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的系列丛书之一。本辑在第12辑探讨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政治、经济的视角探讨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现实和可能选择。面对全球性公共危机频发这一新的国际现象，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努力超越国际关系的研究界限，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应对思路和政策思考。《国际经济政治视角下的危机应对（总第13辑）》在上辑探讨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政治、经济的视角探讨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现实和可能选择。面对全球性公共危机频发这一新的国际现象，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努力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的研究界限，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应对思路和政策思考。本辑中首要推荐的文章是黄仁伟、陈锴合作撰写的《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该文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对于中国和平崛起对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修正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和战略依据。同样值得关注的还包括姚大庆的《全球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基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考察》、周字的《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危机与对策》、蔡鹏鸿的《试析东亚合作进程中的危机管理模式》、柴非的《双边FTA谈判的双层博弈分析》等。这些文章都体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学者们不断拓展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的努力。
危机状态下的国际经济应对
全球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基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考察
一、公共危机的全球化趋势
罗森豪尔特认为，公共危机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
按照原因分类，世界上的公共危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气候地质危机，如全球变暖、洪水旱灾、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二是环境危机，如环境污染、土地沙漠化、南极臭氧层空洞等；三是生态危机，如物种灭绝、生物多样化消失等；四是传染病危机，如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五是安全危机，如种族冲突、恐怖活动等；六是经济金融危机，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全球金融海啸等。
客观地说，以上公共危机并非最近才出现。地震火山灾害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最著名的如公元79年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的喷发使当时拥有2万多人口的庞贝城化为废墟。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导致环境恶化，如中国的黄土高原在西周时期森林覆盖率还超过50％，但随着秦汉“移民实边”政策带来的大规模毁林开荒，最终成为千沟万壑、草木不生的生态荒漠。1636年荷兰由郁金香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使成千上万的投机者倾家荡产。1918年全球大流感导致5000万至1亿人死亡，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
但是，公共危机的全球化趋势在20世纪越来越明显。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人们可以在一天之内到达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中，现代电子通信技术甚至可以让全球观众同步收看到CNN提供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航班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实况转播。
公共危机的全球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自然现象的全球性。地球是一个封闭的自然和生态系统，除了从太阳接受能量的辐射，地球的其他活动都是自成一体的。无论是大气环流、板块运动，或者是全球变暖、海平面升高，这些自然现象的影响一般都不局限于地球上的某一个区域，更不会受人为划分的国家界线的限制，它们都是全球性的。如厄尔尼诺现象的原因是东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却会导致万里之外的西太平洋国家高温干旱。
第二是人类活动范围的全球性。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人类不断地扩大自己对地球和世界的认识。1522年麦哲伦完成首次环球航行，1770年英国库克船长发现澳大利亚，1911年挪威探险家阿蒙森首先抵达南极点，1953年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首先登上世界最高的珠峰，1960年美国海军中尉沃什乘潜艇抵达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自此以后，人类的足迹可以说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伴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各种各样的寄生虫、病毒和微生物也在全球扩散。例如：艾滋病病毒数千年来就寄生在非洲丛林里的黑猩猩体内，两者相安无事。但是，1959年一只名叫马利林的黑猩猩被人类捕获并带到美国后，艾滋病病毒迅速传染给人类，成为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目前全球有近4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命丧于此。
第三是经济联系的全球性。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的突出特征。宏观上，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原来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制度，东西方对立的两大阵营不复存在，世界经济迅速融合为一个整体。微观上，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其生产流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工合作。技术上，现代通讯和互联网的出现降低了远距离交易和控制的成本，扩大了企业的市场半径。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紧密联系，人们的跨国往来日趋频繁。2008年，世界贸易总额为15.775万亿美元，全球海外直接投资额为1.4491万亿美元，世界航空公司共完成旅客运输22.9亿人次，世界出国旅游人数9.24亿人次。空前密切的国际交往使公共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在全球迅速蔓延。
第四是矛盾冲突的全球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世界的矛盾冲突也在扩大，原本一国一地的内部冲突很容易产生全球性的危害。例如，索马里只是一个非洲小国，虽然国内政局动荡，自1991年以来一直战乱不断，但世界各国的普通民众通常只会在电视新闻上偶尔了解到它的存在。但是，多年的内战使索马里普通民众失去生活来源，一些人就干起海盗勾当。索马里当局无力控制国内局势，沿海地区海盗活动猖獗，许多国家的商船深受其害。2008年以来，索马里沿海累计发生80多起海盗袭击事件，平均每4天就有一艘船遭劫，被国际海事局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之一。
二、全球化的公共危机需要全球化的治理
与公共危机的全球化趋势相比，世界对公共危机的治理机制明显滞后。
首先，缺乏全球性公共危机的治理主体。可能成为治理主体的有三个：联合国、专门性国际组织和各主权国家。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国际机构，担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大责任。但是联合国在应对全球性公共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例如：持续50多年的巴以冲突造成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联合国除了通过无法律约束力的联大决议对以色列进行谴责外，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举措。旨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即《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通过，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但由于美国拒不签署，其实际作用大打折扣。专门性国际组织更不能胜任治理全球公共危机的使命。例如：日本、挪威等国以科学研究为名的商业性捕鲸活动严重威胁到鲸鱼的生存，已经构成了全球生态环境的危机。但是日本捕鲸的胃口仍然得不到满足，甚至声称如果国际捕鲸委员会不能在恢复商业性捕鲸问题上取得进展，日本将单方面退出该委员会，从而不受其禁令的约束。因此，全球公共危机的治理主体，只能是各主权国家。而各国在应对全球性公共危机时多从各自利益考虑，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公地悲剧”的困境。
其次，缺乏全球性公共危机的治理依据。虽然国际关系的现实中大国、强国依仗实力干涉小国、弱国内政的事例并不鲜见，但至少在国际法上，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基本原则已经得到普遍的确认。《联合国宪章》中明确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理论上说，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有权在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时干预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但是，大多数全球性公共危机并不会直接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因而不在安理会的干预范围内，于是形成一个真空地带。例如：近年来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印度尼西亚国内大片的热带雨林被砍伐，取而代之的是连绵数百公里的橡胶园。成千上万种热带动植物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全球的生物多样化面临严重的危机。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处理这样的问题。
第三，缺乏全球性公共危机的治理手段。目前对全球性公共危机的治理，主要停留在有关国际组织发布呼吁、倡议、提示的层面，最多是提出一些行动建议，没有强制力，能否落实还要视相关国家的政策而定。例如：在甲型H1N1流感威胁全球的严峻形势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09年5月5日呼吁，各国政府在未来几周内应做好以下四项工作：（1）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就在全球范围内分享病毒样本和其他材料以及疾病暴发的有关数据达成协议；（2）同意设立可协调的长期筹资机制，以支持比较贫困的国家更好地应对全球性卫生危机；（3）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世界卫生组织能拥有其需要的一切资源，在需要时能够拿得出来；（4）在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取消有关限制贸易和旅行规定。但潘基文的这些建议能否落实，都依赖于各国政府的合作意愿。
三、全球公共危机的本质是一种
全球性（负）公共产品
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关键在于它是一种全球性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GPG）。
（一）全球性公共产品
公共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那些供给不具有可分性、消费不具有竞争性、受益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供给的可分性指产品可以被分割成许多可以买卖的单位，谁付款，谁受益。公共产品是不可分割的，如国防、治安等，每个国民都会享受到同样的服务。消费的竞争性指产品只能是占有人才可消费，谁付款谁受益。然而，任何人消费公共产品不排除他人消费（或者从技术上排除其他人消费的成本很高）。
……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