》已失传，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朝廷设立五经博士。
　　四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论语》虽然在汉代就受到了特殊的重视，但还没有入经。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根据《鲁论》并吸收《齐论》编定《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混合《张侯论》和《古论》注《论语》，这就是现行的《论语》。南朝梁武帝时，开始将《中庸》从《礼记》中分离出来，和佛经同等看待。唐代韩愈、李翱大力推崇《大学》、《中庸》和《孟子》，认为它们是与《易》等经书同样重要。宋代程颢、程颐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提，认为它们是达于六经的阶梯。南宋光宗绍熙元年（一一九〇年），朱熹将这四种书合成一集，并倾毕生精力作《四书集注》。
　　朱熹认为四书是道德、学问的根本：“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四书六经都是儒家经书，“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一》）。经，就是天道，就是公理，就是常识。经学，就是探究天地之道、人事之理的学问。它是古代圣哲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万世不易的楷范，正所谓“经禀圣裁，垂型万世”（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论》）。因此，理应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读本。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国学经典与唐碑楷书珠联璧合。楷书既是各种书法的基础，又是书法的最高典范，它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故凡高文大册、殿堂铭碑，必以楷书为主。大唐楷碑具有端庄、匀称、协调、和谐之美，是中华民族书法艺术的珍品，因此深为藏家、书家所宝爱。然而，古代碑刻的内容价值却远没有书法价值那么高。正如启功先生所云：“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论诗绝句》第四十一首）此有感于藏家、书家只看重碑刻的书法之美而轻忽文字内容，其实碑文本身不具有可读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唐碑四书六经译释》集儒家经典与大唐楷书于一身，读者既可以领略古代圣哲的思想智慧，又可以欣赏唐楷书法的高超艺术，且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可谓一石三鸟。
　　法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说：“没有继承，便没有文化，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排斥我们的任何遗产。”（《艺术家和他的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的，“让血脉再相连”，“留住我们的根”。留住国学的根，留住中华民族的根。
　　傅璇琮乙未仲冬序于北京中华书局

　　张立华，系中国出版集团编审、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上海《解放日报》“漫画诗论”、“文史”专栏作者。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国学教育出版研究和诗歌、散文随笔创作。曾在大学任教多年，讲授古代汉语、训诂学、文献学等国学课程。一九九九年从事出版工作，先后任《读写新大陆》杂志（国内国际正式刊号）主编、总编辑，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主任、中国出版集团华文出版社传统文化编辑部暨纪晓岚研究出版中心主任。独立撰写的主要著述有《群经百子类典》、《古代文苑类典》、《学海通鉴》（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国哲理诗话》等多种，三百多万字；独立整理校释的古籍有《孔子圣迹图传》、日本正平甲辰本《论语集解》、《孔门儒教列传》、《孔子家语图传》、《孔子集语》、《孝经传说图解》等数十种；主编及合撰的图书有《中国历代绘刻本名著新编》、《纪晓岚文化丛书》、《新国学丛书》、《胡适手稿》等一百多种。其中，独自整理的《胡适手稿》（定价一万二千八百元，四色线装），是目前为完整的胡适著作手稿。
　　另在《光明日报》社《中华读书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山东大学《文史哲》、吉林师范大学《松辽学刊》、首都师范大学《中学语文教学》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在吉林电视台、长春电视台、吉林卫视、深圳卫视、《中国图书商报》、《北京晨报》等媒体做过文化访谈或讲座。
　　张楚乔，1978年9月出生，吉林省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现就职于长春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化史及国学典籍的英译研究。发表省级以上论文8篇，主编英汉汉英辞典3部，参与翻译书籍2部，参与编写整理国学典籍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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