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妇女与社会_郑永福_9787534776366

书稿对中国近代妇女缠足、婚姻家庭、服饰、女工、性别与社会等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总序
　　郑州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于1956年，1976年增设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1981年中国古代史、专门史、世界史专业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1996年中国古代史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2003年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并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6年获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中国古代史专业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历史学为国家级特色专业，也是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为河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50多年来，历史学科名师荟萃。嵇文甫、秦佩珩、荆三林、史苏苑、刘铭恕、张文彬、高敏、李民、戴可来等知名教授学者曾在此执教。目前，历史学科已形成年龄、职称、学历、学缘结构相对合理的学科及师资队伍。现有教授24人，副教授21人，讲师9人；具有博士学位者25人，多来自国内著名高校；有博士生导师15人，省特聘教授2人，“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入选者”1人，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2人，省管专家4人，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12人。
　　近几年来，历史学科先后承担并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有：国家“十五“2I1”王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考古学与中原文化”；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课题“登封南洼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等。在研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余项，横向科研项目15项，科研总经费达2000余万元。
　　经过5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历史学科已凝练成相对稳定并具有各自优势特色的研究方向。如在先秦思想史、秦汉史、人口史、魏晋南北朝史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在田野考古、陵寝考古、城市考古、科技考古、中原考古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三札及郑注研究和整理、出土古文字整理与研究方面，有深厚学术积淀；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近代妇女史、港澳史等方面的研究颇具影响，同时与河南地方史研究相结合，显示出学科实力；在明清经济史、区域经济史、宋代民族史、移民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在东南亚史尤其是越南史，以及犹太史、欧洲文化史方面，取得了不少高水平成果；在中原历史及古代文明、中原历史文化遗产、中原科技史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为弘扬中原文化、推动河南省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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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序
　　韩国河
　　2011年4月7日
　　后记
　　我们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一书于2012年元月出版后，意外地受到学界一些朋友的好评，说了不少鼓励的话。朋友们很可能是出于客气，我们可有点当真了，于是加速了这本《近代中国妇女与社会》的结集与出版。
　　《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一书后记中的一句话，我们还要写在这里：三十多年来，工作之余，我和吕美颐从早到晚谈论的正题，大都离不开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我们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的著作，不管最终署名如何，实际上都凝聚了两个人的心血。
　　这个集子里的论文是我们从事性别／妇女史研究的部分习作。说是习作，是真心话，不含谦虚成分。近三十年来，中国性别／妇女研究走过了一个值得回味的历程。作为这一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始终抱着一个努力学习、积极实践的态度，用许多精力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迄今为止，我们先后出版了四部专著，参编了多种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五十余篇。古人云，四十而不惑。那不过是圣人或天赋很高悟性极强的学者才有的感觉。从中青年时代到年近古稀，我们始终是在“惑”中度过的。对史学理论的惑，对性别理论的惑，对研究对象的惑，对相关文献的惑，常常困扰着我们，至今许多问题弄不清楚，更谈不上明白。我们只能是走一步学一步，走一步说一步。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论文，记录着我们在中国近代妇女史领域学习和探寻的轨迹，其中幼稚、浅薄乃至讹误，在所难免。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一直在努力，且偶有心得。
　　一路走来，我们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关心、鼓励和帮助。其中有我们的恩师胡思庸、荣铁生、毛健予先生，有前辈北京大学的郑必俊教授、齐文颖教授，有我们在河南大学时的同学、同事李小江、杜芳琴、郑慧生教授，有我们在北师大历史系读书时的同学梁军女士、曹大为教授，有我们河南大学的同门田海林、郭双林教授等。还得到了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中国社科院高世瑜教授、南开大学侯杰教授、山西师大畅引婷教授等多方面的支持。得到过旅美教授王政，美国学者高彦颐、鲍晓兰等的支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张玉法教授、吕芳上教授、游鉴明教授等，对我们多所帮助或鼓励。原澳门文化司署、台湾中华基金会等，曾研究课题立项并给予资金赞助，香港、日本、韩国等学术团体的朋友曾多次为吕美颐提供出国交流的机会．韩国庆星大学校方和教授对我在韩国长达两年的工作、生活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借本书出版之机，谨向上述师友及没有列出大名的各位专家学者或机构，深表敬意和谢意。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出资赞助学术著作出版，心存感激。责任编辑杨天敬先生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为本书增色不少，不胜感谢。
　　由于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较大，体例不一，整理不易，多亏了研究生们大力帮忙，才得以迅速结集。我的博士生陈可猛、李道永、郑丹群和硕士研究生王玉玲、宋秀方诸君多方面鼎力相助，其中叉以秀方君在引文校订方面耗时费力最多。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10级和2011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部分研究生也曾热情帮忙，在此一并致谢。
　　我和吕美颐一直认为，由于自身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个学者在一定历史阶段，只能达到那么一个水平，且其研究成果很快会被人们所遗忘……大家例外c我们在中国近代妇女史领域的著作或论文，如果后来的研究者还能偶尔提及……不管是褒是贬，那就应该很知足了。
　　郑永福
　　2012年4月4日于郑州大学新区盛和苑公寓明园

　　用第二层次分层法来看待女性群体，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贵贱身份或地位的差别，往往与贫富的差别不完全一致，但一般说来，不同阶层的妇女，由于家庭出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不同，进而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阶层意识，大致形成了一种与地位相称的阶层序列。对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女性群体进行最简单的阶层分层，是将其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以中国封建社会为倒，上层妇女主要包括王公贵族、名门望族、官宦人家、大地主、大商人等家庭的妇女。由于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虽执末业，但他们往往通过捐纳等手段获取功名进入上流社会。这一阶层的妇女，一般都过着不劳而食的生活，无须为生活奔渡，即便是家务劳动也有仆妇承担。至清代，多数“家事好的女人们，终日守在房中，或吸鸦片，或打牌，裹着小脚，求男人喜欢”③。这就是上层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中等阶层的妇女，多数生活在小康之家。其父兄或丈夫有的是朝廷小官吏，有的是店铺作坊的掌柜，有的是殷实的农民，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属于平民妇女、这类家庭的妇女多需亲持家务，主中馈备箪浆，刺绣缝纫，照料姑舅子女，并从事蚕桑纺织，甚或“鸡呜人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④。这些妇女往往有“小家碧玉”之称，是贤
　　妻良母角色的最好实践者。下层妇女主要生活在农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家庭，各类工匠、杂役、小商贩及无业游民的家庭。她们占女性人口的大多数，多为劳动妇女，她们除需助夫耕种外，还要勤于纺绩；甚至“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⑤，从事超负荷的劳动。有些则从事其他家庭手工业，或为佣工、奶妈、小商小贩，或充当三姑六婆以艰苦的劳动维持家庭贫困的生活。下层妇女中还有一个特殊阶层，由妾、奴婢、娼妓、女艺人等组成。她们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妇女，是女性中最不幸和最值得同情的人，不仅人身权利没有保障，而且在人格经常遭到侮辱。她们之中有些人在某些情况下，如妓女走红之时或妾在受宠之时，生活甚或很奢华，但这也无法去掉她们身上“贱民”的烙印。以上几个层面，大体把女性群体从纵向上进行了划分。从性别关系来看，各个阶层的女性在本阶层中都是受歧视、受压制的性别。但在各种家庭关系中，下层妇女的地位，一般高于上层妇女。因为下层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有时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为了生活需要，又经常在外抛头露面，所受封建礼教束缚相对较少。此外，长期以来南方的江浙、福建、两广一些地区，有女勤作业、士多自闲的风俗，一些村庄男子多逸，妇女则井臼、耕织、樵采、畜牧、灌种、缝纫、炊爨，无所不为。这些地方的妇女，家庭地位相对更高些。家庭地位的差别，多多少少牵动着不同阶层女性地位的变化。
　　进行年龄的分层对女性具有特殊意义。年龄把女性自然分成了青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层面，它们基本相当于女性生命里程中为女、为妇、为母的三个阶段。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年龄段的女性享有的权利、义务和所处地位不尽相同。作女儿时，权利和义务相对均较少，因女子孩童时期是学习准备做贤妻良母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启蒙教育，培养为女之道，以期为“孝女、烈女、贞女、廉女、贤明之女、诗女”。如果做了小姑子则可乘父母兄弟的余威，在嫂子面前摆起身价。为妇是传统女性一生中受约束最多、受压制最重的阶段，作女儿时那一点点自由，此时已被剥夺殆尽，社会与家庭对女性最苛刻的要求，全部集中于她们身上。妇人之道，即是要求为妇者在不同情况下，成为孝妇、死节之妇、守节之妇、贤妇、守礼之妇、明达之妇、文学之妇。一般情况下，媳妇对于家庭，几乎只有义务，而无任何权利，还需通过曲从公婆，恭敬丈夫，和悦叔妹，求得在家庭中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待儿子娶媳，取得婆婆的身份后，在家庭中的地位才会有所改变。所谓“十年的媳妇熬成婆”，指的就是这一变化。为人之母，必须遵守母道，成为礼母、正母、仁母、公母、廉母、严母、智母、慈继母、慈乳母的典型。升为婆婆的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有较大的变化，权力仅次于父家长，充分显示了“主”内的一面。不仅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家内经济，而且在决定儿女的婚姻大事中举足轻重。文学作品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母亲包办子女婚姻甚至强迫子媳离异的典型事例。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女”权，但是存在着“母权”，并非没有道理。所谓母权，实际上是社会对长期剥夺女性权利和提倡贤妻良母的一点微小“补偿”。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表明，不仅男女存在着尊卑关系，而且女性内部的等级界限也十分森严，不仅权贵妇女与平民女子、地主家庭妇女与一般农妇之间地位悬殊，而且母女、姑媳之间的名分也泾渭分明。女性群体内部始终存在着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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