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备受关注的重大理论话题和全球性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民族主义研究的重要学派,尤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弥足珍贵。然而,在对待这份历史遗产方面,目前学界似乎重视力度不足,不免产生了“困难对话论”这一广为存在的认识和现象。对此,本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进行全面地整理与研究,梳理出了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具体观点和举措,结合对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与实践及当代诸多重大全球性问题的考察,挖掘了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当代意义,同时对“困难对话论”进行了批判性评析。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牵扯到国家安全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本书由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入手,再到民族主义范式下的全球性问题,由历史窥探未来,为正在研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学者们提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视角。
三南近年来的研究都是围绕民族主义问题展开的,不觉然间已有十来篇论文,成绩斐然了。以此为基础,三南又推出了他的这本专著,集其先期研究之大成。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我着实为他高兴。
民族主义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现代国家及其政治发展,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两次世界大战、民族独立运动及其随后的国际格局;同样,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中国近代革命,没有新中国的诞生;没有民族主义也就没有我们面临的国内外民族问题的困扰。所以,就其影响而言,民族主义无疑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第三极。然而,正如人们已经认识到的,民族主义又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意识形态,它始终是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发生作用和影响的。就阶级属性而言,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正因如此,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运动,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又都是民族主义发展史上的辉煌一页;后来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本质上也都是资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着与民族主义的本质对立。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始终对民族主义保持了一种批判和否定的基本立场。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全部优秀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当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时候,民族主义的有益成分和有用成分也便自然包含其中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始终都伴随着对于民族主义的吸纳和借助。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和民族主义混为一体,这是为它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但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与民族主义泾渭两清。批判、借助、吸纳才是马克思主义对待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完整观点和立场。
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是与其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主义在狂飙横扫欧洲中,在费希特的激情演讲中,在马志尼的英雄壮举中,在爱尔兰、波兰和匈牙利的民族抗争中,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和独立中展现着自己魅力和威力的时代。与民族主义的勃兴相伴而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如何处理与它的关系自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回避不了的问题。同样,世界幅员最大的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创,使列宁和斯大林始终将民族问题的处理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可以说,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正是在与各种民族主义的论争中建立起来的。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实践从一开始就缠绕着与民族主义的各种关系,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自然不能离开对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研究。然而平心而论,在日益蓬勃的国内外民族主义研究中,这方面的研究寥寥可数。因此,当三南这本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研究的专论摆上案头的时候,我自然深感欣然。
当然,令人欣然的不仅仅是这本书的出现,而是书中所表现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研究上的着力推进。
作者从对“困难对话论”的批判着手,明确否定了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理论认识上的简单化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大看似平行与对立状态的思潮,实际有着“诸多交集”,有着对话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研究状况做了系统梳理。这一梳理虽然没有改变这一研究给人薄弱的印象,但却为有志打破这这种薄弱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有着同样价值和功能的是书后附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摘选”。
作者大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研究的范式”,论述了这一范式的意义及视角,并以此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及当今世界“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一体化的折冲”问题。
……
作为老师,在此称誉学生总有一种“逾矩”的感觉。所以,还是更多自省一点好:不光是本书的确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也在于现实中正发生着越来越多与民族主义有关的问题。比如当前时起时伏的“国家民族主义”,正为人们所痛心疾首的“两种民族主义”,与暴力恐怖活动和极端宗教主义结合一体的“民族分裂主义”。这些问题,我们难于完全去制止它们的发生,却有责任从理论上做出进一步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激发引导积极有益的民族主义,制止化解消极有害的民族主义。毕竟,民族主义仍是当今和未来很长历史阶段挥之不去的现象,社会主义仍要与之相伴相生。
张三南,祖籍江西赣州,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201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与民族主义。
引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
——或对“困难对话论”的“批判”所做的
“批判”
第一章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研究现状
第一节 国内研究现状
一、综合研究和总体评价类
二、专题研究类
第二节 国外研究现状
一、承认类
二、否认类
三、不确定类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主义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民族主义的具体形式及其
立场、态度
一、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具体形式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主义的立场和态度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研究的范式意义及视角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研究具有范式意义
二、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研究范式之视角
第三章 列宁、斯大林对民族主义的再论述
第一节 列宁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三个层次
一、世界层次:围绕一般意义上的世界革命观
二、国际层次:伴随着世界革命思想的调整
三、国内层次:“两种民族主义”成为了世界革命思想
调整后的主要关注点
第二节 斯大林在论述民族主义方面曾有的贡献
一、洞悉和剖析了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的阶级实质
二、坚持维护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的鲜明立场
三、强调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重要性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研究范式下的社会主义
国家实践
第一节 “苏联模式”——背离辩证关系的选择
一、斯大林在“两种民族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
二、斯大林在实践工作中的过失
三、造成斯大林处理民族主义问题失误的动因
第二节 “南斯拉夫模式”——逆反、激进中的纵容
一、对苏联大党、大国民族主义的过度逆反埋下了
另类失败的种子
二、实践中应对民族主义问题及国家体制构建的失误
三、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背离
第三节 “中国模式”——立足国情的继承和探索
一、辩证处理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
二、在实践中对民族主义成功“借助”
三、坚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四、取得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及处理民族主义
问题的理论新成果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研究范式下的全球性问题
第一节 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浪潮
一、民族自决之理论流变
二、民族主义浪潮的历史演变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对民族自决与民族
主义浪潮的解读
第二节 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一体化的折冲
一、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一体化折冲下的世界
二、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看民族主义与
全球化、一体化的折冲
第三节 民族主义与帝国模式的终结
一、经典理论重温:充分认识民族主义的两重性
二、历史回顾:民族主义与前两种帝国模式的崩溃
三、理论分析:“新帝国模式”及其缺陷
结语应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
研究
附录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民族主义”相关论述
摘选
附录二《列宁全集》中“民族主义”相关论述摘选
附录三《斯大林全集》中“民族主义”相关论述摘选
参考文献
后记 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及当代意义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或对“困难对话论”的“批判”
所做的“批判”此处副标题参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之标题体例,谨表纪念。
一、问题的存在——“困难对话论”
民族主义是近现代最强有力的思潮、意识形态和运动之一,也是备受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全球性实践议题。伴随着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勃兴,充满流变与争鸣的各种民族主义研究方兴未艾,纷纷借其诠释历史与现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族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等范畴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由于各具立场、背景的思想流派尤其是各大主流思潮的涉入,民族主义研究学派纷然群起,不一而足。在诸多关于民族主义的论析中,同样位居近现代影响最为深远思潮之列的马克思主义,本应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丰富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笔者根据目前国内较常用的版本统计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三大全集”中“民族主义”直接出现的次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全50卷),约49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全60卷),约844次;《斯大林全集》(全13卷),约210次。如果算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间接使用的在内涵与外延上同属“民族主义”范畴的用词(如“民族的利己主义”、“大俄罗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更显丰富。而成为民族主义研究的重要学派。在人类文明史上,同一时空的思想碰撞是常见现象,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作为近现代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潮,似乎理应如此,能够避免“孔子未遇亚里士多德”式的遗憾,也无需后人臆想各种“关公战秦琼”式的结局。然而,由于在认识上普遍受到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存在明显差异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持批判的基本立场等因素的影响,不少人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间关系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时,不免产生了“困难对话论”这一颇具代表性的认识。换言之,广为存在的“困难对话论”凸显了问题的存在。
确切地说,“困难对话论”不是某一具体学派的理论,而是泛指那些通过各种方式放大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间差异,忽视其思想碰撞和交集,并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回避、揶揄甚至否定与批判的观点和现象的总称。在西方学者中,罗纳尔多·蒙克(Ronaldo Munck)在其《困难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书中,以醒目的标题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此书标题也无形中成为了“困难对话论”的名号。蒙克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宣称要为人类的解放找出新的道路)在理解民族主义上始终觉得异常困难”,“实质上,马克思主义没有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仅仅能被描述为一种误撞的关系”。Ronaldo Munck,The Difficult Dialogue:Marxism and Nationalism,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NJ:Zed Books Ltd,1986,pp1,2,162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则认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低估了作为一股独立力量的民族主义……这是他的伟大体系中的主要弱点之一。”\[英\]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走向一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的作者阿维纳日(Shlomo Avineri)同样认为:“在卡尔·马克思讨论的所有历史现象中,他对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出现的考察是最不令人满意的。”Shlomo Avineri,“Toward to a Social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Dissent,Fall 1990,p447转引自童世骏:《1989年以后的欧洲人文思想界》,《欧洲》1995年第1期。此外,柯逢(Craig Calhoun)、吉本诺(Montserrat Guibernau)、巴特摩尔(Tom Bottomore)等学者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中国,虽然王希恩等学者明确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进行再认识的相关观点,王希恩:《批判、借助和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又如,郭树勇先生在《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一书中也呈现出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一些颇具争鸣性的看法。参见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但不可否认的是,“困难对话论”仍是一个广为存在的现实问题。民族理论学界似乎普遍难于逾越“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和“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这类提法的思想界线,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138页;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页。如考虑到非此即彼“二选一”式的立场选择的话,此处引文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出发“反对民族主义,主张国际主义”的基本立场,这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基本导向。但这种导向同时也导致许多学者习惯于或难于超越从排他性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忽视了从具体语境和全面(包容性)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而作为民族主义研究主阵地之一的国际政治学界似乎仍处在“西风劲吹”的状态,仍处在引介和消化西方民族主义研究成果的阶段,在介析民族主义理论派别时对马克思主义学派几乎视而不见。其间缘由,或是思维惯性,或是讳莫如深,抑或是黑格尔在《思想现象学》(1807年)中颇具韵味的哲学警句所述:“通常众所周知的事情正因为是众所周知而不为人所知。”[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著,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可见,“困难对话论”现象的广泛存在,说明了我们在厘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方面仍需进一步努力,而非讳莫如深,陷于窠臼。
二、“主义”的思想碰撞:以普适性为视角
“困难对话论”之所以持有此见,关键在于放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大人类重要思潮之间的差异性,并将这种差异性理解为难于产生交集和对话的双轨式平行状态。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确有诸多差异。“由于人类沿着横向线划分为阶级,又沿着纵向线划分为民族”,\[澳大利亚\]伊恩·卡明斯著,柯明译:《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在对同时代人类群体的划分上,马克思主义主要采取阶级分析法,将阶级社会的人类群体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则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族主义则采取民族(国家)视角,以民族共同体(最高层次为国家)的不同来区分“自者”和“他者”。相应的,在基本主张和诉求方面,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本准则,以实现“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民族主义以维护本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为出发点,其最高政治诉求即为取得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及相应的政权。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这种差异性是受众和拥众众多的人类两大思潮之间的差异性。作为两种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同为人类某一特定群体诉求利益、探寻进步和求索解放的思想路径。马克思主义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普适性思想武器,代表的是无产阶级这一人类群体。民族主义则为众多具有典型“民族归属感”的人类群体在情感上奉为圭臬,这些人类群体的民族主义虽然忠诚对象不一,但总体上几乎涵盖了近现代人类群体的全部,民族主义对他们而言同样具有显见的普适性。本书所指的“普适性”主要是从“思想普遍适用于拥众(或被拥众接纳)”角度而言的,后文提到的“普遍主义”、“普世化”也基于此角度。本书主要是借助其工具性色彩以助论述,主要目的不在于其哲学意义上的论辩。据此本书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同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思想具有穿透力,拥众众多,均具有普遍主义色彩,只是分别适用于以阶级(无产阶级)和民族(国家)来划分的人类群体。
“普适性”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或称“普世主义”)的基本特征,指的是某一事物特别是观点、制度和规律普遍地适用于某一人类群体和事物。“普遍主义”程度不一地存在于各种文化传统中,是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结合体。普遍主义的出现与广泛存在反映了人类思维和意识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尤其是在哲人、政治精英、宗教领袖等“克里斯玛”(charisma)型人物的提炼和推动下,普适性的观点或理念逐渐占据受众的精神世界,往往使其自觉、不自觉地围绕着某种普适性的世界观、价值观而运转,并成为这些观点和理念的拥护者。应该说,但凡在人类文明史这幅历史长卷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精华,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其思想内核的普遍主义色彩都难以隐去。柏拉图的“理想国”如此,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如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如此,各种形式的宗教与“主义”同样如此。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对此则以历史学家为例,认为“历史学家不论属于哪一个微观世界,他们都有着普世主义的义务”。EJHobsbawm,“Identity History is not Enough”,in Below ed,On History,New York:The News Press,1997,p277
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适应于一切民族、阶级和人类群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普遍主义”。如从严格的哲学思辨和逻辑推理来看,“普世价值”甚至是一个伪命题,“普遍主义”同样有适用范围宽窄、人数多寡之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采用普遍主义的普适性这一视角,充分借助其工具性特征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特定人类群体中的普遍主义色彩。换言之,如从“观点或理念的被接纳”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同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思想具有穿透力,受众和拥护者众多,均具有典型的普遍主义色彩,只是分别适用于以阶级(无产阶级)和民族(国家)来划分的特定人类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