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当代阐释_王海锋_9787516184233

　　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国道路探索的旗帜和灵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思想智慧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掘和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变革唯心史观所创立的历史观，更是在超出思辨哲学基础上所建立的世界观。在思想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中，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同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内在交织的社会现实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紧密相关，且呈现为整体性逻辑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在破解时代变迁所遭遇到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当代中国问题和人类性问题的过程中，才能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生命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怎样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我看来，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首先在于它是否真正地揭示了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一种理论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则在于它所揭示的规律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人类自身来说，最为重大和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揭示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最为重大和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作出这样的概括和评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以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为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使人类自觉到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使人类自觉到“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而为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伟大的社会理想，揭示了现实的发展道路。离开对人类历史、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现代人类就无法形成真实的社会理想和合理的价值诉求，就无法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创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就会失去凝聚共识和走向未来的理论支撑。这应当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当代阐释”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王海锋博士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当代阐释》（以下简称《当代阐释》）一书，具体地呈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确立和完善的历史进程，深入地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具体探索，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里，我着重谈三个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这取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所形成的新世界观。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地探讨三个重大问题：一是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使命”的革命，二是马克思所实现的“解释原则”的革命，三是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形态”的革命。首先，从理论旨趣和理论使命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沿着“独立的哲学”的逻辑追寻“世界何以可能”，而是以承担“创建新世界”的使命去追寻“解放何以可能”。发现历史规律和实现人类解放，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趣，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使命。其次，从理论硬核或解释原则上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以变革旧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而实现的对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摧毁，因而构成了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革命。这里的实质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而变革了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一场世界观革命，还是把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而变革了历史观，从而实现了一场历史观变革？能否理解马克思以历史为解释原则而实现的唯物主义革命，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实质。再次，从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看，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并不是简单地“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是把黑格尔的思想的内涵逻辑变革为马克思的历史的内涵逻辑，并具体地表现为列宁所说的作为“大字的逻辑”的《资本论》。这就是马克思的以历史为理论硬核和解释原则而实现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实质内容是新历史观，这种新历史观的真实意义是新世界观。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当代阐释》：

　　第二节法哲学批判与市民社会问题

　　依波利特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中曾指出，“马克思是怎样思考哲学的？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转变为另一个问题：他是怎样思考黑格尔主义的？……黑格尔把哲学思想引至其终点，它是‘最后的哲学’，这个哲学的思辨思想浓缩了哲学的全部本质。黑格尔之后，人们不再能真正地进行哲学思考。批判黑格尔，就是批判哲学本身。黑格尔主义的危机就是哲学的一次危机。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细微批判，特别是对法与国家哲学的批判就具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意义。”这表明，要考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去看马克思是如何看待、对待黑格尔及其“主义”，而这种思考首先是从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开始的。在这里，马克思基于已经掌握的法学理论，借重于费尔巴哈“主宾颠倒”的哲学原则，对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只不过不同的是，马克思的批判不是以思辨对抗思辨的方式进行，而是在“还原”思辨哲学的现实背景中，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作出了首次清算，由此呈现出通过社会现实的批判来彰显哲学思想的研究方式。在这里，首先能看到的是，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的思考，马克思再次把哲学的批判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开辟了哲学思考的新道路。

　　一新闻出版自由与法的初步批判

　　其实，早在普鲁士政府的社会现实批判时期，基于对物质利益关系问题、应有和现有的矛盾的思考，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了对法学问题研究。围绕新闻出版自由的问题，马克思对法的问题做出了初步的思考。

　　1841年5月23日至7月25日，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会后在科布伦茨少量刊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供省议员个人使用。当年的《杜塞尔多夫日报》也随后全文刊登了这些内容，依据这些材料，马克思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第一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的文章中，马克思围绕新闻出版自由和新闻出版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一思考首先是从对新闻出版法和书报检查令的区别着手的。

　　在马克思看来，新闻出版自由是由新闻出版法来保障的，因此，它能够实现自由。因为，在新闻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但是，在书报检查令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这样的话，书报检查无疑就是对自由的怀疑，就是对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的法典的挑衅。他进一步指出：“新闻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就是说，新闻出版法认为自由是新闻出版的正常状态，新闻出版是自由的存在。因此，新闻出版法只是同那些作为例外情况的新闻出版界的违法行为冲突，它并不和其他的检查令之类的东西发生本质的冲突。因而，作为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上的认可的新闻出版法就具有不同于书报检查令的“至上性”。而“书报检查制度正如奴隶制一样，即使它千百次地作为法律而存在，也永远不能成为合法的”。因为，它只是一项“制度”和“条令”，它并不具有法律所具有的真实本质。这样，在法的意义上，书报检查令是和新闻出版法不可同日而语的，而普鲁士政府试图通过颁布《书报检查令》来替代新闻出版法，实际上是一种非法的“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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