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号经眼录 : 1949——1959_李勇军_9787534791840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是报纸和期刊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的创刊号正成为当下收藏界的热点之一。本书选取三十余种有代表性的期刊单独成篇，并以“链接”的形式附列十数个标题。另外在相关叙述中以整段文字或以图片形式介绍创刊号近百种。是一部期刊的发展史。

　　在刊物的密林里穿行
　　——《创刊号经眼录》序
　　李辉
　　因出版《藏与跋》一书，结识了李勇军，他是我的责编。勇军话不多，客套话更是不会说。两人见面相聚，直奔主题，寥寥几句，便缄默无语。我想了想，这种情形颇有点儿过去与黄裳先生面对的那种感觉。
　　看似默默无语者，必有自己的另一番天地。果不其然，一日，他寄来《新中国期刊创刊号（1949—1959）》一书，令我为之感叹。未想到，两年之后勇军又完成这本《创刊号经眼录》。这是前面一本书的自然延伸与拓展，他所梳理的仍是1949—1959十年之间创办的期刊，两相呼应，可以说将这十年间中国新创办期刊的大致状况，有了更为系统的叙述。
　　期刊的创刊号收藏在藏书界颇为热门，现代已经难寻，当代也非容易。试想一下，勇军叙述的这些期刊，距离我们其实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若想一一收藏，几乎不可能。那么，正好有勇军的这两本书，不妨从中获取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好像听勇军说过，他并不意在收藏，而在于对出版的一种热情，在于对历史的关注。多年来，他不声不响地穿行在创刊号的密林里，查阅、阅读、辨析……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刊物，呈现十年间期刊的演变。创刊号的酝酿、问世，往往与文化需求、政治需求密切相关，借他的细心梳理，一本又一本创刊号的问世过程、内容介绍、主编与作者的阵容，诠释这一个十年之间的出版格局与变化，在斑驳碎影之中，可以看到一些容易忽略的细节。
　　我自从在大学开始研究现代文学，诸多期刊的阅读必不可少。与勇军勾勒的这十年的期刊有所不同，现代出版史上，往往同人杂志居多。犹记得，当年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借阅那些泛黄期刊，最让人为之沉醉而快乐。首先要看的当然是创刊号。每种杂志的创刊号，最能体现创办者的出版理念与文学追求，创刊号上发表的创刊词、开卷的话、寄语等，帮助我们从中了解刊物名称的由来，编者的情绪、心情、主张。若遇到感兴趣的，便将之抄录下来，留待日后研究或摘录所用，久而久之，养成了这种习惯。翻阅勇军《创刊号经眼录》书稿时，他所转引的许多刊物的创刊词，读来颇感亲切，仿佛看到他坐在图书馆翻阅这些杂志，自己的身影也在一旁闪动。
　　回想起二十几年前，我写作《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1929年创办的《红黑》《人间》两本刊物，颇为难找，最后才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出来，将两本刊物的创刊词一一抄录。
　　创刊号《红黑》的“创刊词”，由胡也频所写。他这样详述刊物名称缘由：
　　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红与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这意义，是再显明没有了。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
　　创刊号《人间》的“卷首语”由沈从文所写，与胡也频一样，用词也颇为激烈，可以说集中呈现他们作为文坛新人此时的心情与心境：
　　开始，第一卷本刊，出了世，没有什么可说。几个呆子，来作这事，大的希望，若说还有，也不过希望另有许多呆子来作本刊读者而已。
　　……所谓一群，人数真是怎样稀少!三个吧。五个吧。比起目下什么大将，高踞文坛，文武偏裨，背插旗帜，走狗小卒，摇旗呐喊，金钱万千，同情遍天下者，又真是如何渺渺小小之不足道!然而为了一种空空的希望，为了我们从这事业上可以得到生活的意义，干下来了。
　　我最后可说的话，是先在此来为本刊悼。
　　就现代文学刊物的创刊号来说，创办者的创刊词通常都写得精彩，相比而言，《创刊号经眼录》里的文学刊物的创刊词，少了当年创办者的愤世嫉俗、慷慨激昂，少了当年创办者的挥洒自如、文采飞扬。其实，这也正是时代变迁之后历史演变的写照。同人刊物不再出现，创办者常常为机关、单位，尽量摒弃个人色彩与个人主张，以体现集体性与政治意识。这也是《创刊号经眼录》的重要性所在，勇军借众多创刊号的整合、勾勒，如实地把现代与当代不同时代期刊出版的历史转折，令人信服地加以叙述。于是，一本“经眼录”既是个人的阅读史，也是一本工具书，是了解十年期刊演变的一条途径。
　　研究期刊需要耐得住寂寞，勇军恰好有此秉性。我猜想，他现在或许已经开始第二个十年的创刊号研究。接下来另一个十年，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各类期刊的命运与历史的关联更加密切，期刊与办刊者随时代潮流涌动而起伏跌宕。最值得勇军费心搜集与研究的，恐怕是1966—1969年期间全面开花的“文化大革命”刊物。这些创刊号若要收藏与研究，谈何容易。何况它们又非正式出版物，很难有延续性。但是，就其出版特殊性而言，这是当代中国刊物前所未有的现象，若要研究，便不能舍弃而过。
　　显而易见，新的一本《创刊号经眼录》，对勇军是新的挑战。以他的耐得住寂寞的秉性，以他对出版的热爱，他应该仍将如过往一样，默默地接受这一挑战。几年之后，如果他再次呈现一部新著，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
　　写于2016年5月26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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