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 _高波_9787508670423

中华文明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可见的新黎明

腐败是人类公敌，反腐是世界难题。先发国家几乎都经历过腐败高发期，一些成功国家随后出现廉洁拐点期，而失败国家却陷入现代化陷阱，甚至贪腐成灾。人类历史为何会有廉洁拐点？中国廉洁拐点将呈现什么形态？

读懂中国，先读懂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国故事，先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以往国际社会解读中国奇迹偏重经济治理，忽视政治治理特别是执政党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共生关系。中共十八大以来，从立八规到反四风，从网上监督问责到海外追逃追赃，从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带来治理腐败原创性贡献与*表现。然而，这是改革深水区的应激反应，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廉洁拐点？这将会给政治社会生态带来什么趋势性变化？

《廉洁拐点》立足国际与国内两种视野、历史和现实双向思考，剖析美国、瑞典、新加坡等20世纪内向型廉洁拐点，解读中共十八大后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本书指出，随着新治理革命的到来，中国将迎来21世纪全球首个双重外向型大国廉洁拐点。同时，治理腐败永远在路上，廉洁拐点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国家成长新起点。厚植廉洁拐点期的民心红利、制度红利和法治红利，固化长期执政党加强自我革命和党内治理的战略定力与治理红利，将提升中国政治的确定性、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预期性，为世界经济全面复苏提供中国新动能。

治理腐败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国际反腐新秩序是全球治理新体系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正风反腐为基点，实现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国际治理的有效联动，走出既不同于欧美政党也不同于苏东共产党的治理新路，带来更多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治理活力。

这事关每个人的福祉。

序言中国第五大发明与国际反腐新秩序

1550 年，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最早提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a19 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这是对中国发明的经典评价。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后来首倡以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国四大发明，并得到世界公认。在前工业文明时代，四大发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八项规定揭开廉洁拐点神秘面纱

2012 年12 月4 日，八项规定这个位列2013 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之首的缩略语，开始进入中国舆论场，并引发世界关注。短短两三年间，它给这个数千年文明史绵延不断的东方古国带来的沧桑巨变及其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堪与四大发明比肩。如果说后者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成就，厚植了东方古老大国的全球声望，那么八项规定则引领了中共十八大后的治理腐败行动和社会生态变迁，显示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成果和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引人思考的问题是：八项规定冲击波下的中国将向何处去？

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下的中国共产党将向何处去？这一切，又将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产生什么影响？

……

无怪乎2013 年年底八项规定颁行一周年之际，多家美国媒体转载了路透社《中国惩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慵懒官员》一文并引发网友热议，一位美国网友感叹：我们美国人怎样才能也有个中纪委呢？

……这场治理腐败的阻击战、攻坚战和持久战体现出高度的自信力和开放度，因此现场感、同在感极强。我亦有幸近距离观察并应邀解读中国的高能反腐实践（详见后文）。如2013 年12 月23 日，我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时评《一日一贪官落马，中国近廉洁拐点》中，谈到中共十八大后，一年来的反贪风暴持续有加，使中国治理腐败的多版本例外说越显苍白乏力，选择性反腐的高谈阔论不攻自破，刑不上大夫的陈词滥调更是无趣。不论位高权重的老虎，还是侵渔民利的苍蝇，在制度的笼子、法纪的板子和民意的尺子面前，只能瑟瑟发抖。中央纪委通报的多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从基层官员、国企负责人到副部级干部，案例细节原汁原味，违纪人员点名道姓，以开风气的创举增加了违纪行为的失德失信成本，也进一步强化了违纪人员的耻感、痛感和孤立感。这并非偶然，而是表明反腐败由浅入深、从易到难，步入以量变求质变、以治标促治本的快车道。特别是在2013 年的最后一个月里，中央纪委网站平均每天曝光至少一名官员落马，对尚处在腐败黑数中的违法乱纪者，可谓冷意逼人；对渴盼早日出现廉洁拐点的泱泱国人，应当说带来的是阵阵暖意。

稍后，我在2014 年第2 期《社会观察》上发表了《廉洁拐点或加速呈现2013 反腐记忆与2014 廉政期许》一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求是理论网等网站转载了该文。

从人类社会的大历史来看，现代国家的廉洁拐点既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持续性的政治、法治和改革进程，意味着廉洁公共产品的社会总供给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和趋势性改变。廉洁拐点的形成需要具备相关的基础条件，也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校验，并且往往带来一段国家成长跃升期和治理变革加速期。纵览20 世纪以来地球村中一些典型国家的廉洁拐点，可将其形成要件或曰最大公约项概括为6S模式： Statesman，即超级政治家，如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尔宾·汉森、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等；Strategy，即正确的战略，如美国的新国家主义、瑞典的人民之家和新加坡的治国理念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Struggle，即持续的行动，如20 世纪头20 年美国的反托拉斯斗争、30 年代瑞典的贫富协调行动、50 年代后期开始的新加坡反贪腐行动等，吹响了肃清腐败行动的开场哨；System，即系统性变革，治理腐败并非停留在就腐败谈腐败，而是以国家重组、顶层设计、整体再造和配套措施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有效降低贪腐行为的出生率和危害性；Solidarity，即社会一致性，各阶层在治理腐败所形成的转型期必须团结一心向前看，共同承担社会转型的成本和利益调整的阵痛；Share，即价值的共享，尽管治理腐败的过程或激进或渐进，或是激进与渐进交替的混合方式，但结果是形成一笔反腐红利，带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和成果共享的普惠效应，并且这种增量获益是制度化、可持续的，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转移，也不因政党政策的调整而反复。

再看当下的中国，廉洁拐点既非空降，亦非舶来，既呈现原创特质，又契合共性规律，并且深植于这片国土上的党情国情和党心民心之中，有其逐渐清晰的主题主线和不断成型的脉络轨迹。

……中国共产党显示出勇于自我革命的最鲜明品格和最大的优势。应当看到，在这场以党内治理全新重启带动国家治理全面变革的新治理革命中，全社会出现了两个尤为值得关注的趋势性变化：一是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同步净化所蕴生的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文化心理，二是社会监督、网络监督、舆论监督等与党内监督共同倒逼权力内敛和公职人员责任担当的不可逆态势。这两大变化显示出民心向背的时代脉搏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治理红利，也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中国廉洁拐点的另两大形成要件和重要标志。

事实胜于雄辩。在中共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全力自我净化的铁流之中，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 人（给予纪律处分223 人），是中共十七大期间审查中管干部人数的3.6 倍，尤其是严厉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的违法行为，消弭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隐患，显示了自我监督无禁区、反腐惩恶不设限的决心；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6.2 万件，给予纪律处分119.9 万人，印证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战果和中国纪律部队的战力；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1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4 万人，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辐射效应；纪检机关立案审查和处分的党员人数持续上升，在党员基数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党员受处分率从2012 年的1.8 上升到2016 年的4.3 ，但纪检机关目前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呈下降态势，2016 年比2015 年接到的此类举报下降了17.5%，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首次回落，彰显了清理门户、清除存量的实际效果；2016 年，在强有力的反腐败高压态势震慑下，有5.7 万名党员主动向组织交代了自己的问题，2015 年相同统计口径的数据是5 400 余人，主动交代问题的党员干部人数一年间增长10.6 倍之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综合效应加速显现；截至2016 年年底，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5 万多起，处理20 多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 万多人，群众看得见的歪风邪气大大收敛；2014 年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2 566 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7 人落网，追赃金额86.4 亿元，反腐败追逃追赃力量高度整合……在这些数字背后，人们见证了一个建党95 周年、拥有8 800 多万名党员、440 多万个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党的新生与再造，见证了一个拥有数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发展史、国家治理史的东方古国和新型大国的全新廉洁拐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廉洁拐点将是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基于执政党的党内党外监督互动机制（即党内治理开放化）和治理腐败的国内国外协同联动机制（即国内治理开放化），成功展现的第一个双重外向型或者说双向开放化大国廉洁拐点。在此之前，20 世纪的世界政治地图上，带有地标性质和全球影响的廉洁拐点主要有三个：20 世纪头20 年基本成型的美国（国家重组型）廉洁拐点，20 世纪30 年代成功起步的瑞典（福利改善型）廉洁拐点，以及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发轫的新加坡（法制强推型）廉洁拐点。其中，第一个属于大国廉洁拐点，后两个属于小国廉洁拐点。但是，这些国家的廉洁拐点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出现之前的产物，基本属于独善其身的内向型廉洁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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