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探险家鲍尔·汉密尔顿（1858生）所记录的一部西藏考察日记。全书从作者由1891年4月从印度南部准备出发记录开始，到1892年年底到达江西九江等地的整个考察历程组成。作者并非每日必记，却较为完整地描画了一个对西藏地区茫然无知又充满了好奇心的考察学者的所见所闻及所感。尽管作者竭力以一个客观观察者的眼光打量，但偶尔也难免先入为主的偏见与无知。所幸作者基本将观察视野投注在沿途的山川风光、动植物生存样态与物种特征记录、藏区的习俗人情以及途径各地的民众生活境况与个人见闻感受等诸多方面，所以本书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外来者”的）文化观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藏区人民的生存处境和社会生活画面。从文献资料学的角度来看，它也无形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藏区人民生活之今夕比照的参考。
【译者序】
本书是清末英军上尉汉密尔顿·鲍威尔（1858生）于1891-1892年考察西藏时所记录的一部日记，该书于1894年由麦克米兰出版社（纽约）出版。由于作者的身份和使命特殊，所以，这部日记对于研究中英关系史、中国西南边疆安全史，都很有价值。
1914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企图为对中国西南领土的侵占寻找自认为合适的理由。由此追本溯源，此前的1911年第二次和1903-1904年第一次英国入侵中国西藏地区，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武器残忍屠杀使用大刀长矛的西藏人民的战争罪行，就是前奏和铺垫。其实，这些作为前奏和铺垫的明目张胆的侵略，还有比其更早的蓄谋，而它们，历来都被很多人所忽视。但是，请留意如下时间表：1892年英军上尉汉密尔顿·鲍威尔以旅行者身份“旅行西藏”完成使命；1903-1904年英军侵略西藏；1911年英军再次入侵西藏（统军者正是上述的鲍威尔）；1914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被炮制。从中我们不难推理出汉密尔顿·鲍威尔在其中的作用。
“当他回到英格兰，鲍威尔以第一个穿越青藏高原的英国人，而被授予‘英国皇家地理学社团创始人’奖章。除了收集军事情报，这个军事间谍从一个当地淘宝者手中搞到并带回了一本由51张罕见桦树皮书写的古代手稿。鲍威尔对这些古代手稿的发现，促使欧洲人对文物的抢夺，并导致进一步入侵西藏。”[1]尽管汉密尔顿·鲍威尔并未在日记中记录这一段有关该手稿的获得之奇遇，但他这次长达12个月的穿越青藏高原并横穿中国大陆的漫长行程，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而且，其日记中所暴露出的诸种态度与看法，都足以给那些不能清醒识别他人侵略野心的人，敲响警钟。
汉密尔顿·鲍威尔——旅行日记作者？马背上的间谍？作者由1891年4月4日从印度最北部的西姆拉准备出发起，到1892年3月29日到达黄浦江入海口，随之依次经过香港和新加坡到加尔各答。全书以日记形式记述了作者一行在途径上述等地的整个考察历程（其中最为详尽的是在我国藏区的经历）。日记中作者没有公布自己的间谍身份，而且他也效仿俄罗斯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收集西藏地区特有的动植物标本，记录沿途的风土人情，等等。似乎正如他在日记中给中国人一再强调和伪装的：我只是旅行到中国内地去。而实际，并非如此。
鲍威尔的《穿越西藏的日记》发表后很受欢迎。他也写了一篇长达10页、未公开出版的机密情报，题为《一些西藏事务的笔记》。“目的是为军事情报局长安装千里眼，内容是高度机密的。”[2]“阅读这本小册子,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它是保密的。鲍威尔没有试图掩盖这一事实,……通过军事远征……这是非常符合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议程……鲍威尔的报告提交十年后就发生了入侵西藏。”[3]“不像他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人（普尔热瓦尔斯基），汉密尔顿上尉于1890年就秘密准备去发掘西藏。他的探险，授权于英国情报部门，路遇很多困难和挫折：包括土匪袭扰，丢失马匹，可疑藏民。”[4]他不被允许前往拉萨而要沿原路返回印度北部，最后经过艰苦努力而达成妥协，他们一行人能够沿拉萨北部向东进发，经过塔陈鲁（tachenlu）、昌都、理塘等地，到达四川境内。
侵略军统帅——汉密尔顿·鲍威尔。1911年10月，曾经为英军侵入中国西藏的前期准备工作立下汗马功劳、当年53岁的鲍威尔以少将身份率军亲征、入侵中国西藏。“阿波尔远征军由少将汉密尔顿·鲍威尔（Major-General Hamilton Bower）担任总指挥，拉钦普专员本丁克（Bentinck）和警察部队的邓达斯（W. C. M. Dundas）担任助理政治教官。阿波尔远征军共计1000多名士兵[5]，一路烧杀劫掠。珞巴族人民奋起反抗，用简陋的大刀长矛和毒箭对付侵略者，但最终未能阻挡入侵的英军。这支英军按原计划在1912年1月开始测量和探查工作。他们沿着迪杭河谷北进，经潘吉、空辛、里乌（Riu）、叶克（Yeke）、西蒙（Simong）等村子，到达了距离‘麦克马洪线’30英里的辛金（Singing）附近。”[6]其实，早在20年前的1891年，鲍威尔已在这本日记中，充分表达了他所体验到的、面对中国民众时因武器先进而产生的优势心理。
尽管作者似乎竭力以一个客观观察者的眼光打量，但偶尔也难免流露出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状况先入为主的偏见与无知。所幸作者在日记中，基本将观察视野投注在沿途的交通路线与地理标识，尤其是山川风光、动植物生存样态与物种特征记录、藏区的习俗人情以及途径各地的民众生活境况与个人见闻感受等诸多方面。从文献资料学的角度来看，阅读本书，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外来者”的）文化观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藏区以及作者行程所到之处中国人民的生存处境和社会生活画面。
需要特别强调和声明的是：其一，作者汉密尔顿·鲍威尔的原书出版是在1894年，距今已逾百年，故本书无涉版权问题；其二，作为译著，作者在文中的诸多观感、看法乃至个别地方对民族和宗教话题的表述语句，皆为作者自己立场，与译者和出版社立场无关，不过，为学术责任与客观呈现之目的，译者在脚注中附注出原文表述内容，以作对照参考；其三，关于地名、湖名和人名，受限于作者对当地藏语发音的模拟理解和表达效果，本书所用的音译，显然是经过了“藏语-英语-汉语”的转换过程，故在这一点上，只能求“似”而非“是”的境界。
概而言之，这是一部可用以了解“他者”视野中的甲午之前的晚清时期旧西藏的日记，是一部追本溯源、解密英国在清末民初对中国西藏地区政策变化之因的外国文献，更是一针惊醒那些裹足不前、敌友不分、崇洋媚外者的清醒剂。
翻译是一件苦差事，本译著定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恳望学界同仁本着爱国敬业的目的，不吝赐教。
译者 罗文敏
2015年1月
罗文敏，男，汉族，1972年生，甘肃宁县人，文学博士，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博士后。曾教授外国文学、西方古代文学专题、西方文论等课程。主要研究西方文学与文论、民间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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