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传》是罗曼·罗兰名人三部曲之一，创作于1903年，是对音乐艺术大师贝多芬一生的真实素描：贝多芬本人相貌丑陋，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困苦，还经常受到父亲的打骂。11岁加入戏院乐队，13岁当大风琴手，17岁丧母，他独自一人承担着两个兄弟的教育的责任……贝多芬苦难而短暂的一生，却为世人留下数量惊人的伟大的音乐作品，这是一颗受伤后近乎窒息的心灵勃发而出的一曲激昂的交响乐，也正是贝多芬自己一生的写照。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荐藏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全国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董强导读。
★罗曼·罗兰名人三部曲之一。
★傅雷经典译作，传阅度超越世代的传记读本。
★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妄想使我屈服，这*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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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与自传（代序）
董强
随着傅雷翻译出版奖在海内外声名鹊起，常有法国人问我：能否撰写一部傅雷传记?或者，有没有好的傅雷传记可以译成法语，让法国人也知道这位伟大的翻译家?
一个民族，对于将自己的文化传播至万里之外的外国人士，往往并不懂得感恩。至今在法国，知道傅雷先生的人仅限于少数专家。相反，对于那些将他山之石搬移到母语文化中的自己人，人们还是会尊敬有加。无论是玄奘，还是严复，都在中国文化的圣山中有了自己庄严的墓碑。
在中国文化的先贤祠中，傅雷先生也早已有了可以告慰其在天之灵的尊贵席位。2016年是他愤然、悄然、寂然辞世50周年，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上，都出现了海量的纪念文章，足以为证。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任何一位以翻译家之名而流芳于世的人士都无法相比的。傅雷二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超过了无数不论涉及何种语言的优秀翻译家。可以说，以翻译家成名，而意义远远高于一切翻译家的人，唯傅雷先生一人。能将自己的信念与实践如此一贯地付诸一生，亦唯有傅雷先生一人。
究其由，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傅雷先生的人格从内到外的完整性，其文化素养从西到中的互补性，以及其风格从古到今的延续性。而这一切，都完美地体现在其对英雄传记的热爱和翻译中。
傅译的五种传记，涉及三位作者，三类不同的传记形式，跨度大，涵盖多种文艺门类：文学（托尔斯泰），美术（米开朗琪罗），音乐（贝多芬），哲学（服尔德）。可以说，这些文艺门类都以不同方式滋养了傅雷先生。这些人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巨人，或称英雄。然而，这类英雄并非简单的超人，而是深入人世，虽历经苦难却依然为人世做出无私奉献的人。因此，这其中最为独特的《夏洛外传》因为夏洛本身源自艺术虚构，而非真实人物反而最能体现傅雷先生对这些传记的认识：夏洛集卑微与伟大于一身，完美地展现了人类的生存境遇。
同样，翻译也是集卑微与伟大于一身的事业。傅雷先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翻译领域，但他的名字，又确实与翻译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翻译的代名词，而这是翻译的骄傲。套用一句《夏洛外传》的作者讲述夏洛与卓别林之间关系的话：傅雷先生的微贱就是翻译的微贱，傅雷先生的伟大，也就是翻译的伟大。
人们常问，傅雷有没有翻译理论？我认为并没有。他有翻译观，但没有翻译理论。又问，傅雷有没有翻译风格？则明显有。但这种风格，并非来自现代理论家们所说的主观投射，亦非许多译者引以自豪的透明。傅雷先生的翻译艺术精髓，在于一个化字。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传神，却忘了艺术真正的境地是出神入化。《说文解字》中有囮字，许慎的解释是：囮，译也。这一解释，尽管可以说留下了后患，为译与讹打通了道路，却从字源上为译与化建起了桥梁。这也是为什么傅雷先生在黄宾虹的绘画中找到了自己可以与归的真正同道，因为二者具有同样的一种化境。一种封闭中蕴涵的开放，规则中体现的变幻，古典中含苞欲放的现代。
现代的翻译理论，往往推崇字面上的直译，而且支撑这一倾向的最大论据就是：直译可以为母语带来最新鲜的语言表达，并在某种异态中，为母语开拓出无穷的可能性。这也是当年有不少初出茅庐的年轻翻译家曾诟病傅氏译作的原因。然而，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以一种同态的、表面上并无变革和差异的中国文字，从整体上完整讲述原本由外语讲述的西方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和革命。无数现代中国的著名作家都觉得欠了傅雷先生的债，正源于此。它所拓展的，也许不是现代语言学家或符号学家们所谓的能指层面，却直接在一种文明的内核中，引入了他者的存在。这种存在，因语言的非差异性而显得更为可信，更无隔离感。傅氏译法使得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境遇中的灵魂之间的直视成为可能。而灵魂的直视，也最强烈地体现在传记之中，因为那里蕴藏着人性的最强音。
一个化字，也体现在傅雷先生的重译行为上。以他独有的方式，傅雷先生朝花夕拾，将自己早年许多热爱的作家和热爱的著作进行重译。有的书，比如《贝多芬传》《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初译的面目。而且，他一生都在进行这一重译工作。在重译的过程中，他达到了成熟，趋近尽善尽美。每一次重译，都是对他年轻时代的理想不忘初心的忠诚，同时又是凤凰涅槃后的重生。在这中间支撑的，是信仰。于是我们体会到，傅雷先生的化，也是教化的化，变化气质，陶冶性灵的化。研究傅雷先生翻译艺术的人，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傅雷是一位通过翻译、通过重译而重建自身的人。他翻译的每一部传记，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他灵魂得以栖身的肉身。作为一个从旧中国文化传统中诞生的人，他深知中国文化在现代的需求与缺憾，深知中西文化的互补性。与当时所有相信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相信塑造新人的可能性。而塑造新人，则需要灵魂深处的震撼。只有直指灵魂的文字，才可以让灵魂坦诚相见。艺术作为化的最高境界，巨人与英雄作为化的最高追求，成为傅雷的神殿和寄托。因此，每一部传记，都是如中世纪神学家所说的精神锻炼的榜样。每一次重译，都是向伟大灵魂的一步迈进。在一部一部的重译中，傅雷先生一步一步完成他的净化与升华，走向他真正的栖身之地：如同贝多芬一样，他的王国，是在天空。
因此，我们无须为傅雷先生立传。他翻译的每一部传记，都是他的自传。每一部傅译传记的阅读，都让我们仰望天空。
作者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名人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以及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
译者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地走完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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