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_崔志海著_9787516192603

本书依据国内60年来晚清政治史研究所走过的学术轨迹，对晚清政治史中的10个专题领域分别进行回顾和总结。这10个专题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史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洋务运动史研究，中法战争史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戊戌变法史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清末十年新政史研究。

　　“晚清政治史”学科既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与中国近代政治史学科有所区别，有其独立性。大致说来，中国近代政治史主要从革命史角度，探讨和揭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程；研究时段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迄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晚清政治史学科的研究时段虽然也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迄于1912年的清帝退位；既研究晚清70年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同时也研究清朝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自身统治而采取的各种对策和活动，以及这一时期的官民、官绅关系，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派系和权力斗争，新兴政治力量的兴起，政制、法律和军事，边疆治理，等等，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庞杂。
　　但长期来，晚清政治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始终处于模糊状态,只被当作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而失却其独立性。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晚清政治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底下，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66年新中国成立的头17年,这是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随着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确立，形成“三大高潮”和“八大事件”的研究架构。所谓“三大高潮”，即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义和团反帝运动和辛亥革命。所谓“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将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对象浓缩为“三大高潮”和“八大事件”，固然有其不足之处，具有强烈的革命史研究色彩，不足以全面反映晚清政治史的丰富内容。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史学科根据反帝、反封建两条主线为晚清政治史所确立的这一研究架构，确乎为晚清政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大程度客观反映了晚清史与清前期和中期史的历史区别，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围绕“三大高潮”和“八大事件”，这一时期国内学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国内学界为纪念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而举办的周年学术讨论会或周年论文集，如太平天国100和110周年、中日甲午战争60周年、戊戌变法60周年、义和团运动60周年、辛亥革命50周年等，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时期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此外，中国史学会组织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总计11种68册，2550万字，也对推动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起到了十分积极作用，迄今国内外研究晚清史学者仍蒙受其惠。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为第二阶段，这是国内晚清史研究遭受严重挫折阶段。1966年文革开始后，中国近代史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霸占的阵地而“被革命”，晚清政治史研究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当其冲，一些知名学者或被迫害致死，或横遭批斗，学术研究处于一片萧飒之中。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多数也是偏离学术轨道，沦为“影射史学”的奴婢和工具，表现出浓厚的文革元素，一部丰富多彩的晚清政治史硬被说成一部“儒法斗争”史。例如，将鸦片战争时期主张禁烟和改革的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说成是法家的代表，将反对禁烟、主张对外妥协的穆彰阿、琦善等说成是儒家的代表；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极力渲染成一场反孔斗争，认为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反孔斗争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清朝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和维新派的争论看作是“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两条路线斗争；将一场反帝爱国性质的义和团运动硬说成是一场反孔运动，甚至还将义和团的“灭洋”举动与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有理联系在一起；将辛亥时期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论战说成是尊法反儒还是尊儒反法的斗争，等等，学术研究横遭践踏。
　　1977-1990年为第三阶段，这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空前繁荣阶段。这一时期，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和极左思潮被清算，学术研究得以恢复，并迎来空前繁荣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与晚清政治史研究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推动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障。其二、与晚清政治史研究有关的各类学术讨论会不但得以恢复，并且频频举行,规模和影响也愈来愈大，对促进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荣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如1980年12月在吉林长春召开的首届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开启了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先河，并在整个八十年代形成两年一会的传统。又如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年，除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共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外，上海、湖南、广西、浙江、四川、广东、江苏、安徽、贵州、云南、河南、山西、辽宁、宁夏等省市也先后举办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将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高潮，当年国内发表的辛亥革命史文章和论文多达1200多篇，盛况空前。其三、围绕晚清政治史上发生的八大历史事件，不但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还分别出版了大部头的学术专著，如牟安世的《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40页）；茅家琦的《太平天国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37页）和《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53页），王戎笙、龙盛运等著《太平天国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06页），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年版，644页）；夏东元的《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349页），徐泰来的《洋务运动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65页），李时岳、胡滨的《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434页）；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44页）和《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21页），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596页）和《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519页）；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545页），王栻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85页），孔祥吉的《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434页）；廖一中等著《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12页），路遥、程歗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齐鲁书社1988版，428页），路遥主编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265页），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合著的《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476页）；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李新主编的二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中华书局1981-1982年版）和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85、1991年版），等等。有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虽然出版于90年代之后，实则主要工作完成于90年代之前。如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四册）作为作者研究太平天国的集大成之作，虽然于199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实则完成于90年代之前，始撰于1958年，历经31年。又如樊百川著《清季的洋务新政》虽然出版于2003年，实为80年代的一部遗作。总之，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直至八九十年代之交）是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段黄金时期。
　　1991年之后为第四阶段，这是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守望和拓展阶段。这一时期，晚清政治事件史的研究一方面继续得到重视，并有所突破和深化。但另一方面，随着晚清政治事件史的研究基本臻于成熟，传统事件史的研究又有所冷却。例如，各类的学术讨论会在进入90年代之后虽然继续得到发展，但对学术界的影响却有递减之势，有些则随学术研究的转向和发展而未能得到赓续，如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在福州举办第七届之后即成绝响。而伴随传统政治事件史研究的冷却，国内学界的研究同时也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单纯政治事件史的研究转向问题史的研究，加强了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结合，呈现出多元化研究趋向。其二、从单纯的革命史研究转向加强对晚清现代化史的研究。其三、加强了对革命对立面清朝政府的研究，诸如清廷朝政研究、制度史研究、边政和满汉关系研究，等等。其四、开拓了“后事件史”的研究。这种后事件史的研究，具体又可分为三个不同研究路径：一是加强晚清政治史的学术史研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总结和回顾；二是加强了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的再探讨；三是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影响，探讨晚清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如何被后人建构并被赋予意义，对传统的历史叙述进行解构。这些研究转向有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初露端倪，而在进入21世纪后愈益趋于明显。它们表明在经过近40年的研究之后，国内的晚清史研究已开始逐渐摆脱中国近代史学科和革命史研究的束缚，正在走上一门独立学科的道路上。
　　作为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部学术史，本书依据国内60年来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所走过的学术轨迹，对晚清政治史中的10个专题史研究分别做一回顾和总结。这10个专题史依次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史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洋务运动史研究，中法战争史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戊戌变法史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清末十年新政史研究。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10个专题史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专题的学术史即可单独成书。为了在有限的篇幅，最大限度地展现这些专题史的学术成果和发展历程，我们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以人为中心”和“以书为中心”的“学案体”写作方法，大体采取了“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史学术写作方法，并从纵横两个经纬度对各个专题史的研究进行学术梳理，既纵向揭示各个专题史在过去60多年里走过的历程，也横向对过去60多年里各个专题史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问题和学术观点做一展示，以期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
　　本书的写作得以完成，我要感谢姜涛、葛夫平、马忠文、邱志红、张海荣等五位同志的配合和支持，他（她）们分别承担了本书的部分写作任务。其中，第一、二、五章由葛夫平撰写；第三章由姜涛撰写；第四章由邱志红撰写；第六章由张海荣撰写；第七章由马忠文撰写；第八、九、十章和前言由我本人撰写。同时，我也感谢本所王建朗所长和科研处杜继东处长的信任，将这一光荣任务交由我负责。另外，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社赵剑英社长、郭沂纹总编的关心和鼓励、督促和支持。
　　严格说来，书写学术史是对前人学问的研究，它对作者有很高的要求，不但需要作者比较系统地阅读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还要作者具有敏锐的学识和良好的史德。尽管我们为本书的撰写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在学术史梳理过程中尽量做到客观，但限于时间、篇幅及学识，挂一漏万或评点不到位之处或在所难免。另外，作为本卷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虽然就本书的写作内容和体例与各位作者做过沟通，提出过一些写作建议，并在最后定稿过程中对文字有所增删，但各章内容和观点基本悉尊各位作者的写作，不求统一或一致,它们代表了各位作者的识见。本书存在的不足之处还望相关专家学者及各位读者鉴谅和海涵。
　　[1]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十一种具体如下：《鸦片战争》6册，241万字；《太平天国》8册，226万字；《捻军》6册，182万字；《回民起义》4册，139万字；《洋务运动》8册，322万字；《中法战争》7册，274万字；《中日战争》7册，301万字；《戊戌变法》4册，162万字；《义和团》4册，145万字；《辛亥革命》8册，322万字；《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250万字，虽然出版于1979年，但实际也在60年代初即已编成。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