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到当代：刘川鄂自选集》名为“从现代到当代”，是我30年学术生涯的概括。世纪初的一次中国现代文学年会上，有朋友问我：你搞现代基础这么好，怎么转到当代去了？还是回来吧。我一愣：现当代合起来一百来年，我心里从来没有把它们割离过。只搞现代不搞当代，不知新文学的走向。只搞当代不搞现代，不明新文学的起源。画地为牢，自我设限，眼光短视，胸襟褊狭，不会有大收获。我的才华、毅力不逮，但还是有大境界的追求。
从现代到当代、从文学史到文学评论、从理论探讨到文学时评、从纯文学到大众文化，大致算得上我的学术轨迹。确有涉猎过多不够专深之弊，但《从现代到当代：刘川鄂自选集》是我从文生涯的汇集，是我心血和汗水的结晶。结集是一次自我总结、自我审视。期待今后能拿出更厚重的集子来。
刘川鄂，文学博士，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鲁迅学会副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张爱玲传》《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另有关于大众文化、足球、婚恋、学校教育等方面的散论百余篇。
《从现代到当代：刘川鄂自选集》：
在与新月派的论争中，他力辩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明确肯定阶级社会里文学的阶级性特征，但又不把阶级性作为文学内容的全部和唯一特征，他深刻地洞察到在血腥岁月中侈谈思想自由、取消革命斗争的潜在危险，但绝不否认思想自由本身的重要性，在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他既为左翼文坛的正义性辩护但又肯定“同路人”存在的必要性，既肯定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实合理性又不一味抹杀创作独立性和创作自由。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左翼文学阵营在论争中的优势绝不会那么明显。
当然，我们肯定鲁迅的超越性并不等于说他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所有观点绝对正确。鲁迅晚年的内心世界并非纯静如水，而是波澜起伏的。时有革命青年的噩耗传来让他出离愤怒，时有因得罪当局而遭警告、通缉不得不东躲西藏，时有疾病袭来让他心力交瘁。一个具有铮铮铁骨的文坛硬汉，常常处在自身病魔的纠缠和外界敌“友”的多重中伤之中。透过他的某些在语调上有些生涩（包括有些系病中友人代写初稿）的文字，可以看出，在保持个人独立与依靠政治政党力量之间，在文学启蒙与全民救亡之间，在左翼文学理念与左联文学团队之间，他是既坚定又矛盾的。他有时不免因寂寞而急躁，有时因认识“超前”而缺乏耐心，有时因形势复杂而易起疑心。在对“内”对“外”的论争中，鲁迅未尝没有讲过“过火”的话，如同他对徐懋庸、周扬等左联中人的某些指责明显不妥一样，他对梁实秋、胡秋原等人鼓吹自由和自由主义文学的动机与效果的分析也有偏执片面、言过其实之嫌。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阵营与自由主义文学派别有过多次论争，尽管既往的文学史都认定后者为失败方，但我认为并没有明显的胜利者和最终的胜利者。因为双方的理论都是不充分的，或者说运用各自理论的人的理解和表述还不够充分。否则，我们无法理解被“击败”的一方在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多次被提及和其理论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复活”。但是，如果仅在当时的环境中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参加论争次数最多、理论素养最高、论争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左翼文学家鲁迅。
鲁迅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批评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和某些观念谬误及可能带来的负效应的同时，又避免了极“左”倾向和盲目否定自由主义文学的全部观念的片面性。鲁迅给了一个人们在今天才能有所体认的启示，即革命事业和革命文学事业仍然是需要理性精神与独立意识的。或者说，革命的文学的事业在拒绝自由主义的社会革命观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否定自由主义的全部观念。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中就包含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某些因素，而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也曾吸取过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内容。
二
鲁迅的“超越性”特征与他重理性反教条的思维方法和极强的现实感密切相关。他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理性精神和怀疑精神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贵的财富。从1906年弃医从文到1936年病逝上海，鲁迅30年的文学、文化生涯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思想革命和文学变革，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往往并不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却总是站在时代的最高点。在30年代复杂的文坛环境中，他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读和对中国历史现实的清醒洞察结合在一起，因而他总能高屋建瓴，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针对性。他对青年革命家关于革命的浪漫主义想象的解构、对左翼可能变成右翼的洞察、对论语派提倡幽默可能把屠夫的凶残搞笑化的忠告、对新月派“健康”“尊严”原则可能与当局维持治安合流的担心，来源于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刻体认。
“超越”来自特立独行。鲁迅的独立精神自少年时代起就初步养成，青年时代已基本定型，中年时代便十分成熟。五四时期鲁迅对个性和个人主义是推崇的，而个性和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所肯定的重要思想观念。他对人的改造个体自由的关注远远多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即使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对群众力量的看法比早期有了很大改变，也并未完全否定他早年肯定的内容，而是有所深化，有所修正。他从来没有把个人自由个性发挥与相信群众依靠民众对立起来，他依然是肯定和强调个人独立性的。这种独立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健全的个性主义，是他青年时代十分推崇的反抗精神、自由精神的保留和发展。
……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