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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革命时期的俄国粮食市场 
定 价：1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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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统计资料为基础，全面分析俄国农业的演变历程，深入探讨不同经济社会条件下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可能性和手段，以及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渡等若干问题。本书从学术价值看，粮食市场及其调节始终是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战争和革命时期俄国调节粮食市场的政策又富有其自身的特点；就理论价值而言，本书着眼于从经济角度剖析非常时期国家调节军队和居民粮食供给的手段，涉及市场调节方式、价格形成过程、供求关系等重要经济理论。
全书分为两部分。作者以统计资料为基础，分析了俄国农业的发展进程，探讨了在不同经济社会条件下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可能性和手段，以及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的若干问题。从学术价值看，粮食市场及其调节始终是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具有普遍性。同时，俄国在战争和革命时期调节粮食市场的政策又富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正常的国民经济发展进程受到冲击，市场秩序混乱条件下，俄国保障粮食供给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研究。从理论价值看，作者着眼于从经济角度剖析非常时期国家调节军队和居民粮食供给的手段，涉及市场调节方式、价格形成过程、供求关系等重要经济理论。从现实角度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政府开始关注粮食作为战略资源的重要性，谋求利用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粮食生产潜力强化其大国地位。研究帝俄时期俄国调节粮食市场的手段，对于分析当代俄罗斯的粮食政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代 序
为深入理解本书内容，有必要对尼·德·康德拉季耶夫生平和导致战争与革命时期粮食问题尖锐化的俄国社会经济形势做简要交代。 一 关于尼·德·康德拉季耶夫 康德拉季耶夫一生经历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临时政府活动家苏维埃学者斯大林时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牺牲品的曲折道路，在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季耶夫1892年3月4日出生在科斯特罗马省基涅什马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00～1903年在教会学校学习，1905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6年考入赫列诺沃师范学校，但康德拉季耶夫未能在这里继续自己的学业。据其密友之一П.А.索罗金回忆，1906年康德拉季耶夫因宣传社会革命党思想被师范学校开除。1907年，康氏到乌曼中等农业学校求学，1908～1910年在圣彼得堡普通教育学校学习，1911年考入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915年大学毕业后，经И.И.奇斯佳科夫推荐，康德拉季耶夫留校，担任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教研室教师。其时，М.И.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В.В.斯维亚特洛夫斯基（经济史）、Л.И.彼得拉日茨基（哲学和法律）和В.В.斯捷潘诺夫（统计学）等俄国著名学者云集圣彼得堡大学，令康氏受益匪浅。受导师М.И.图甘-巴拉诺夫斯基的熏陶，康德拉季耶夫对经济发展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同时，在А.С.拉波-丹尼列夫斯基院士的影响下，他开始涉足民族学。 康德拉季耶夫与П.А.索罗金于1903年相识，5年后，两人在圣彼得堡重逢，并合租住房，一直到1917年，交往颇深。他们一起向М.М.科瓦列夫斯基院士学习社会学。康德拉季耶夫和索罗金经常共同举办家庭政治晚会，Г.Л.皮亚特科夫（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和党务工作者）、Л.М.卡拉汉（20世纪20～30年代苏联著名外交家）等人是其常客。此外，两人还同В.М.别赫捷列夫担任主编的《心理学学报》保持密切合作。 康德拉季耶夫积极参与科学活动。他曾担任М.М.科瓦列夫斯基院士的私人秘书，多次参加Л.И.彼得拉日茨基、М.И.图甘-巴拉诺夫斯基领导的学术小组的活动，是《欧洲通报》《大众生活》等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社会空前活跃起来，地方自治运动如火如荼。城市联盟和地方自治联盟相继成立，而且这些社会组织迅速从慈善机构发展成可以显著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织。特殊时期的非常环境唤醒了俄国民众的社会意识。基于拯救国家命运的朴素愿望，康德拉季耶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与当时大名鼎鼎的А.С.拉波-丹尼列夫斯基、М.А.季亚科诺夫、И.П.巴甫洛夫、П.Б.斯特鲁韦、Е.В.塔尔列等人一起成为社会学协会成员。这一时期，康德拉季耶夫仍是社会革命党的活跃分子，因此受到秘密监视，1913年甚至短期被捕入狱。二月革命后，康氏的政治活动更加活跃，与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关系密切，并担任А.Ф.克伦斯基的农业秘书。同时，他开始参加农业改革联盟的活动。该联盟吸收了从右翼政党代表到社会革命党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等不同政治信仰的经济学家和土地问题专家。1917年4月，康德拉季耶夫参与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筹备工作。7月担任农民代表苏维埃主席，并当选为全国粮食委员会副主席。 在19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康德拉季耶夫从理论上对土地社会化问题做出阐述。他认为，克服大资产阶级经济和小农经济局限性的出路在于合作化。他指出，合作社能够而且应当将小农经济和大资产阶级经济经营方式的优势结合到一起，实现国家土地所有制、合作社土地所有制和私人土地所有制的有机融合是制定土地制度的基础。合作社的组建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而且合作社类型的交替必须合乎一定的逻辑：生产型合作社是合作经济最发达的形式，流通型合作社的发展应先于生产型合作社。康德拉季耶夫强调，通过土地社会化和合作化，强化农民经济，消除阶层对立，实现经济商品化，凡此因素应成为城乡互动、扩大劳动力市场、工业品销售和工业原材料市场的基础，从而确立工农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实现平衡。康德拉季耶夫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担忧。他认为，成功解决粮食问题可能使社会稳定下来，临时政府便可以长期存在，反之则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府的垮台。 在这种情况下，康德拉季耶夫全身心致力于建立国家粮食供应调节制度。他认为，战争时期市场失调，国家垄断粮食的问题应提上议事日程。但康氏强调，国家只有同时垄断农村需求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粮食垄断政策才能取得积极效果，农民才能愿意完成摊派的粮食任务。此外，还需要整顿财政，稳定物价，总而言之，必须着手全面组织国民经济。他同时指出，此类措施必然遭到工业资产阶级的反对，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最高政权必须坚决消除这种阶级矛盾。 摊派粮食任务的设想以失败告终。尽管政府想尽各种办法，但征收的粮食仅相当于计划数量的20%左右，饥饿依然威胁着人们。无论是在土地总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专门的农业改革方案），还是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康德拉季耶夫一直呼吁政府保障农业的正常生产率，坚持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土地社会化思想，并突出强调劳动经济的作用。他在1917年中发表的一篇讲话中准确地指出，所有分歧彻底从纯政治领域转向纯经济领域。斗争的焦点在于，哪个政党能够使国家避免经济崩溃并保证将来国民经济的合理运行。 最初，康德拉季耶夫并不认同布尔什维克，他甚至反对1917年10月20日召开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因为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政策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康氏不认为俄国社会民众工党（布）会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并尝试通过游说临时政府、递交呈文等传统的合法方式为广大农民争取利益，尽管临时政府未必能够解决国家的农业问题。 1917年9月，康德拉季耶夫参加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民主会议。该会议旨在缓解国家的危机形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工兵代表中占多数。在社会革命党第七次会议上，康德拉季耶夫当选立宪会议代表。同年10月7日，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直接负责军队、城市和企业的粮食供应工作。 康德拉季耶夫没有马上接受十月革命。1917年11月8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法令，成立工农临时政府，以在立宪会议召开前管理国家，任命И.А.特奥多罗维奇为粮食事务人民委员。而此时康德拉季耶夫名义上仍担任粮食部副部长，并以此身份在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言，他与其他代表一起反对关闭计划召开立宪会议的塔夫利达宫。1918年1月6日，俄国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解散，俄国自由派和社会主义派别几代人的梦想就此结束。立宪会议的解散标志着俄国政治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布尔什维克作为实际掌权者登上历史舞台。康氏思想受到极大震动。 1918年，康德拉季耶夫移居莫斯科，担任中部亚麻种植者合作社经济处主任，同时在沙尼亚夫斯基大学任教。合作社和莫斯科国民银行（1918年春康氏成为该银行经济部职员）的工作再次拉近了康德拉季耶夫与莫斯科主流经济学家的关系，其中Л.Н.利托申克、Л.Б.卡芬豪斯、Н.П.马卡罗夫和А.В.恰亚诺夫等人他在圣彼得堡时就很熟悉。 然而，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康德拉季耶夫在1918年11月19日给А.С.拉波-丹尼列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莫斯科学者与圣彼得堡学者完全不一样，我更容易理解后者。莫斯科学者过于看重实践，过于从实际思考问题，但他们无疑能够更独立、更好地反映俄国科学的发展水平，而圣彼得堡学者则深受欧洲和德国人的影响。其间，康德拉季耶夫先后在全俄合作社代表大会委员会合作社研究所、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等单位工作，1920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行情研究所所长。 从临时政府国务活动家到苏维埃学者，康德拉季耶夫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怎样找到自己在国家生活中的位置，成为十月革命后康德拉季耶夫面临的主要问题。当时，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学术界的立场不明确，社会革命党的态度更加含糊，广大知识分子也评价不一。战时共产主义和内战丝毫没有缓和俄国民众对社会取向问题的争论。1918年，康德拉季耶夫发表文章《饥荒之路》，此后，他正式脱离俄国社会革命党，彻底告别政治，开始专心从事科研活动。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国内政治气氛空前紧张。1920年，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В.М.切尔诺夫迁居国外，另一名领导人С.Л.马斯洛夫则放弃了政治活动。1922年，曾任临时政府粮食部部长的俄国合作社运动知名人士С.Н.普罗科波维奇因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被驱逐出境。同年，社会革命党喉舌报《人民的事业》主编之一П.А.索罗金被迫离开圣彼得堡，前往柏林，开始流亡生活。在这种背景下，康德拉季耶夫开始更加深刻地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康德拉季耶夫深受市场经济和市场关系影响。在他看来，十月革命后头几年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政策非常混乱，特别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高度重视物资分配的组织问题，而且首先涉及实际上与国家财产无关的农业领域。虽然经济政策甚至经济理论的巨变与内战有关，但粮食摊派制、红色恐怖、征用粮食、强制农民加入消费合作社、经济实物化等违背市场规律的措施仍令其感到困惑不解和难以接受。这一时期，康德拉季耶夫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持不同意见，拒绝接受执政党纪律的约束，常常置身于重大政治事件之外。 第十次苏俄劳动国防委员会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济影响，强调指出，商品流通程度下降到最低点，国家各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中断，消费者开始寻找生产者，食品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价格涨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当时人们随意虚构数字，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彻底失败了。 同1917年相比，截至1920年部分省份的播种面积大幅减少。以单个农户为单位，维捷布斯克省的播种面积减少55%，下诺夫哥罗德省减少29%，奥廖尔省减少33%，图拉省减少37.5%。作物单产下降。战前非黑土带秋播黑麦单产为55.8普特/俄亩，秋播小麦51.3普特/俄亩，春播小麦48.3普特/俄亩，1920年则分别为44.2普特/俄亩、44.6普特/俄亩和32.9普特/俄亩。黑土带粮食单产降幅更大，战前秋播黑麦单产为50.5普特/俄亩，秋播小麦63.6普特/俄亩，春播小麦46.3普特/俄亩，1920年则分别为25普特/俄亩、20.2普特/俄亩和24.6普特/俄亩。到1920年，消费省份的谷物产量相当于战前水平的95%，而粮食主产区的谷物产量不足战前水平的40%，政府承担起为农民供应种子的责任，但供应计划明显超过实际能力。1919年，政府提供的春播作物、马铃薯和蔬菜种子数量分别占计划数量的41.6%、34.6%和66.6%，1920年相应为76.3%、53.9%和88.8%。国家粮食供应形势十分紧张。 税收大幅提高。按最低水平计算，1920年农民的税负至少比战前高2倍。受战争和国家流通政策的影响，经济开始实物化，结果导致某些地区重新出现对分制或分成制等苛刻的地租形式。 中农的差别缩小，但中农的经济潜力下降。大型农户和中等农户的数量减少，而小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则由1917年的59.1%提高到1920年的74%。 居民摄取的食物热量下降。1913年俄国中部省份农村一名成年人每天摄取的食物热量为3760卡路里，1920年初这个数字降至3387卡路里；1919年末一名工人每天摄取的食物热量为2840卡路里，1920年5月该数字降至2786卡路里。同战前相比，居民的肉类、鱼和油脂消费量减少70%～80%，马铃薯消费量大幅增加。这些情况表明，俄国民众的营养状况恶化。 摊派制没能为恢复工业生产征收到必要数量的粮食，建立粮食储备的任务流产。同时，实践表明，这一政策致使农民失去发展经济、扩大生产的愿望。以突击方式在最短时间内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尝试失败，因为它严重背离了小农国家的特点，因此，不仅行不通，反而带来严重后果，最终导致了1921年初国家政治、经济的总危机。 现实要求必须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做出调整，但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种必要性。社会各界对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反响不一。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认为，向自由贸易过渡将意味着粮食政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因为国家将失去实际控制粮食和调节粮食分配的能力。 然而，国内和党内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俄共（布）的工作重心已经从夺取政权转为管理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其头等大事。在这种条件下，康德拉季耶夫和大批革命前的经济学家选择了同新政权进行合作。他认为，一个诚实和高水平的经济学家在任何制度下都能为国家服务，1919年起，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接受十月革命，因为对现实因素的分析和力量的对比表明，1917～1918年我关于十月革命的最初认识是不正确的……我同苏维埃政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此，康德拉季耶夫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事业，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发表大量文章和理论著作，探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 1921年，康德拉季耶夫担任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经济与计划工作管理局局长、农业人民委员部驻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司代表、驻中央统计局实物税委员会代表。1923年，农业人民委员部计划委员会着手制定历史上第一个农业和林业发展计划（1923～1928年），康德拉季耶夫积极参与了计划的起草和制定工作，他强调，计划的制定必须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必须重视计划的质量，而非数量。该计划最终以康德拉季耶夫五年农业发展计划载入史册。 在制定第一个五年农业发展计划过程中以及发表系列理论文章中，康德拉季耶夫指出，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必须重视农业和工业的紧密联系及均衡发展，坚决反对挤占农业资金加速发展工业。康氏一贯主张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应符合客观经济条件。他提出，农业的健康发展必须以工业的强劲发展为前提，同时，繁荣的农业应当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工业化进程稳步发展的基础。 康德拉季耶夫强调计划的预测性，反对根据主观愿望任意编造统计数字，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反对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他确信，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很大程度上恰恰在于农业。康氏赞成在农村普及新经济政策，与Н.И.布哈林的思想不谋而合。 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发展和完善新经济政策，而不是否定新经济政策。康德拉季耶夫认为，惧怕莫须有的富农阶级、惧怕并不存在的危险与提高农民经济商品率和集约化水平的迫切任务相矛盾。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和解决一切问题，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必然严重冲击国家的经济建设。在支持实行土地国有化政策的同时，康德拉季耶夫呼吁最低限度地限制农民劳动经济的自由发展，倡导农民加快发展集约型商品经济，扩大再生产，提升自身经济潜力。 康德拉季耶夫的这些论点与国家的农业政策一致。当时，党和政府的决议提出使农民有可能自由适应市场，自由选择种植获利最多的作物的问题，要求放宽使用农业雇佣劳动力和短期租赁土地的条件，全面由行政施压向经济竞争过渡。客观地说，苏俄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体现了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思想。他反对以行政手段调节市场，反对在国内市场人为地垄断国营及合作社贸易机构，赞成放弃保护主义，支持国营企业、合作社、合营组织在自负盈亏、自筹资金的基础上同外国建立直接联系。 1927年，苏联的经济政策发生转变，行政命令体制最终确立起来。1928年，联共（布）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新经济政策宣告结束，康德拉季耶夫的市场经济理念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同年，他被解除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行情研究所所长职务。1930年康氏被指控组建和领导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劳动农民党，与Н.П.马卡罗夫、А.В.恰亚诺夫、Л.Н.利托申克和Л.Б.卡芬豪斯等富农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教授一起被捕入狱。1938年，康德拉季耶夫被判处死刑，1987年得以恢复名誉。 作为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科研活动的主要方向是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他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存在周期性的长期波动规律，并系统明确地提出了长波理论，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长波理论之父。近年来，康氏的长波理论及其意义已经引起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19世纪中叶，学术界首次提到经济发展的长波问题。自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该问题成为独立研究的对象。1922年，康德拉季耶夫发表题为《战时和战后的世界经济及其行情》的论文，提出经济发展存在长周期的设想，1926～1928年，长波理论最终形成。此后，这个领域的研究进入崭新阶段。 通过分析英国、德国、美国和法国4个主要国家近140年（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物价、利率、工资、煤炭的开采量和消费量、生铁和铅的产量等主要指数，康德拉季耶夫把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分为3个波长为48～55年的长周期，并且每个长周期都由上升波（也称上升期）和下降波（也称下降期）组成（见表1）。 康德拉季耶夫认为，长周期发展过程反映出一系列经验性规律。 第一，在每个长周期上升波开始前，有时在上升波最开始的时候，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会出现显著变化。例如，出现导致生产技术发生深刻变化的重大发明，贸易方式和货币流通条件发生变化，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加强等。 第二，通常长周期上升波时段的重大社会动荡和巨变（革命、战争）明显多于下降波时段。 第三，长周期的下降波通常伴随着农业的长期萧条。 第四，与长周期下降波重叠的中周期应当表现出长期极度萧条、上升短暂乏力的特征，与长周期上升波重叠的中周期则应相反。 康德拉季耶夫指出，下降波的发展逐渐导致新的长时段上升期的先决条件形成。显然，这一上升期不具有必然性，国民经济体系自身的有机变化可以彻底改变经济进程。但如果没有发生此类变化，那么下降波之后，上升波一定随之而来。新周期不会精确地复制前一个周期，因为在周期末期国民经济已经处于新的发展阶段，但新周期的一般性发展机制总体不会有变化。 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理论，当资本积累足以更新生产的技术基础、形成新的生产力时，长周期的上升波开始，其特点是争夺销售市场的行情竞争加剧，社会紧张度上升。在这种条件下，投资增幅下降，自由资本数量减少，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和行情指数的变化，由此转入长周期的下降波。在这一时期，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技术的继续完善和工艺的先决条件逐步创造起来，向新一轮长周期上升波过渡的基础日臻确立。他指出，长期性固定资本要素（铁路、运河）的定期更新是经济发展长周期的物质基础。 康德拉季耶夫认为，持续时间不同的波动最能体现经济发展的特性。经济波动与3种不同的经济均衡形式有关。康氏把经济发展周期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3类。中周期持续的时间为7～11年，短周期则3～3.5年重复一次。康德拉季耶夫指出，经济保持均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足以产生新型生产力的资本的集聚和分散机制。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熊彼特把术语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或称康德拉季耶夫波）引入科学研究，用以指称经济的长期性波动。熊彼特之后，在经济学文献中，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还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工业革命周期、康德拉季耶夫资本主义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新重商主义周期等。 战前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思想就已经被创新长波理论代表人物广为运用，这首先涉及Т.И.赖诺夫、С.库兹涅茨，特别是熊彼特，后者著有《商业周期》（1939年）。熊彼特实际很大程度上依靠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完整的长波观点体系，这是其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继康德拉季耶夫之后，熊彼特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3种周期模式：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约持续60年）、中周期（朱格拉周期，约持续9.5年）和短周期（基钦周期），并认为3种周期之间存在联系。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经济的变化及其周期性是创新驱动的结果。研究科技进步问题时，熊彼特较多地借鉴了康德拉季耶夫的思想，将发明和创新区别开来。熊彼特创造性地发展了康德拉季耶夫关于经济发展波动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主导部门不断更替的论点，他对长波时间范围以及主导经济部门的界定实际上也与康德拉季耶夫一致。 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有其局限性。经济学界至今仍未最终承认康德拉季耶夫波。一些学者，尤其是俄罗斯学者依据康德拉季耶夫波构建模型，预测经济走势，而大部分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则对康德拉季耶夫波持怀疑态度或干脆否认其存在。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康德拉季耶夫揭示的社会发展周期性规律对于完成预测任务极其重要，但同任何随机模型一样，康氏长波模型只是研究封闭环境下系统的行为反应。这类模型并不总是能够回答与系统本身性质有关的问题。系统的行为反应是系统研究的重要方面，不过，系统的起源、结构、逻辑与其对象之间的互补关系等或许更重要。恰恰这些方面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提出系统做出某种行为反应的原因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只是系统对既有外部环境反应的结果。目前，揭示此类反应过程的本质以及影响系统行为反应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许多人依据康德拉季耶夫、А.В.科罗塔耶夫和С.П.卡皮察的研究成果预测社会向持续危机时期过渡的前景的情况下。 长波理论奠定了长期预测经济进步的基础，有助于明确生产方式的基本发展规律，使康德拉季耶夫享誉世界。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持续革命论变成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任何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继续发展的潜力的观点都是反社会主义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人民的敌人，长波理论也因此成为大清洗时期康德拉季耶夫的罪状之一。 二 一战前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1914年8月1日，德国下令总动员，并对俄国宣战。此后法国、英国等协约国相继投入战争，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导火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一战历时4年多，38个国家、15亿人口（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75%）卷入战争。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薄弱，从经济角度看，并不具备参加世界大战的条件。1913年，俄国（不包括芬兰）国民收入160亿卢布，相当于同期美国国民收入的1/4略强。俄国加工业产值仅占世界总量的5.5%。 1900年，俄国企业数量25327家，总产值约32亿卢布，工人近205万人，到1913年分别发展到29415家、74亿卢布和311万人。1909～1913年，俄国企业数量增长16.1%，总产值增长了1.3倍，工人平均劳动生产率由1553卢布提高到2362卢布，增长52%。因此可以说，20世纪初俄国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虽然工业生产的绝对规模不大。 但是，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消极因素，首先是俄国工业布局严重失衡。大部分企业集中在5～6个欧俄地区，例如西北地区的企业几乎都位于圣彼得堡。中部工业区、乌克兰、乌拉尔地区、西北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企业数量占全俄的57.8%，产值占64.7%，工人数量占68.5%。各地区生产集约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存在极大差距。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生产集约化程度很高，而乌拉尔和中部工业区则比较粗放。因此，战前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俄国铁路运输的保证能力薄弱。虽然20世纪初俄国铁路建设规模宏大，而且1913年跻身世界五强（五国铁路长度约占世界铁路总长度的80%），但铁路网密度低，铁路布局不合理。1913年，美国的铁路网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铁路长度1.4公里，欧洲为8公里，俄国只有0.3公里，而且铁路主要位于欧俄地区、边远省份，特别是西伯利亚铁路运力严重不足。 俄国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到1914年，俄国52%的银行资本集中在7家最大的银行，这些银行实际上都是外国银行的子公司。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俄国通过贷款和直接投资等方式，积极输入资本。1900年，外国投资约占俄国股份公司总资本的29%，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比重提高到33%。俄国工业也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外资在1916年和1917年增加到22.5亿卢布，大约占俄工业投资总额的1/3。外国资本垄断了俄国南部70%的生铁冶炼和制成品、约60%的石油开采量以及90%的电力企业。所以，外资一定意义上可以直接影响俄国经济。 一战爆发之前，俄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商品流通机制。1900年，全俄城市商品交易额（不包括集市）为46亿卢布，其中37%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1900～1913年，登记贸易额增长了59.3%，达196亿卢布，但商品流通体系有待加强。据统计，1912年在全俄116.62万家应该领取营业执照的贸易企业中，批发和零售企业18.32万家（15.7%）、小货摊60.81万个（52.1%）、售货亭34.92万个（29.9%）、流动售货企业1.07万家（0.9%）、货郎1.5万人（1.3%）。落后的集市贸易仍然存在：1911年，俄国共有近1.6万个展销会，总交易额110亿卢布，其中约87%来自建堂节期间农村举办的小型展销会，交易额超过100万卢布的大型展销会只有23个，比较著名的有马卡里耶夫展销会（下诺夫哥罗德）和伊尔比特展销会（彼尔姆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城市居民人均商品交易额430卢布，农村居民则不超过22卢布。 农业对俄国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农业约占俄国国民收入的50%，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以上。虽然19世纪60年代改革显著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经济社会生活仍带有深刻的封建烙印；欧俄农业人口严重过剩，耕地短缺；城市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无力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有这些因素无疑延长了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 村社在俄国农民的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村社虽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世纪初期玛克的特点，但在所研究的时期，村社以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行使经济、税收和其他职能，根本不是久远历史的残存，而是当代重要而且有效的制度。截至1905年，在欧俄地区农民中，村社土地占有制水平平均达83.4%，波罗的海沿岸和西南部地区村社土地占有制程度最低（分别为0%和3.7%），北部、中部工业区、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村社土地占有制最普遍（高达99%～100%）。在不同类型的农民中，村社土地关系最普及的包括原地主农民（70.6%）、国家农民（87.8%）、皇室农民（99.2%）和哥萨克（100%）。1907年以前，俄国几乎不存在与德国相类似的农民土地自由流通，土地市场发展滞后。 20世纪初，农村的生产条件趋于恶化。1901～1915年，播种面积仅增长14.6%，低于人口增速，结果，同期农村居民人均耕地面积从0.66俄亩降至0.62俄亩，下降6%。耕作水平落后，主要依靠广种薄收。1906～1913年，虽然粮食和饲料总产量出现大幅增长（54.3%），而单产仅增长10.4%（由每俄亩48普特增加到53普特）。农村畜力日益短缺。1888～1912年，农户户均马匹数量由2.3匹降至1.97匹，只有一匹马和无马的农户比例则由55.9%升至65.2%。粮食需求，其中包括商品粮需求（20世纪初俄国国际市场粮食出口国的地位不断提高）增长导致牲畜饲料播种面积减少，结果，1902～1904年及1911～1913年，俄国每百人平均牲畜保有量由63.9头（折合成牛）降至55.3头。农民经济的有机肥保证能力下降。 鉴于上述粮食生产条件，农民的粮食消费标准必然较低。尽管1907～1909年及1911～1913年农民粮食消费标准由20.9普特提高到21.3普特，但就该指标看，俄国在欧洲的排名靠后。1913年，俄国人均消费粮食23普特，比利时为29普特，德国和法国的粮食消费水平低于比利时，但高于俄国。俄国农民一昼夜口粮提供的热量只有2617卡路里，远低于意大利（3565卡路里）、芬兰（3674卡路里）和美国（3785卡路里）。 俄国的粮食单产能力不仅低于欧洲国家，而且落后于战前同样走粗放型农业发展道路的美国。如果世界6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平均单产指数为100，那么，比利时的指数为221，德国为179，法国为123，美国为108，俄国为75。俄国农业的劳动消耗水平也明显落后于竞争伙伴：如果1914年美国9880万俄亩耕地使用劳动力8500万人（约为1.2∶1），那么俄国1.7亿俄亩耕地则使用劳动力1亿人（1.7∶1）。数字的对比表明俄国农业的集约化程度极低。 欧俄的人口密度很高（1913年，欧俄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为25.1人，同期全俄数字为7.7人），导致该地区农民经济的规模明显低于国外水平。俄国农民主要通过租赁和购买方式弥补耕地不足。购买土地的数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欧俄农民购买土地的数量占其土地总量的比重不高（11.2%），其中西北部地区最高，达23.1%，南部草原地区次之，为18.4%，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最低，只有0.04%。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可见一斑。 俄国农业投资明显低于西欧竞争伙伴。以1913年为例，俄国1俄亩耕地投入8.6卢布，德国则投入31卢布。从改良农具的使用情况看，俄国与欧洲工业发达国家及美国相去甚远。到十月革命以前，近半数农民仍使用木犁从事生产活动，耕地不超过9俄亩的农户基本上没有脱谷机和清粮机。俄国中部地区12个县的统计数字表明，无农具农户约占27%。1887～1888年，畜力劳动占粮食产值的比重为61.2%，1912～1914年该数字降至60.2%，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俄国农业发展水平落后，现代化农具普及程度较低。 20世纪初俄国农村的种植制度值得一提。根据1915年公布的研究结果，虽然欧俄地区传统的三区轮作制仍占主导地位（78.4%），但先进的四区轮作制和多区轮作制比例提高至近20%（分别为8.9%和10.3%），标志着俄国农业技术出现积极变化。А.М.安菲莫夫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俄国农业的进步。 一战以前俄国农民经济的粮食商品率极低。绝大部分谷物和马铃薯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及其家庭消费，只有20%左右的粮食进入市场流通。粮食短缺地区甚至不得不添购粮食以缓解需求压力。 粮食在俄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占重要地位。1909～1913年，俄国年均出口粮食7.27亿普特，仅1910年就出口粮食8.47亿普特。1910～1911年，俄国小麦出口占世界小麦出口总量的21.9%，某些年份这一比例高达1/3。粮食出口一度占俄国出口总收入的50%以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之一赵海燕：《关于俄国粮食问题困难与对策的分析》，《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 ，但粮食出口结构反映出其经济发展落后。例如，1911年美国出口的粮食中，面粉的比重占81.2%，同期俄国出口的粮食则主要为原粮（占97.9%），面粉比重只有2.1%。农业发展水平低导致俄国在国际粮食市场的竞争力下降。1912年，德国等西欧国家开始积极进军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等俄国传统的面粉出口市场，俄国的粮食出口空间受到排挤。除技术原因外，粮食单产水平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及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等因素也极大地制约了俄国作为粮食生产国的潜力。 从农业雇佣劳动角度看，1897年俄国农业工人数量为270万人，不足雇佣劳动力总数（910万人）的1/3，到1914年，俄国雇佣工人数量增至1500万～1700万人，但农业工人的比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全俄1.7亿人口中，这个数字很低（2.9%～3.3%，工人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不超过10%）。融入城市经济生活是解决农业人口过剩问题的自然选择，但这方面也存在颇多问题。20世纪初，在4460万农村男女劳动力中，农业生产仅需要1510万人，外出打短工1200万～1420万人，剩余劳动力达1310万～1530万人，而城市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劳动力需求明显低于实际供给能力，农村人口过剩问题日益严重。俄国社会结构失衡。一战前，地主、城市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商人占全国人口的16.3%，农民和手工业者占66.7%，富农约占农民经济总数的15%。 随着一战的爆发，俄国的谷物经济急剧恶化。粮食和饲料播种面积减少，欧俄72个省的粮食和饲料播种面积由1914年的8571万俄亩降至1917年的7585万俄亩。粮食总产量下降，同1909～1913年平均水平相比，1914年粮食总产量下降4%，1915年为1.2%，1916年为18.5%，1917年为16.8%，这是农村劳动力资源大量流失的必然结果。至1917年3月，俄国先后有1500万人应征入伍，使农业失去将近一半的强壮劳动力，大批土地荒芜，牲畜被大量屠宰以供军需。粮食单产明显下滑，1913年欧俄50个省粮食单产58.3普特/俄亩，1914年44.5普特/俄亩，1915年55.8普特/俄亩，1916年49普特/俄亩，1917年44普特/俄亩。 综上所述，俄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资本主义因素向农业领域渗透缓慢的条件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因此，战争对俄国的冲击尤甚。1917年，战争消耗了71%的工业总产值，后者仅相当于1913年水平的63%。截至1917年2月20日，俄国战争支出接近300亿卢布，大量印钞成为延缓俄国金融体系崩溃的自然之举。农业总产值比1913年水平低12%。甚至在粮食运输规模下降的情况下，运输系统仍无力保障粮食运输。 钟建平 2016年12月 前 言 本书计划分为若干部分。上编主要分析战争以前和战争时期的粮食市场；下编着重阐述1914～1918年战争与革命时期粮食市场的调节以及军队和居民的粮食供给；后续部分则研究1918年之后的粮食供给调节措施。 本书前两部分写于1918年末至1919年初，原拟作为С.Н.普罗科波维奇（С.Н. Прокопович）主编的集体著作《战争与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的调整资料汇编》的组成部分，但该书未能出版，因此两部分内容以手稿的形式留存至今。现在本书即将以最初的面孔问世，几乎未做改动。从1919年起，俄国形势发生诸多变化，仅限于对初稿进行某些修改和补充显然有失公正。独立研究1919年以后的粮食市场方为合理之举，这也是本书后续部分之目标所在。特别是自1918年末起，俄国的整个经济政策进入特殊时期，开始采取坚决措施对国民经济所有领域实行国有化。 诚然，即将出版的两部分内容已经成为历史，但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理论和经济政策角度，本书仍具有一定的价值。 首先，本书所研究的时期本身对于俄国历史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时期俄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粮食政策以其特殊性引人关注；其次，研究粮食市场，分析调节粮食供给的措施，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有助于深刻认识与市场，特别是与粮食市场有关的理论问题的实质；最后，研究过去的经济政策无疑有益于当前和今后经济政策的制定。 一方面，笔者尽可能在本研究中使用全部既有文献和资料。另一方面，笔者尝试至少在某些部分对结论加以补充，完善所涉及问题的研究方法，因为这是力所能及之事。同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笔者努力坚持严谨和客观的观点，虽然由于历史并不遥远而且充满动荡，秉持科学的研究精神并非易事。 因此，笔者尽量运用实际资料，特别是统计数据论证自己的全部结论。 本书使用的资料详见附录。书末附表中的部分内容属于首次付印，例如农业司关于1917年粮食产量和价格的资料等。 最后，感谢所有在本书资料收集过程中给予帮助的个人和部门。 1922年2月1日于莫斯科
[苏联]尼·德·康德拉季耶夫（Н. Д. Kондратьев），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周期理论创始人，被尊称为长波理论之父。1915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920～1928年担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行情研究所所长、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经济与政策管理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等职务。
张广翔，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钟建平，历史学博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资深翻译，硕士生导师。
上编 战前与战争时期的粮食市场
第一章 战前的粮食市场／003 第一节 播种面积和产量的变化／003 第二节 农民和地主的粮食产量／007 第三节 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平衡／009 第四节 粮食盈余和短缺地区／010 第五节 粮食商品率与商品粮数量／013 第六节 粮食商品率与粮食流通量的变化／017 第七节 商品粮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运输／020 第八节 运输与贸易路线／021 第九节 一年内粮食进入市场的情况／027 第十节 战前的粮食贸易机构／030 第十一节 粮食价格及其影响因素／035 第二章 战争与革命时期的粮食市场（1914～1918年）／044 第一节 播种面积的变化／044 第二节 单位面积产量的波动／049 第三节 粮食总产量的变化／050 第四节 生产和消费的平衡／052 第五节 消费市场的地理变化／053 第六节 粮食商品率下降／055 第七节 粮食出口减少／059 第八节 贸易路线和运输条件的变化／061 第九节 粮食储备规模的变化／068 第十节 战争时期的粮食贸易机构／070 第十一节 机械化粮仓与粮食贷款／071 第十二节 粮食价格动态／073 第十三节 结论／086 下编 战争与革命时期的粮食市场调节以及军队和居民的粮食供给（1914～1918年） 第三章 国家调节／091 第一节 战争和国家调节供给的任务／091 第二节 国家调节供给的规模和任务／092 第三节 研究对象和计划／098 第四章 粮食机构／101 第一节 特别粮食会议成立以前的粮食机构／101 第二节 社会舆论对粮食组织的态度／102 第三节 特别粮食会议的成立／104 第四节 二月革命后的粮食机构／111 第五节 十月革命后的粮食组织／117 第五章 粮食收购的调节措施／120 第一节 调节收购的直接措施／120 第二节 调节收购的间接措施／130 第三节 调节收购的混合措施／135 第六章 调节价格／171 第一节 调节价格的任务和方式／171 第二节 地方限价／172 第三节 通过销售粮食调节价格／178 第四节 革命前的固定价格／180 第五节 二月革命后的价格调节／198 第六节 十月革命后的价格调节／202 第七节 粮食的固定价格和自由价格／204 第七章 调节运输和供应计划／207 第一节 调节供应框架下的调节运输和供应计划／207 第二节 革命前的铁路运输调节措施／208 第三节 计划运输的产生／209 第四节 运输顺序的调整／212 第五节 供应计划／213 第六节 二月革命后的供应计划和运输调节／216 第七节 十月革命后的供应计划和运输调节／219 第八节 调节水运／222 第九节 粮食的装运和供应情况／222 第八章 调节粮食消费和分配／232 第一节 调节粮食消费和分配的条件与方式／232 第二节 军队的消费标准／233 第三节 革命前的居民消费和分配调节／234 第四节 革命前的票证配给制／237 第五节 二月革命后的消费和分配调节／240 第六节 十月革命后的消费和分配调节／242 第七节 居民的实际粮食供应标准／244 第九章 背口袋的买卖与1918～1919年国家粮食供给和国家粮食组织的衰落／250 结 论／254 附 录／256 附 图／384 译后记／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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