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苏联在华南的影响：傅秉常与鲍罗廷
1923年9月，一批外国船只驶入广东，其目的在防止孙文收取关余款项。像这样的事件，以及多次寻求西方国家的援助而未果，最终使得孙文相信自己过去看错了路。相对列强意兴阑珊，新诞生的苏联成了孙文希望所寄。列宁攻击资本帝国主义，斯大林致力和中共筹组统一战线，激发孙文建立和发展与共产国际的联盟。此一联盟代表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孙文的中国国民党，并得以保留其原属组织。这种一段时间的双重党籍，建立了两个党的知识分子（包括傅秉常在内）长久的关系。傅秉常经人介绍而认识了后来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共党员，其中之一的陈独秀早在五四运动时就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另一位是周恩来，曾在1919年参加学生抗议行动，在巴黎和德国三年之后，于1924年在广东任孙文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有趣的是，1949年中共胜利后，周恩来派遣密使到巴黎拜访傅秉常，希望傅秉常回到中国，为新的中共政府做事。但是傅秉常拒绝了。傅秉常的儿子傅仲熊先生告诉笔者。
苏联公使加拉罕将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将军介绍给孙文。Blcher在中国时，取名Galen，这是从他的妻子之名Galina而来。加仑将军出任新成立的黄埔军校参谋长，鲍罗廷则是最受孙文信任的顾问。当时蒋中正为孙文的军事副手，奉派到苏联学习，苏联在华南特别是在广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鲍罗廷协助国民党草拟新党纲，并教导党员如何组织群众。几年之后，如同1943年的日记所记载的，傅秉常和鲍罗廷在莫斯科重逢，但情况很不同了：参观英战时生活影片展览，鲍罗庭Borodin亦在，与谈旧事。渠询陈友人状况，余告以友人最后发表主和文章。渠亦谓真令人失望。余询其夫人，彼言近来身体亦不甚好。余未敢多言，恐对渠不便。
苏联在华北和东北的影响：1945年序曲
从1923年到1926年，苏联在华北和东北的影响看似微小，但事实上甚是巨大，特别是俄国密探曾接触过的东北军阀张作霖，给予苏联若干中东铁路的特权。对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曾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一年以后，苏联管理人员禁止未预先购票的中国士兵登上火车，引发更多争议。蒋中正也因此陷入困境，因为张作霖无法及时动员军队击退对手郭松龄。当地的日本军队知道苏联支持郭松龄，考虑自己在此区域的安全和利益，日本军队装扮成中国军队来进行干预。之后演变成苏联与日本争夺东北的奇特战争。1925年3月，苏联人宣布将自外蒙古撤军。其实苏联在外蒙古的影响力早已存在，几乎不需要再亮出军队，此一行动是要证明苏联在当地占有优势，即使外蒙古已经自治。
1929年以前，中国人长期痛恨苏联意图控制中东铁路。苏联人不仅经营铁路，其影响力扩及铁路两侧地区，利用铁路机关作为宣传和政治活动的基地。中国人还以颜色，攻击几处铁路机关，而且不顾苏联抗议，拘捕苏联居民。凡此种种摩擦，导致了1929年5月的战争。后来在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下，大规模的冲突得以避免。最后的解决方式是，1930年订定协议，依照1924年之协议将铁路的组织重整。1935年苏联把中东铁路售予日本，也就去除了其在东北的特权，但依然保有在新疆和外蒙古的实质影响力。到了1945年中苏进行谈判时，斯大林坚持索回其在华北和东北的利权，身为驻苏大使与代表团一员的傅秉常，就在谈判桌的另一端据理力争。
蒋中正的新政府：傅秉常起草民法
1928年底，国民政府已获国际承认。蒋中正所领导两年的军事行动，使中国脱离军阀割据，国家因此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此时，中国的领导人力图建设现代国家，并重振国家尊严。1928年初，胡汉民、伍朝枢、孙科暂时辞卸新政府的职务，离开中国到英国和欧洲旅行8个月。傅秉常随同前往，担任翻译，沿途为他们拍了很多照片。他们在英国时，傅秉常加入了皇家摄影学会。会员记录显示他是在1928年加入，但似乎只入会一年。他们回国后，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院长，傅秉常则出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的母校香港大学也于此时颁授他荣誉博士学位。
1928年国民政府施行孙文的五权分立制度，建立了立法院，开始起草新的民法。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派傅秉常为起草中国民法委员会主席，负责国家基本法的拟定，并起草民法。起草委员会中的其他人包括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司法院与立法院合聘之顾问巴度及夏晋麟教授。1936年通过的宪法，后来称之为五五宪草。
日本侵略：傅秉常寻求苏联援助
1937年中苏两国面对日本的侵略，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改变。有关中苏复交的讨论一直在进行，8月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外交和军事的进一步合作打下基础，也是中苏两国结盟，从西方对抗日本的主要因素。然而1937年到1939年的结盟确实有些问题，蒋中正需要且要求大量的金钱和武器，然而他感觉苏联援助的程度达不到中国的需求，或者我们应该说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国的精神支持相当大。虽然苏联并未对日本禁运，但其国内的经济和商业合同大幅降低。1937年苏联对日出口总值为3902000日元，一年以后跌至380000日元。中苏两国其他的紧张关系，则是蒋中正迫切希望苏联对日本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斯大林并未准备冒这个险），以及怀疑苏联在中共的壮大中有所介入。
此时到苏联最成功的财政访问团，是国民政府大佬所称的立法院秘密访苏团。团员有3人来自立法院，包括孙科和傅秉常。团员包括孙文之子孙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经济委员会主席吴尚鹰及立法委员与上海交通大学兼任教授夏晋麟。访问团于1937年离开中国，1938年1月抵达莫斯科，此次任务完全秘密进行，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苏日龃龉。孙科和斯大林的几次夜间会面，从午夜持续到清晨。访问团其他成员都必须整夜等待，直到疲惫的孙科醉醺醺地回来，大家再把零散的情报拼凑起来，用复杂的密码把电文发回重庆。1亿美元信用贷款购买军事装备的协定就这样签署了，中国可向苏联购买炸弹、战机、坦克和其他装备。访问团后来到了法国和英国，虽然受到很好的接待，却没有得到任何军事贷款。
孙科访问团获得的援助，对中国的抗战十分重要。1938年3月于鲁南爆发的台儿庄会战，就是用苏联提供的枪支和T-26型坦克作战，这种武器在中国抗战期间此一首次战胜日本、消灭其两个师团的战役中确有帮助。另外，1939年12月的桂南会战，15辆来自苏联的T-26型坦克也扮演了重要的防卫角色。傅秉常协助此一访问团，使他有了在苏联的宝贵经验，并证明了中国若是无法得到其他主要国家的援助，在适当的情况下会得到苏联援助。1941年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入轴心国，情况急速改变。中国官员终于可以越来越期待同盟国的支持。傅秉常在日记中写道：国际条件之发展对我们很有利，我们的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濒临破裂，因此我们的未来不会像以前那样暗淡。一个月后，他又记道：罗斯福总统在前天的广播演说中提到，中国向美国请求援助，美国已明白表示愿意提供援助。
外交与情报搜集
傅秉常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曾在1943年2月4日晋见蒋中正。傅秉常的日记指出，在那次会面时，蒋中正要他提升中国使馆的位阶，在接待外国宾客时，要与英美使馆举办的社交活动等级类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蒋中正有意借由驻苏使馆的表现，恢复中国的主权完整，并建立其世界强国的地位。因此，傅秉常重整大使馆和人事管理，以及他有能力用合宜的方式，招待世界级的政治人物及其夫人，这些考虑都是蒋中正认为得以赢得外人对中国真正的尊敬和认识的必要方法。我们可以从傅秉常1943年的日记看出，在他的领导下，招待与社交活动，纳进大使馆的组织、功能与情报搜集之中。和盟国外交人员打成一片、建立正确的关系，对傅秉常和他的团队非常重要。组织社交活动使傅秉常更能接触专业、活跃人士。对中国关系和国际外交有特殊兴趣和影响力的宾客，以及苏联知识分子与有名的艺术家，经常受邀到中国使馆参加宴会。虽然这并不是正式的互动，但在这种场合中的政治互动很常见，且经常发生影响，即使不总是像正式政治互动那样透明有系统。傅秉常非常清楚，和外交人员的友谊与公开对话，对中国及其盟邦都有利。
保有新疆
从1944年的傅秉常日记中可以看出，苏联控制新疆省，而蒋中正试图恢复中国失去的主权，致使中国在苏联的声望下跌。1941年，苏联已经明确对新疆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实行控制，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接受自己是苏联代理人的角色。但是1941年夏天德国入侵苏联时，新疆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向苏联提出军事需求，此举显示盛世才不能期望受到强大压力的苏联可以提供物资援助。斯大林无法维持其在新疆的影响力，被迫调回新疆省的苏军，转派到欧洲战场。此时正是蒋中正收回新疆的机会。1942年他靠着盛世才的协助，快速行动，而盛世才也看出，站在国民政府这一边是有利的。过去苏援经由新疆北部运抵内地，现在苏联自己的物资已不够了，蒋中正抓住这个机会取得新疆的资源。傅秉常在莫斯科处理新疆事务，最重要的是他能用和平与最小冲突的方式，努力平衡与调和中苏双方领导人的歧见。从日记中可以看出，1944年傅秉常在莫斯科的工作并不轻松。
傅秉常的记录
先祖父在日记中每天写些新鲜事，记录他对于人物、活动、关系与他自身感觉的思考。他使用的笔是一种很好的Esterbrook（或是一般德国制）铁制笔尖的木质沾水笔，不是写在装订好的日记本上，而是写在1318公分灰色单页厚纸上。每一张纸的右上角，以红色凸印他的英文姓名。每年年终，他就把所有记录的纸张用细绳装订，外覆以皮雕或布质封面。虽然日记中有很多内容描述了他在莫斯科的每日生活，例如他在剧院观赏歌剧、到乡间踏青，还有各种各样的琐事，其他部分则都是有关大使馆事务、全球新闻、国际外交、世界大事等的精彩记录。除了书写的记录，傅秉常也有令人惊讶的生活影像记录。他是一位天生的业余摄影家，照片中捕捉他所认识或共事的中国人和外国人。
1949年春天傅秉常辞卸大使职的几周前，他预测蒋中正的政府将无法支撑，于是提前准备运送一箱物品，其中有他的日记、照片和个人物品，交给陈定公使保管。陈定过去在莫斯科是傅秉常的部属，退休以后住在巴黎郊区的StCloud。令人难过的是傅秉常当时就知道他再也无法回到祖国的家乡了。他在苏联最后一天的日记这样写道：
1949年3月10日
今日为余呈递国书任驻苏大使之六周年，正忙于捡拾行李，准备去职，往事真不堪回首记也。又接培儿函，广州小屋已落成，但恐余现已有家归未得耳。同年夏天，他和家人定居在巴黎附近的Sartrouville庄园，继续记日记，直到1957年他决定回台湾。他在蒋中正的政府中担任司法院(引号为编者所加，此类情况下同。)副院长，1965年去世，政府为他举行国葬。几年之后，他的儿子傅仲熊从陈定那里取回父亲的遗物，将之存放在英国Lincolnshire的家中。身为他的后人，我们知道傅秉常希望他的记录能够公之于世，因为他在台湾退休之后，曾告诉女儿傅锦涂，希望他的回忆录能在五十年后出版。2004年傅锦涂在电话中告诉笔者。虽然这段时程漫长，但我们很高兴傅秉常大使的历史遗产和最后的愿望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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