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哺育了汉文化和汉人的“支那”与包含满洲、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在内的“中国”视为平行发展之概念，进而对二者加以区分，进而以明清时代的历史为中心，论述了“从支那到中国”的发展过程，即中国从由汉族主导的“支那”发展成为多民族统一的“中国”的过程。在论述过程中，本书一方面没有将蒙古史、西藏史作为独立的民族史、地方史来看待，而是将其融入“中国”这一共同的脉络之中加以书写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本书抓住这一时期海洋亚洲与内陆亚洲互动的历史，精辟地还原了明清时代亚洲海陆联动的时代特征。
冈田英弘，1931年生，现任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1957年因研究《满文老档》获日本学士院奖。
神田信夫，1921—2003，曾任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退休后任明治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学会会长、东洋文库研究员等职。1957年因研究《满文老档》获日本学士院奖。
松村润，1924年生，现任日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1957年因研究《满文老档》获得日本学士院奖。
关 键 词 甲骨文 支那 明清史 冈田英弘 蒙古史 满洲 西藏 喇嘛
译者简介
王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从支那到中国
首先要说的是，本书所论述的明清历史，可以概括为“从支那到中国”的历史。
现在所谓的中国，其地域范围非常广阔，包括以黄河和长江为中心的支那地区、古称满洲的东北地区、蒙古高原、从天山北麓延伸出去的准噶尔草原、东土耳其斯坦及其南部的塔里木沙漠、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青海地区、西藏地区等。这些地区不仅气候水土各不相同，民族、语言、宗教、生活方式、经济条件等方面也颇具特色。
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仅民族的数量就超过五十个，在国家统一的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由不同元素统一起来的国家。
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些已经是常识了。但是我们偶尔仍在有关中国的内容上犯错误。譬如我们笼统地称呼“中国人”时，大都是指代在支那地区居住的汉族人。还有譬如“中文”，指的是作为汉族语言的汉语。但是通常来说，中国人中包括蒙古人和西藏人等，而且中文里当然也包括蒙古语和藏语等。虽然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本书要清楚地界定“中国”的含义，因此在叙述过程中将区别使用“支那”和“中国”、“汉人”和“中国人”、“汉语”和“中文”等名词。
现在作为多民族政治统一体的中国概念，其原型早在明清之前的元朝时就已经形成了。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原本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国家，仅仅是由生产力低下的游牧区构成的帝国，其经济基础薄弱，也很难稳定地发展。直到第五代君主薛禅汗将蒙古游牧区与支那农耕区合并统治后，帝国才最终得以稳固。中国概念就是从这里诞生的，而元朝也正是最早将多个地区合并统治的新中国之雏形。
但是元帝国在联合各地区的问题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各个地区自行其是，各自为政，一旦作为统治力量基础的蒙古游牧军队由于一些原因被削弱，帝国就必将分崩离析，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支那地区建立了明朝。蒙古高原和准噶尔草原由北元统治。满洲也由明朝统治，朝鲜半岛上则建立起独立的李氏朝鲜王朝。随着元末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土耳其斯坦成为东察合台汗国的领土。
明朝实际上打算在其所继承的元帝国的全部疆域内建立统治。不过，这种愿望最终没能实现。汉族由爱好和平的农民组成，其军事力量存在极限，不可能期望其像元帝国那样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
所以，现代中国概念的真正成形，必须要等到清帝国建立之后。研究继承元朝的明朝乃至之后清朝的历史，就要从支那到中国的历史开始叙述。本书正是基于这种视角对明清时期进行探究，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南北支那的对立
那么，鉴于中国广大的地域范围，各地区的由来自然有其各不相同的历史原因。但是，在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支那地区内部的南北关系问题。
总的来说，支那历史的大趋势通常是北方统治南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支那相对于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支那来说，一直保有相当大的政治优势。
4世纪初的东亚民族大迁徙使南支那开始进入支那历史发展的主流。因为五胡侵入北支那，汉族被迫向南迁徙，因此南支那迅速地得到了开发，除去黄河流域仍然是支那地区的中心之外，另一个中心在长江流域建立起来。总之，得益于高产的水田耕作，南支那成长为中国的粮仓，同时也成为经济中心。
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支那。即便到了隋唐时期，诸王朝的国都也大都设置在北支那。为了南北支那的沟通和联络，隋朝开凿了闻名于世的大运河。这个通道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从而维持了支那地区的统一。
俗话说“南船北马”，北支那以陆路交通为主，但是运送粮食等大宗物资还是水运较为方便。所以在运送物资时，当然要尽可能地利用自然河流。迅速建立起大一统国家的秦朝，在秦始皇时期将开封附近的黄河分流，开通了通往南方淮河的水路。到了汉代，水路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南方延伸，楚州（江苏省淮安县）到扬州之间的水路将淮河和长江也联系起来。总而言之，船舶可以从长江口向北行进，横穿淮河进入黄河，然后沿河上溯，最终将物资输送到位于渭河流域的国都长安。
但是，黄河的水患问题也十分棘手，因此维护运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运河的兴衰也与国力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随着时代的变迁，南支那的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到了宋代，诸如“江浙（江苏省和浙江省）熟，天下足；江浙歉，天下饥”这样的谚语广泛流传，也象征着南支那控制了整个支那地区的经济命脉。而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在世祖忽必烈时征服南宋并夺取了这个谷仓地带，所以蒙古帝国向大元帝国的转变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即使到了元代，支那地区重心南移的进程仍不可阻止。当时访问中国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Abu Abdullah Muhammad Ibn Battuta，1304—1377）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一书中将“汗沙城”，即浙江省杭州市称为地球上最大的城市，另外还将“刺桐城”，实际上即泉州附近的外港，描述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伊本·白图泰21岁时立志到麦加朝圣，离开故乡摩洛哥，向着他所憧憬的未知世界——东亚进发。他的前半生几乎都奉献给了旅行事业，直到45岁才返回摩洛哥。因此，他实地考察了诸如麦加、开罗、伊斯坦布尔、巴格达等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并耳闻目睹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故而其对南支那的评价也是可信的。
正是如此，南支那越来越繁荣兴旺。最终到元末时，支那地区北方统治南方的历史原则被彻底推翻。于是在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朱元璋集团建立明政权，并推翻了北京的元政权。南方打败了北方，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此外，明朝试图全盘继承元朝的版图进而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帝国，但位于支那北方的元朝发源地——蒙古本部则阻止了明朝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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