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归仁_刘伟_9787513043182_上海联诚图书有限公司

　　本书以明末清初“天崩地陷”的社会大动荡作为时代背景，以方氏易学中的“忧患意识”作为切入点，探讨方以智“贯通中西，炮鼎百家”的学术理路，着重分析方以智“寓义理于象数”，“质测”与“通几”，“资格”，“自由”与“共由”等重要观念，进而领悟这位“大伤心人”力主“坐集千古之智”以期“天下归仁”的良苦用心。

　　方以智以博学者、文字音韵考据学家、文学家和经学家著称于世，王船山尝称他“姿抱畅达，早以文豪誉望动天下”，全祖望评其“尤以博学称”，朱彝尊更赞他“纷论五经，融会百氏”，四库馆臣亦许其“开国朝顾、阎、朱考据之风”。但由于方以智的著作除《通雅》和《物理小识》外，流传于世的很少，故民国初年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密之学风，确与明季之空疏武断相反，而为清代考证学开其先河”，但其所论仅限于方氏雅学和物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47年，熊十力先生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论及对方以智“通几”和“质测”思想的理解。1948年，容肇祖先生在《岭南学报》发表《方以智和他的思想》，着重考证方氏生平传略。真正对方以智学说思想展开较为全面科学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宗师侯外庐先生。他在《哲学研究》（1957年第6—7期）上发表了《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在1961年8月6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方以智《东西均》一书的哲学思想》，在1961年9月28日《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方以智对遗产的批判继承态度》一文，在1960年4月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第四卷下册中更专章讨论方以智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外老是把方以智当作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上一位极重要的人物来看待的。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中，他评价方氏《通雅》和一般的字书不同，试图汇集和总结当时所有的一切知识，充满了科学精神，也即其所说的“质测”研究精神。方以智对于世界认识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显然与中世纪宋、明的正宗道学家的态度相反，他对于新世界曙光探索的意识亦与中世纪科举文士束缚于小天井的偶像意识截然有别。外老全面考察了方以智的著作，指出：方以智不论从“质测”（科学）藏“通几”（哲学）方面，抑或从“通几”护“质测”方面，就其历史意义上说，都是对于“天”或自然的革命理论。中世纪神学的“天”虽然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但启蒙学者对“天”的抗议总比对人的反抗要自然顺当些，同时也更适合于近代思维发展的规律。外老充分注意到“方以智一再表示他是屈原、贾谊型的人物，甚至自状他是不能有事于功业的‘废人’或‘恬退人’，但他却自豪他能从一切文化方面‘通古今，识时务’，荟萃古今天下的智慧，而‘观天下之变’，‘宇观人间宙观世’！一切都可能安排在至善至美的境地或乐园，然而他在这样恶浊的俗世却无能为力，始而远游，继而逍遥，终而伪装逃佛”，科学地指出“方以智的社会实践和世界观的悲剧矛盾、他对于改造文化方面的方法论的普遍应用和对于政治上的开明专制的无力呻吟，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活的萌芽的东西在生长，而死的束缚的东西更在作祟，后者沉重地压迫着前者。历史在发展，而其发展又处于缓慢而迂阔的进程中，这就决定了方以智的思想还没有条件借以走上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典型途径”。直到晚年，外老仍充满感情地忆述其对方以智研究的过程：“在对方以智思想面貌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认识以后，一九五七年春，我杜门谢客半月，一口气写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如果说这篇论文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把方以智思想与近代西方哲学家狄德罗、保尔·荷尔巴赫等（特别是荷尔巴赫）做了大量的对比，为方以智冠‘百科全书派’的头衔。方以智研究见刊，史学界和哲学界多数同志是有兴趣的。我不敢自诩会有多少人欢迎或习惯那种对比评价。现在，我只想说，我在研究方以智的当时，发现我们的民族有过一位自己的‘百科全书’色彩的思想家，不免怦然心动，故激越之情溢于言表。即使到今天，我垂垂老矣，回顾以往在比较研究中产生的类似的自豪感，虽省之又省，沉淀再三，仍然常令人慷慨难抑。”“《思想通史》第四卷最末一个专章论述人物——方以智，是我们下了大力气发掘出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遗著中所表现出来的恢宏气度、高远理想，以及我们在发掘他思想的工作中所倾注的心血，都不由得使我对这个人物加倍重视。”此后，方以智的哲学思想日益受到学者重视。侯外庐学派继续深入地研究方氏思想，如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下卷）》专章论析了“方以智、‘易堂九子’与理学”，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上）》专节论析“方以智思想的哲学与科学精神”等。外老与侯外庐学派对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肖萐父先生即从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的视角考论方以智思想，认为“方以智虽然没有像徐光启那样突出地宣扬西方自然科学形式逻辑的公理化体系的优点，然而他之所谓‘质测即藏通几’‘通几护质测之穷’的思想中即包含着‘求所以然之理’‘缘数以寻理’的科学方法的内核”，称扬“在明清之际的学者中，方以智是最明显地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而形成了比较纯粹的认知态度的学者”。

　　尽管对于方以智思想的研究在不断深化，成果日多，但仍有一个重大问题存在，那就是侯外庐先生虽指出方氏哲学思想“始终利用了《易经》这一古代的思想材料加以改造，并增添了时代所允许增添的新内容”，但并未对方氏易学展开研究。对方以智易学思想最早进行研究工作的，是我的老朋友、苏州大学哲学系的蒋国保教授；他的《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堪称融哲学史与易学史于一炉的学术专著，在这本著作中他从哲学史角度对方氏易学思想予以解读。国保兄曾指出：方以智“是以易学为核心，改铸老庄、援引佛道，从而构成了一个以儒学为重心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哲学体系”。他又曾对“方以智太极一元论的思辨逻辑”做过详尽论析。近年，国保兄又全面探讨方以智的经学思想，以期揭示他在中国经学史和经学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不仅因为桐城方氏本以易学传家，更因易学在方以智学说思想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学者们对密之易学亦关注起来。

　　1980年夏季，冒怀辛先生在国内首次发现了《周易时论合编》，并在当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介绍该书的思想内容及学术价值。朱伯崑、罗炽、彭迎喜、郭彧等先生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对方以智的易学思想进行研究分析。方以智学说思想研究在不断深化。

　　刘伟出自国保兄门下，好学善思，独立自得，是位极难得的学者。读书之余，他与我共同探索如何构建现代平民儒学，推陈出新，实现知识分子与劳工的二次结合。他精研方以智著作，在前贤时彦的研究基础上著成了这部《天下归仁：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这部论著既是对其师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方以智学说思想研究的有力深化。我为此书行将问世而高兴，为国保兄学有传人而欣喜，更为学界出现了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后起之秀和这样一部好书而庆幸。可以说，这是一本继承了侯外庐学派治学精神的精良专著。

　　侯外庐先生曾指出：“方以智是以当时的圣人、集大成者、通人自居，是以大科学家和大哲学家自豪。他对于世界认识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显然和中世纪宋、明的正宗道学家的态度相反。”

　　刘伟博士在这部专著中从论析方氏易学入手，谓：作为明清之际极负盛名的思想界领袖人物，方以智具有非常强烈的担当意识，强调象数易学的积极作用，为寓义理于象数的易学诠释方式做出充分的论证。方以智指出：“文传四教，士首三民。生乎《图》《书》经史明备之后，简毕犹耒耜也。本于大一，协于分艺。不兴其艺，不能乐业。万物游心，一室自娱。鼓舞可群，万世相告。笔舌之缘，均无所避。有正用、通用之中道焉。有中理、旁通之发挥焉。有统类焉，有体裁焉，不可不知。”a方以智对《河图》《洛书》所涉及的象数易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又将《礼记·礼运》所谓“本于大一，协于分艺”设定为太极衍化万物的基本历程，以此推究“物理”，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具体知识。与一般囿于门户偏见的儒者不同，方以智采取融通的方法，以“坐集千古之智”的魄力和远大抱负，力图吸纳当时的一切优秀学术成果。在他看来，“气也、理也、太极也、自然也、心宗也，一也，皆不得已而立之名字也；圣人亲见天地未分前之理，而以文表之。尽两间，灰万古，乃文理名字海，无汝逃处也。”（《东西均·所以》）这样一来，不唯儒释道三家的学术观念可以达成统一，就连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也能用易学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加以解读。方以智对“两间”，也就是天地之间的事物，持有浓厚的认知兴趣，试图以象数易学作为认知方式，推动“两间质测”的进行。这正是他能够在著述中涉及当时科学界的重大问题并与西方传教士展开激烈辩论的原因。方以智的易学思想是支撑其科学思想的方法，而他所提倡的“《易》以象数为端几，而精至变至神在其中”（《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卷三》）的观点标志着象数成为研究“物理”的重要方法。方以智对象数的处理也正是解读其易学思想的重要环节。我很赞同刘伟博士的这一论析。儒家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而忧患精神则体现了这种意识，这在儒家易学思想传统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如果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对圣王开创德业的理解，那么天崩地陷之后的“解《易》者”又如何看待忧患呢？刘伟博士在书中写道：方以智经历波折生死，目睹社稷倾覆，对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着切身的体会。圣贤一生，颠沛流离，无论身处逆境还是罹患疾病，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信念。既然再三强调易学具有了脱生死的功用，那么“出忧患之道”是不是经受生死磨难的历程呢？方以智用自己的生命情趣向世人宣告：“人无奈死于安乐，不知心心无心之真心，故忧患、疾病为生死之药。生死不二，则荣辱得失何足以二？瞑眩之几，在乎终食，极乎颠沛，而造次为尤细，此圣人之勘生死也。”（《东西均·生死格》）在儒家看来，饮食是人的本能，但是“知味”则是少数人的事情。以此类推，大道就在天地之间。圣贤经历生死磨难，契合大道，而一般人却停留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层面。生死是人的存在方式，“勘生死”是圣人指明的修养方法。当一切险恶与颠沛都不能使君子动心时，方以智又在思考什么问题呢？他讲道：“天下归仁，莫普于《礼运》之田。”（《周易时论合编·卷一》）仁是儒家的价值源泉，《礼运》揭示了“太一”如何为阴阳五行、人伦日用提供合理依据，以及儒家对“物理”“度数”的基本态度。方以智曾经对自己的易学思想进行简明扼要的概括，指出：“真天统天地，真阳统阴阳，大一统万一，至善统善恶，至理统理气，大无统有无。”（《易余·二虚一实》）这就是方以智易学思想的灵魂。像这样既依据翔实的思想资料，又会通社会史与思想史而从更宏阔的视角来论析，其所得出的结论显然是站得住的。刘伟博士在深入论析方以智易学思想的过程中，涉及方氏政治哲学，有些观点还进而与儒学及以之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评估相关，剖析解读，鞭辟入里，颇有可观之处。

　　总之，我深以为《天下归仁：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是一部值得人们认真阅读的学术著作。

　　是为序。

　　陈寒鸣

　　2014年9月15日于天津思古润今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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