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得见硝烟的战场到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美国国防部次长布林克利及其团队成员的经历构成了两个相互交织的故事：一个故事栩栩如生地讲述了他们如何躲避炮火袭击，出色地完成他们从伊拉克底格里斯河流域到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区域的独特使命；另一个则客观而真实地讲述了布林克利及其团队如何与来自五角大楼的官僚体制作斗争，与各色人和各种力量进行较量，并最终克服重重障碍。
作为负责战争国家经济重建的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布林克利和他的来自麦肯锡、IBM、微软、奔驰公司等*企业的数百位商业领袖志愿者构成的团队，一边致力于因战乱而陷入经济全面停滞状态的受援国的战后经济重建工作，为它们提供资金和世界*的技术支持，一边与五角大楼的政府官僚体制作斗争，进行对外援助政策的彻底改革。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以极大的勇气和信念全力倾注于这一工作，使大量因受战争影响而关停的的企业死而复生，并在那些被文职官僚宣布为没有希望的领域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为受援国的人民的就业、教育、医疗等带来了福音，最终，受援国人民由最初的观望、怀疑、敌视甚至仇恨，转向对专责小组的充分信任和无限感激。
直接向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汇报工作的布林克利，用了五年时间致力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后经济重建工作。他在这两个国家得到的经验教训，很快就扩展到巴基斯坦、卢旺达和苏丹等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并且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就。
曾在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政府都工作过的布林克利，虽对美国兑现其经济承诺的前景感到乐观，但他对美国官僚体制设置的障碍和低效政策深感愤怒和忧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对外援助政策让中东和非洲国家感到失望和怨愤的原因，并对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改革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我们一向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军队深感自豪。席卷我们的各类周末体育节目、旨在招募年轻人加入我们的义务性工作队伍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广告，强化了我们向我们的军事人员所传达的尊重和敬意。电影、电视节目和通俗文学这些媒介，将军方的行动定位成我们的政府能够出色完成其使命的重要因素。
军队所拥有的这一独特地位，逐渐延伸到非传统的挑战性领域。从飓风到地震再到石油泄漏，我们唯一确信的就是，只有当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官介入其中并履行职责时，一场灾难才能够得到严肃对待——只有这时，我们才会松一口气，并且相信某个有能力的人正在解决问题。
但在太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平民机构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最优秀的人才都不在政府机构。如果有任何这样的人才，企业就会
把他们挖走。
罗纳德·里根总统在20世纪80年代所表达的这种观点，在今天仍被广泛支持。自70年代以来的每一届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在某种程度上指责联邦官僚机构往最好方面说是低效的，往最差方面说则是无能的。
随着平民政府机构（相对于军事政府机构而言）在实际表现和受公众尊敬方面都差强人意，“官僚”这个词经常成为一个贬义词。对于政府服务的这一负面看法，自然而然地导致政府能力呈螺旋式地持续下降。鉴于联邦官僚机构的这种糟糕的口碑，我们的政府工作队伍通常并不会吸引最出色、最聪明的公民加盟其中，所以在执行其任务的能力方面，它将进一步落后于私营企业机构。这种持续的落后局面，构成了威胁到我国国民福利的每一个方面的重要因素，还威胁到我国外交政策和对外援助项目的基础。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对外援助——把钱捐给贫穷国家以缓解其国民的痛苦——很少会得到关注。在华盛顿发生预算冲突之际，政治家有时会攻击海外援助支出和国内某些紧迫需求相比，是一种金钱的浪费。从辩论方面说，这种攻讦顶多只会带来几个头条新闻而已。在华盛顿的权力天堂之外，我们的对外援助体系的结构和目标受到的关注微乎其微。
这种体系是在冷战中产生的，其中的一个重点是人道主义援助——作为美国表达善意的一个标志，这种援助通常为贫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提供干净的水、食物、电力和医疗保健。虽然这些基本需求在世界很多地方仍然面临着挑战，但在接受美国援助的那些国家，民众已经形成了更高的预期。人道主义援助所提供的不一定是他们所渴望的或者需要的东西，在一个即使是贫困地区的泥棚屋中也需要安装卫星天线的卫星电视时代，穷人需要得到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这是他们在整个亚洲和非洲曾经贫穷但后来却大获成功的国家中所看到的某种东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这个确立并支持某些重要经济原则——它们推动诸多贫困的国家走向繁荣——的国家，却没有足够大的能力将其最重要的权力要素——它的经济动力——输送到世界上陷入困境的国家。我们一向引以为荣的对外援助系统，不能够把经济发展支持提供给渴望将需求层次从“生存”拉升到“富有”的贫困国家的民众。对外援助应设法使那些国家有能力满足自身需求，而不是持续倚赖国外慈善事业。
保罗?布林克利，曾担任过5年美国国防部次长，以及负责商业和业务稳定专责小组组长，致力于振兴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的经济。他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杰出文职服务奖章和国防部捍卫自由勋章的获得者。他现在是美国NAWAH控股有限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在《新闻周刊》和《军事评论》月刊发表过专栏文章，《商业周刊》、《财富》杂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经济学家》和德国《明镜周刊》均对他做过专题报道。
前言
第1章 “新兵”入职
第2章 将军的召唤
第3章 混乱状态
第4章 增压式体验
第5章 营造良好势头
第6章 黑暗的日子
第7章 外交事务
第8章 一个了不起的年头
第9章 走出非洲
第10章 进入阿富汗
第11章 纯洁的土地
第12章 黑色幽灵
第13章 深度回顾和审查
第14章 深陷僵局
第15章 修复系统
尾声
鸣谢
译后记
《西方经济·金融前沿译丛 从战场前线到市场前线：战争浴火之下信任和希望的重生》：
专责小组的创始成员们重返伊拉克后，便同安巴尔省的海军陆战队进行了接触，并传递了从国防部副部长英格兰和莱斯特将军及其指挥官那里获得的新的指示，然后开始讨论我们如何能够更直接地协助当地的经济发展。
我们从安巴尔省回到维克托尔军营，鲍勃·洛夫便为我们的活动做出了安排。我们在法奥宫有了自己的临时办公室。鲍勃已经制定好了我们去往若干工业地点进行调研的计划，其中包括重返伊斯坎迪利亚。我们也第一次见到了驻伊拉克多国部队指挥官乔治·凯西上将。
我再次预期那将是一次不温不火的接待，与凯西之间最多也只有简单的接触。考虑到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特别是在巴格达，一个指挥官最不需要见到的就是另一个来自华盛顿的访客。凯西说话不多，看上去很含蓄，但在这种外表之下，他拥有的是极大的活力和快速切入主题的风格。他显然已经知晓了我们的最新行动，而且对此极感兴趣，他希望从我这里详细了解我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相关人员拥有开展工作所必需的经验。他非常专注于巴格达的事务，很想知道我们多久就能够在那里开展工作，以便支持他为增强整个城市的安全保卫工作而部署的整整一个旅的军事武装力量。他强调他会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并鼓励我和他直接对接——如果我们在开展工作时遇到任何障碍的话。
我向切尔莱利将军简要汇报了我们的最新使命以及我们的计划，讨论的气氛一度很热烈。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说多少客套话了，他已经把我们看成是他的左膀右臂了。他要求我们迅速采取行动，工作需要立刻取得进展。
我告诉切尔莱利，我相信在美国商业中蕴藏着尚未开发的善意的“资源”，如果听到召唤，人们就会站出来，支持他部署在这里的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我们承诺建立这样一个提供全方位支持的团队，并告诉他说，如果部队愿意带上我们，我们能够去他们去的任何地方。
在这方面，我们不同于在伊拉克的其他非军事使团。指望国务院或者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一个活跃战区提供专业知识和经验是不合乎逻辑的。在对外服务部门或者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那些有才能的美国外交官和发展专家之所以会做这些事情，是出于一种内心的愿望，因为他们想帮助他人或者为他们的国家提供服务，想要在世界最贫困的地区为孩子们提供食物，修建学校、道路或者其他基础设施。但在推翻一个政权并建立部分安全和治理体系之后，突然要求这些组织接管这一切，完全是不合理的。一般情况下，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的雇员都没有签约在战区工作。军事人员在入伍时都知道，他们可能会被要求从事极具危险性的工作。在华盛顿，为伊拉克重建而游说的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领导人应该更了解这一点。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业务专家团队。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们可能会在工作中受到不可预期的伤害。这支由志愿者组成的团队，将愿意支持部队在伊拉克的重建工作，不管他们将面临怎样的风险。
我也请求不要将我们看成是来自华盛顿的访客。我们将在伊拉克建立业务，并且需要听从来自伊拉克而非华盛顿的驻伊拉克多国部队指挥部的指令而开展工作。副部长英格兰将确保我们能够从五角大楼得到必要的资源和支持，但在伊拉克境内，我们将作为指挥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开展工作。
切尔莱利完全支持这一点，并告诉我，他希望及时了解我们的最新进展以及我们遇到的任何障碍。
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的军事顾问、陆军中校汤姆·斯奈德越来越感到担心。指挥部需要帮助，而我们是站出来提供这些帮助的唯一的非军事化力量。他们对我们的期望，可能会成为我们不得不背负的沉重的包袱。我理解他的担忧，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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