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西部社会变迁调查、教育与教育不平等、移民与社会融合、社区建设与治理四个角度，分别讨论转型中西部的社会发展现状与社区治理。本书的特色在于，运用第一手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建立“学者—社区—政府”交流对话机制，中加学者共同研究西部社会发展问题，使科学研究成为制定和改善社会政策、加强社会治理的经验依据。作为中国西部社会发展问题的一本及时读物，本书谨献给所有感兴趣的读者。
边燕杰，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社会学、社会分层、社会网络、调查研究方法。发表了论著、编著、译著11部，中英学术论文百余篇。目前领导他的学术团队开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学科理解的社会网络模型研究”。
宗力，天津“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天津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大连理工大学海天学者。目前是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中国顾问、孔子学院院长、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民族关系、种族主义、移民、多元文化、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在学术刊物和社会学专著上发表了四十多篇学术文章。
第一篇 西部企业调查报告
第一章 中国西部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
一 “新常态”战略思维与西部社会转型
二 西部地区经济现状与城镇化变迁
三 西部居民经济社会生活指标的比较分析
四 西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差异与问题
五 以“新常态”战略思维推进西部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第二章 西部民众对东西部区域差距变化的认知研究
一 导言
二 背景与文献
三 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影响民众对东西差距认知的可能因素
四 假设
五 数据、变量和方法
六 结果
七 讨论和结论
第三章 西部居民教育：现状、结构、后果
一 西部居民教育现状
二 西部居民教育结构
三 西部居民教育状况的后果
四 本章结论
第四章 西部的市民、村民、农民工：群体差异分析
一 引言
二 市民、村民、农民工
三 群体差异分析
四 小结
第二篇 教育与教育不平等
第五章 教育获得及其对职业生涯的影响趋势（1956-2009年）
一 研究背景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三 数据、变量与方法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五 结论与讨论
第六章 深度分析西部贫困大学生的毕业选择和就业状况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宏观社会结构背景
三 分析框架
四 数据与研究方法
五 分析和讨论
六 结论
第七章 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现状调查研究
一 研究背景介绍
二 全球化、市场经济和内部人口流动
三 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四 研究结果
五 讨论和总结
第八章 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与中加两国的高等教育扩张
一 导言
二 三个全球性趋势，两个悖论
三 关于技能错配的争论
四 加拿大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
五 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体系
六 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
七 加拿大和中国：共同的趋势和教训
第三篇 移民与社会融合
第九章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与社会管理
一 引言
二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三 政府、市场和社会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四 数据与方法
五 结果分析
六 总结与讨论
第十章 城市福利差异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一 引言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
三 研究结果
四 结论
第十一章 双向社会融合视阈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一 引言
二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及其研究现状
三 双向视角：社会融合视角与身份认同
四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四种呈现
五 总结
第十二章 城乡人口流动中的性别效应
一 导言
二 研究方法
三 研究发现与分析
四 简短结论
第四篇 社区建设与治理
第十三章 多元治理结构的生成：中国西部乡村个案研究
一 理论背景与分析框架
二 研究方法
三 结构轮廓：乡村社会治理的缩影
四 结构“深描”：多元社会治理结构的生成过程
五 结论：走向多元治理的乡村社会结构图景
第十四章 宗教多样性与社区建设：加拿大的启示
一 背景介绍
二 理论框架
三 研究方法
四 研究发现
五 讨论
六 研究启示
第十五章 陕西省宝鸡市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探索与实跋
一 实践与探索
二 存在的问题
三 对策与建议
第十六章 天津市南开区社区建设和管理的经验做法
一 天津市南开区的基本情况
二 “三位一体”的南开区特色社区建设管理模式
三 南开区社区建设管理的展望
参考文献
《转型中的西部社会：发展现状与社会治理》：
在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公民依然享有“迁移和居住的自由”。然而，随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快速推进，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居民城乡间自由迁徙的权利被逐步取消。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开始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自1958年开始“大跃进”后，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由于能够有效地把农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之外，就业、教育、医疗等一系列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就相应地建立起来了。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城市化进城的加快，国家逐渐放松了对人口在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行政控制。政府开始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非农工作，迅速成长起来的市场部门也对廉价劳动力有着大量的需求，我国出现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为2.6亿人，占总人口的19%；西部12个省（市、区）的流动人口数量为0.58亿人，占西部总人口的16%。然而户籍制度本身却基本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的变化，一系列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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