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斋撷实：民族理论若干问题探究_张三南杨须爱_9787519500283

民族理论研究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有鉴于此，本书从“经典探微”“‘过程’分解”“‘族性’问道”“‘问题’释惑”“学科自省”五个板块出发，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理论、民族过程理论、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中国民族理论学科自省等研究领域。本书初步反映了以王希恩教授为代表的各位学者对民族理论若干问题的探究，尤其在民族理论研究方面是一个较为集中的成果展示。

  “同心斋”本是个微信朋友圈的名称，成员同为一个师门，即王希恩老师及其门下的博士和博士后。王老师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长期担任博士生导师，2015年悠然退休。他的这些学生有在读的，更多则是走上工作岗位或在职在读的。“同心斋”这个名字是在大家充分讨论后由王老师最后定夺的，可以理解为，“同在一个师门，同学同心，戮力向学”。在《新华字典》中，“斋”的第一义项为“书房、校舍”，延伸即可喻为“师门”，甚是恰当。
  “同心斋”的发起是在2015年秋天，是在为王老师荣退举行的座谈会之后我们为加强同门之间的联系而建的。时至今日，“同心斋”不能说很热闹，但很纯粹，均是交流学术信息、同学来往信息，偶尔也会有点小调侃、小幽默来活跃气氛。但在这些信息背后，“斋友”们共同的作为则是对于民族理论的探究，因为这是共同的学业、志趣和事业。正因为这样，我们在筹备王老师荣退活动时就设想要出一本书，既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也能反映王老师和学生们的学术成就。经过近一年努力，就有了这样一本文集。
  怎样编辑这本集子，我们是颇费心思的。既然是纪念王老师荣退，当然要对王老师的学术贡献有一个充分的反映。但王老师学术生涯30年，先在民族史和党史领域耕耘，后集中在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研究，成绩斐然，如何选用他的作品是要精心考虑的。同时，作为王老师的学生，受他学术思想影响产出的研究成果也颇具规模，如何选用也并非易事。然而，我们秉承的原则是尽量做好，具体做法是围绕王老师的主要著述划出相应专题，以王老师的一篇文章打头，同时选出一组学生的文章辅放其后，最终形成了这样五个板块的格局。五个板块主要反映王老师五个方面的贡献。
  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理论的研究，也即“经典探微”部分。作为中国民族理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经典”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王老师的研究中占有很大比重。他曾积极参与了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相关课题，主持了他所在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点学科方向的工作，由他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已完成并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同样由他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五卷本）也已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这两套书采用了经典原著的最新版本，补充了新的内容，选文精当，正成为国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理论最全面、最权威的读本。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王老师曾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做了系统梳理，并提出根据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实践，民族主义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目标必需的“过渡”性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两重性有着清晰的辨别，对其消极性做了严厉的鞭挞和批判，而将它的积极因素在实践上加以借助，在理论上吸纳改造，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借助和吸纳，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批判、借助和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该文被放在“经典探微”板块之首，可被视为王老师经典理论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而其后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有关民族主义论述的几篇文章，都是从这篇文章得到启发后而做出的延续性研究。
  二是关于民族过程理论，也即“‘过程’分解”部分，意在反映王老师对民族过程理论的探讨。民族过程理论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民族学界的主导理论，80年代传入我国后引起民族理论界的重视。王希恩老师1998年出版的《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书在肯定苏联民族过程理论价值的前提下，对其内容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以完全中国化的风格和话语阐述了自己的民族过程理论。王老师在书中将民族过程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个特殊形式，详细分析了民族过程的具体内容和阶段，尤其是对民族过程与国家的关系做了系统阐述。2009年，王老师的另一本专著《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其民族过程理论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提出，世界民族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中经历了三段行程。这期间，民族借助资本的力量，从一个“羞怯的婢女”变成了历史的主角。全球化用不断进步的交通和媒介拉近了民族之间的距离，因此引发了世界性的民族自觉；也用持续而大范围的人口流迁分解了民族的壁垒，开启了民族融合的广阔前景。民族过程理论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将民族视为一种历史过程，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固有规律的理论反映。民族过程既是一种理论观点，又是一种分析工具。对民族过程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有助于从更宽广和纵深的视野认识当代世界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有助于认识当前中国民族问题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民族过程理论的阐发，王希恩老师完成了自己关于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理论的系统性构建，成为其标志性的观点。这一板块，我们选用了王老师《关于“民族过程”的两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一文，此文是王老师民族过程理论时的铺垫性作品。
  三是关于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的认识，也即“‘族性’问道”板块。关于“族性”，即英文的“ethnicity”，在学界有着广泛的解读并因此产生了诸多的学说。王老师将其纳入民族过程理论并做出了既符合实际又有极大解释力的分析。他认为，“族性”即能够构成各种族类群体的基本要素，包括血统、语言、传统文化、祖籍地、宗教、种族等。以“族性”为中心的阵营组合和竞争的加剧、基于“族性”的传统文化的着意弘扬、“政治族性化”的日渐盛行、原生族体的“碎片化”及大范围扩散等构成了当代世界的“族性张扬”。“族性张扬”有着全球化的背景支撑，是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的基本特征和阶段性内容。这一观点，是王老师民族过程理论对当代世界民族现象的具体解读，对正确理解当今世界的民族问题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板块即以王老师的论文《族性及族性张扬——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试解》（《世界民族》2005年第4期）为核心，辅以学生们关于当代民族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几篇论文，形成了一种颇显阵容的对于当代民族现象的研究场景。
四是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也即“‘问题’释惑”部分。中国民族理论向来把研究民族问题，尤其是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视为己任，每一个成熟的研究者都有关于当前民族问题和民族事务的一套观点或理论，王希恩老师同样如此。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解析》（民族出版社）初步奠定了他对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2012年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充分地展示了他对百年以来中国民族问题的系统看法；而同年出版的他的论文集《问题与和谐——中国民族问题寻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则是他对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集中表达。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基于这些认识，王老师成功地将其应用于中国民族工作的智力支持实践。2000年，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世纪之交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势及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研究》，分专题对当时国内的民族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做了正确的预判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成果上报后产生了应有的社会效益。此后，从国家专项五年规划《坚持和完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规划（2011—2015年）》的主持制定、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对策建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理论咨询到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讨论，都留下了他的文字、身影和声音。本板块收录了王老师的《认识和处理中国民族问题中的统筹兼顾》（《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一文。他认为，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首先要有大局意识，学会抓主要矛盾，又要善于协调各种利益和关系，既要立足现实，又要有前瞻意识。此文充分反映了王老师在当代民族问题认识上的一种辩证方法，堪称科学研究的典范。同样，本板块也将弟子们关于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的一些文章收入，展示了他们的研究方法、态度和观点，成为王老师思想的延伸。
  五是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检讨，即最后部分“学科自省”。民族理论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门学科，有其独有的优点和优势，也有其先天缺陷和后天不足。长期以来，民族理论学科的优势发挥的不够理想，而其不足和缺陷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克服。对此，学科内外的学界同仁是不满意的。作为民族理论学科的践行者和建设者，王希恩老师不但在研究和教学实践中自觉扩展视野、拓展研究方法，也努力地从学科理论上不断做出检省，在民族理论的学科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本板块收录的《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特色》（《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一文就是王老师初入民族理论研究领域时对这一学科的检省之作。他在文中分析了民族理论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环境和研究宗旨，概括了它的特点，评点了这些特点的优越之处及容易伴生的弊端，其中也对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性质、地位和作用等做了独到的阐述。其后不久，王老师又在《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职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民族理论书简——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特色的讨论：与熊锡元先生的通信》（《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4期）等文中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再其后，他又在不同的时间发表了《当代西方民族理论的主要渊源》（《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三个生长点》（《满族研究》2002年第1期）、《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创新的几点认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等文章，分别就中国民族理论与西方的区别、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发展创新的着力点等表达了意见。王老师在学科建设上所发表的成果充分地反映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责任和自省精神。
  五个板块安排的另一目的是反映我们学生对于王希恩老师学术道路的追随。我们这些博士和博士后自成为王老师的学生开始，便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民族理论知识和从事研究，尽管总体上也很有收获，但具体到个人就颇显薄弱，甚至在王老师上述贡献的领域拿不出像样的成果。这样，在每个板块的安排上，除了王老师的文章之外，其他文章的切题性就不那么讲究了。当然，这些文章还有一些集中点，比方说，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就占有很大比例，五个板块中几乎都有涉及。这是与王老师的学术思想有关的。因为在他的著述中，在他对学生的指导中，民族主义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同样，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和中国民族问题的诸多实践中，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内容。所以，我们学生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符合王老师的思想，也足以撑起一片天地。就此而言，我们也值得欣慰。
  其实，这本文集不论是在反映王希恩老师的学术思想和贡献方面，还是对我们学生学术成果的展示方面，都远远不够。但能够反映的是我们“同心斋”在学术上的孜孜探索，是“同心斋”向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奉献的一份财富。以此纪念王老师的荣退，也应该是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了。
张三南杨须爱
2016年8月13日

批判、借助和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原载《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略有改动。
作者简介：王希恩（1954—），男，河南内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当代民族问题。
王希恩
  典型的民族主义现象始于18世纪，对民族主义现象的研究则始于19世纪后期，而在此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著述绝对形成了民族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高峰。英国当代民族理论家AD史密斯讲：“在191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是民族主义研究的主要学派之一。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形成成熟的理论，但东欧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对这种现象给予了相当的注意。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和伦纳（Renner）、列宁和斯大林等都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事实上，在近几十年之前，他们是在连续性上最好的民族主义研究学派。”Anthony D·Smith：Theories of Nationalism,Holmes & Meier Publishers，New York，1983，p257此言当为公允之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不但成为民族主义研究的主要学派之一，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乃至全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都有着巨大影响。然而，在对待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问题上，我们的民族理论界却长期满足于既有的结论，缺少深入的理解，漠视相关研究的进展。这种状况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更不利于对于民族主义这一不断改变人类社会面貌的重要现象的正确认识。
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第二国际时期的卢森堡、考茨基以及鲍威尔等人虽都对民族主义问题做过一定的论述，但是他们的理论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批判，一般来讲已经不能视为马克思主义观点了。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从其本源上说只能推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民族主义的直接论述不多，以至于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低估了作为一股独立力量的民族主义……这是他的伟大体系中的主要弱点之一。”\[英\]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在卡尔·马克思讨论的所有历史现象中，他对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出现的考察是最不令人满意的。”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页；阿维纳日：《走向一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异议》1990年。但实际上，虽然直接论述不多，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民族主义问题的间接论述却很丰富，这一点我们决不能忽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在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中，“民族主义”属于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可以说，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正是在对民族主义的论争和批判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也主要是在他们的论述中得到确立的。
  据此，这里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及相关问题做一粗略分析，以求对这一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一、“民族主义”的主要类别及内容
  作为分析的前提，首先需要根据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排列出他们所论及的“民族主义”的大致类别及内容。
古代民族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民族主义着意做出区分，但他们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时曾提到：“民族主义导致了罗马和希腊的灭亡。因此，当批判（这里及下面的“批判”意指所针对论点的关键词——引者注。）断言民族主义促使法国革命失败的时候，批判并没有说出有关法国革命的任何独到见解。”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显然，这里两次提到的“民族主义”，前者发生在古代历史，后者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分属不同时代的民族主义。后者是现代的，前者则是古代的。
  “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斯大林在其《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到：格鲁吉亚归并俄国后，格鲁吉亚贵族感到丧失了特权和势力，有伤自己的尊严，所以想要“解放格鲁吉亚”，由此就出现了这种“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
  而当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年轻的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很难和外国资本家进行自由竞争时，他们就“开始嘟囔起什么独立的格鲁吉亚来了。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想用关税壁垒保护格鲁吉亚市场，用强力把‘外国’资产阶级从格鲁吉亚市场赶出去，用人为的方法提高物价，并用这种‘爱国的’手腕在发财的角逐场上求得成功”。这就是格鲁吉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斯大林：《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黑帮民族主义”或“政府的民族主义”。1905年以后，俄国国内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和“宪政”促进了各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但当政的沙俄政府对俄边疆地区的民族觉醒实施了种种高压手段，从上层掀起了“黩武的民族主义浪潮”。列宁把这种民族主义称为“黑帮民族主义”或“政府民族主义”，他说：“俄国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的国家。政府的政策，得到资产阶级支持的地主的政策浸透了彻头彻尾的黑帮民族主义。”“反动的或黑帮的民族主义力图保证一个民族享有特权，而使其余一切民族处于从属的、不平等的、甚至是根本无权的地位。”列宁：《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再论按民族划分学校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上），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275页。
“从属的”或“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主义”。这是与“黑帮民族主义”或“政府民族主义”对应的一种民族主义。斯大林在讲到1905年以后沙俄政府“从上层掀起的黩武的民族主义浪潮”时，也讲到由这种对边疆地区黩武和高压而产生的“下层”的“民族主义反击浪潮”，其中包括各民族中的“沙文主义”，犹太人中的“锡安主义”，鞑靼人中的“大伊斯兰主义”，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中的民族主义的加强，以及“没有教养的人反犹太主义的共同倾向”等。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24—25页。这些民族主义多为各民族的上层所掀动，所以，列宁把它们称为“被压迫民族上层分子中的民族主义倾向”。1914年，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中又谈到了“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主义”，指的是，俄国占57%的非大俄罗斯居民“受到难以置信的、空前的压迫的情况下”的反抗。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列宁论民族问题》（上），第283页。
  “自由派民族主义”。1912年12月列宁在《真理报》撰文，批判了当时俄国杜马中出现的“民族主义自由派”观点，指出，“他们不希望地主和官僚独占整个的统治权”，而追求两院制的受严格限制的宪法，“希望有一个执行以火与剑为‘祖国工业’争夺市场的‘爱国’政策”，“建设‘伟大的’资本主义俄国”。“民族主义自由派”或“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主要由俄国杜马和国务会议中的“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内大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所组成。列宁反对这种民族主义是因为，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彻底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的自决，而不是维护和实行由资产阶级意志和力量所主宰的旧的俄国政权。因此，他号召人们“反对自由派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虽不那么粗暴，但是由于它的虚伪、由于它对人民进行‘巧妙的’欺骗而特别有害”。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列宁又把它称为“虚伪地掩饰起来的精致的民族主义”。列宁：《关于工人代表的某些发言问题》《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民族主义自由派》，《列宁论民族问题》（上），第151—156页。
“社会民族主义”。列宁在《“联合者”》一文中称波兰社会党“左派”是“波兰社会民族主义派别之一”。列宁：《“联合者”》，《列宁论民族问题》（上），第135页。他们是波兰社会党中持有民族主义偏见的一部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过程中，列宁又提醒人们同几种主要的社会民族主义，如普列汉诺夫的、波特列索夫的、崩得的、阿克雪里罗得的、考茨基的社会民族主义明确划清界限；把社会民族主义称为“资产阶级流派的最凶恶的保卫者”。根据列宁的论述，社会民族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民族主义，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族主义。
  “崩得民族主义”。“崩得”是于1897年成立的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译称，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自称是犹太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代表，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部分之间的团结应表现在“联邦制”上，提出要以“联邦”的形式保持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关系。1903年崩得退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重新加入。
  崩得民族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建党时期面临的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最严重的民族主义，其错误主张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文化”口号和“民族文化自治纲领”的鼓吹上。崩得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和工人阶级的团结造成了很大损害，并导致了它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决裂。为了清除崩得民族主义的影响，1913年，列宁和斯大林分别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和《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两文中做了集中批判。除此之外，他们的其他论著也经常涉及批判崩得民族主义的内容。
  “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早在1913年，列宁就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中讲道：“沙皇政府比邻国政府更加反动，它是经济的自由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且拼命激起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列宁：《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页。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和斯大林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主要着力点放在了党内和国内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1919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到要警惕“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在讲到乌克兰问题时指出：“对大俄罗斯共产党人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同时讲：“长期遭受压迫使乌克兰的落后群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俄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极其耐心和慎重地对待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实际上，不仅乌克兰，而且当时所有面临着与俄罗斯建立联盟关系的各国都有民族主义倾向。因此，列宁号召俄罗斯和其他有关各国的共产党员共同奋斗，“粉碎任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阴谋，消除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偏见”。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列宁论民族问题》（下），第752、776、792页。
  此后，斯大林也在不同的场合对“两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和实质等做了论述。
  “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1920年，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纲领》中讲道：“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而事实上在全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却用市侩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不仅是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那些已经退出了这个国际的各政党中，甚至往往是现在自称为共产党的各个政党中最常见的现象。”列宁把这种现象称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认为其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其本身生产方式的封闭性。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纲领初稿》，《列宁论民族问题》（下），第818页。
二、关于“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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