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上、下卷）_汤开建_9787566816771

本书向读者揭示的是，澳门不仅仅是一座赌城，还是一座拥有400余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1619世纪澳门城市文明的发展不仅是人们常说的西洋文明进入中国内地的桥梁和孔道，澳门还是西洋文明传入中国的策源地，更重要的是，澳门本身就是西洋文明传入中国最早的承载地和积淀地。西洋文明传入澳门后，就深深地扎根在澳门这一块小小的土地上。在澳门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科技、语言、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上都呈现出西方文明留下的深深痕迹。而一贯以来，尽管澳门历史名城荣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赌城形象仍在社会舆论与群体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群体对澳门城的认知仅是建立在了新旧媒体炒作的字眼上。而这样一部记述西方文明塑造澳门的历史研究专著有利于将澳门历史名城的概念烙印在群体记忆中，不单在物质层面，更在精神层面挽救和保存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与此同时，对西方文明塑造澳门的讨论，同样有利于加强我们对当今全球化下中西文明冲突与交融的理解。

前言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入居澳门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一件大事。对世界而言，15世纪肇始的葡萄牙东方海外殖民扩张至此基本完成，代表当时世界强势力量的西方文化东传因此而获得一永久据点，因1516世纪的大航海活动而逐渐形成的全球贸易网络因此而定格。对中国而言，当中华封建帝国仍然沿着它自行的轨迹缓慢前行之时，当帝国内部主张对外开放与反对对外开放斗争正处于胶着状态之时，就在帝国最南端的极小岬角上出现了一块完全不同于自身文明且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异质文明飞地，出现了一个令国人瞠目、令外人称羡的天朝异化之角的澳门。葡居澳门的出现，当事者的三方表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当时的西方来说，似乎被他们视为势所必然，因为，强势西方文化的缔造者认为，西力东渐在当时应是世界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对明清中国来说，作为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和社会精英们并没有意识到澳门的出现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更主流的认识是，这只不过是泱泱大国对极西之域来华求贡之远人的怀柔。对澳门来说，这些挟西方强力而来的葡萄牙人获得澳门居留权后，反而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进，无法获得明清政府对其政治欲望满足的任何让步，反而被牢牢地控制在帝国的严密管治之中；退，紧靠中华拥有广博资源和广大市场的澳门带来的经济利益绝对使葡萄牙人无法舍弃，这一能产生巨富的地方成为葡萄牙人无法返回的主要诱因。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居住在澳门这一土地上的葡萄牙人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就出现了时而水乳相融、时而貌合神离的状态。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是，在政治和领土的主权上，澳门属于中国；而在东西方文化交往及全球经济贸易网络中，澳门则属于世界。澳门成为1619世纪世界格局中一块极为特殊之地，与同时代的马六甲、巴达维亚、马尼拉、长崎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最大的不同是，这一块在全球经济贸易网络和东西方文化交往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土地，其主权属于当时仍被称为世界最为强大的中华帝国。从某种意义而言，澳门，是一座由明清政府或有意或无意对外部世界开放的港口和城市，到清朝时，澳门甚至沦为广州港的附属港口，而这一港口和城市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却是西洋人。这一诡谲的历史命题，导致了澳门历史的诡谲，以至今天许多历史学家难以对在澳门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之过程与性质获得准确的判断，从而发生认识的错位。即如人们常说，澳门是西洋文明东传的桥梁与孔道，人们看到的和关注的只是西洋文明如何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而忽略西洋文明不仅通过这一桥梁与孔道传入中国内地，更重要的是，澳门本身就成为东来的西洋文明承载之地和积淀之地。学术界对于东传而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洋文明，曾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为量甚巨且颇为精深的研究，然而，对澳门这一承载和积淀西洋文明之地关注者却不多，或者说关注的程度远远达不到西洋文明在这一城市所积淀的深度。从16世纪中叶澳门开埠到19世纪中后期香港取代澳门的300余年间，有多少西洋文明传入了澳门，以及它们如何在澳门生存发展，乃至沉积，由于历史资料的湮没，更由于历史研究语言的障碍，今天的人们对这一问题能讲清楚者已经不多，而能讲清楚又能出具可信证据者则更罕。因此，对1619世纪澳门的西洋文明展开深入研究，不仅应该是澳门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在东西方文明交往史上更可称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以及学术意义的研究课题。

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的传入和发展前后有300余年，其间形成了两个波段。第一波段在16世纪末期到17世纪中期。这一时期是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主体的西洋社群将伊比利亚半岛的南欧西洋文明传入澳门，并影响到澳门的政治、法律、军事、宗教、城市建设、科学技术、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一时期传入澳门的西洋文明就整体而言，还只能称为明显带有南欧特色的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文明，因为当时的葡萄牙还是一个颇具典型的中世纪特性的国家。此语来自于荷兰社会学家J.C.范·鲁尔，见［印度］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著，何吉贤译：《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年，第278页。何兆武先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书第5页中批评当时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是中世纪神学的世界构图，而不是近代牛顿的古典体系。这是何先生本人昧于世界历史而苛求于古人。明末清初进入澳门和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大都属于南欧天主教文明体系。由于欧洲各国历史发展的差异，在这一时期，葡萄牙与南欧其他国家在制度和精神气质上，与欧洲北部国家（特别是新教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社会发展的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一时期的葡萄牙及其他南欧国家的文明形态还整体上保持在中世纪末期的程度，因此要求他们传播牛顿的古典体系实在有点缘木求鱼。第二波段则在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期。这一时期的传播者则是以居住于澳门的英国人为主体的包括荷兰及其他北欧、北美国家在内的西洋社群。虽然这一西洋社群在当时的澳门并非社会的主宰者，但在西洋文明传播的第二波段中，这一社群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将许许多多不同于第一波段的西洋文明带入了澳门，这一文明从总体上可称为基督新教文明。在某种程度上，19世纪传入澳门的西洋文明已明显带有西方工业革命后的近代西方文明的特征，并影响到澳门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两个波段的西洋文明传入澳门，虽然都曾对中华帝国产生过冲击，甚至还曾激起过几朵浪花，但最终都没有从根本上对这一帝国产生实质性影响。古老而庞大的中华帝国在西洋文明的两次冲击中岿然屹立，依然故我。故此，生存于帝国高墙坚壁旁侧的澳门这块土地上的西洋文明表现更多的不是勃勃生机，而是有些潦倒与没落。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将1619世纪生存于澳门这一土地上的西洋文明一一理清，包括300余年间究竟有多少西洋人进入了澳门？他们来自于哪些国家？澳门政治、司法及军事上的西洋文明，澳门城市建设中的西洋文明，澳门宗教中的西洋文明，澳门科学技术中的西洋文明，澳门教育中的西洋文明，澳门医疗卫生中的西洋文明，澳门语言文学中的西洋文明，澳门艺术与体育中的西洋文明及澳门社会生活习俗中的西洋文明等问题。虽然以上问题并非澳门西洋文明的全部，却基本反映了1619世纪传入澳门的西洋文明的概貌。以上这些问题，虽然在以往的很多著作中都曾被人提及，但真正深入发掘和利用第一手中西语言文献档案展开研究的，除西方个别学者外，大多数学者基本没有这样做，其中研究著作转引二手资料泛泛而谈者居多，因此，可以说，对于1619世纪澳门西洋文明的研究，由于原始文献征引的缺失和基本史实的疏漏，甚至出现大量根本性的错误。在上述诸多领域的研究中，原本应该是葡语档案文献为其基本史料，但多数研究者却征引葡语史料阙如，致使以往的研究达不到严格的学术标准和要求。因此，本研究就是力图对上述问题进行纠正与完善。我们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给读者呈现出一部主要采用葡中第一手档案文献（还包括英、法、西、俄、拉丁及日文档案文献）打造的，能全面、准确、系统地反映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的既绚丽多彩又严谨科学的历史著作来。

历史学著作的魅力不在于宏观理论的构建，更不是新概念的提出。当今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却乐此不疲。历史学著作的真正意义即在于给人们提供人类过去的准确而完整的知识体系，其特殊魅力则是揭示那些被历史风尘湮没而在以往的研究著作中不能揭示或未能揭示的崭新而又神秘且不为世人所知的史实来，并不忽略那些在历史事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历史细节。我们今天呈献给大家的这部著作所揭示的1619世纪的澳门西洋文明（包括它的历史细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一作用。

然而，由于本课题研究历史时间长达350年，所涉内容包括政治、法律、军事、宗教、科技、文化艺术等十几个领域，涉及面极为广泛复杂，而且有很大部分内容属于原创新作，再加上征引的各种档案文献牵涉中西多国语言文字，无不增加了本研究的难度。在此，我还想表达的是，完成这么一个庞大复杂的、极具学术难度的研究课题，实际上留给我修改的时间太少，更没有给我逐字逐句全面校对的时间。由于各种因素不得不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其付梓，这也是一种无奈。因此，本课题虽然是在竭尽全力系统搜集原始档案文献并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考订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我仍然无法保证，我们的研究完全正确，且不出纰漏。特别是如此大规模地使用葡、西、法、英、日等国原始档案文献的翻译材料，限于我及我的翻译团队对外语的把握及理解的能力，难免不生讹误。我想，当这部在国际澳门学领域中极具开创性的著作面世之后，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包括我们认识的错误和工作中的疏漏。故此，我诚挚地希望学术界同仁在本书出版后，对书中的内容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以待日后的改正与修订。

汤开建

丙申年仲春于澳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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