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了一段时期内天主教在山东传播过程中,信仰与欲望、意志力与人性弱点爆发冲突所引起的一系列故事。作者使用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揭示了17、18世纪中国地方信徒与欧洲传教士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传教士间的合作与矛盾,以及包括反教运动,自罚式修行,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相互影响,以及地下教会的传教成就和性丑闻等。
国家清史委员会编著,本书的标题“灵与肉”是为了强调精神道德理想与人类弱点和世俗诱惑之间的对立,前者激励着基督徒,而后者则导致最终失败。灵与肉的相交,还体现在山东苦修会的中国教徒中一些鲜为人知的自我鞭笞的忏悔仪式。在灵与肉之间挣扎是个很值得一谈的故事,希望读者也会有同感。
总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年到1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沛
2004年5月
译后记
2006年,译者开始着手翻译孟德卫先生的著作《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历时约一年时间完成。在翻译过程中,资料的搜集和中英文地名、人名的核对均遇到一定困难,幸而孟德卫先生热情相助,不远万里从美国寄来许多资料,并与译者就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讨论,译稿才得以顺利完成,在此向孟德卫先生致以诚挚谢意。孟德卫先生还专门为中文版撰写了序言,对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寄予了厚望。此外,特别要感谢我的老师张西平教授拨冗对译文进行了校对并作序。最后,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还要感谢大象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认真和细致的工作。汉学著作的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难处,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难以避免,希望各位专家和同道译者不吝指教。
译者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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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方济各来华传教史:清代天主教史的一个重要方向
作者自序
前言
前奏:神迹显现
第一章 利安当神父的尝试与努力
第二章 融合儒家和基督教的尝试
第三章 在1664年到l669年的反教迫害以后重返山东
第四章 亲吻耶稣受难像,感受落在肉体上的鞭子
第五章 1701——1734年中的基督教与中国异端教派
第六章 地下教会中的羔羊、狼和殉道者
尾声:安魂弥撒
参考书目
作者简介
译后记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已出版书目
第一章 利安当神父的尝试与努力
错误的开始
就把基督教引入山东而言,利安当神父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602年4月20日,利安当生于西班牙巴伦西亚大区一个名为巴尔塔纳斯的小镇,后来就读于萨拉门迦大学。1618年3月24日,他加入了圣保罗教区的小兄弟会(方济各会)。他完成大学学业后自愿参加了方济各会的日本差会。在被正式任命为神父之后,被派往卡斯特罗维尔。1628年,他与其他29名方济各会士一起,从那儿取道墨西哥前往菲律宾,并于l629年到达马尼拉。在那儿他被任命为马尼拉圣方济各学校的修辞和神学老师。另外,他还学习了日语,并在Balete照料日本麻风病人。在那儿时,马尼拉的圣格利高里教区发起了一个向中国地区传教的活动,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l813年(尽管l801年山东最后一位方济各会士就去世了)。利安当最终被派往中国传教。
利安当在中国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l633年到1636年,他的工作引起了很多争议,并且最终流产。如果利安当没有再次回到中国,他不可能被认为是17世纪中国具有开拓意义的杰出方济各会士。第二阶段,从l649年到l669年,利安当在山东可以说是声名卓著。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在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中。葡萄牙人通过澳门港控制了欧洲人进人中国的主要门户,他们实行保教权,拒绝西班牙教会进入。西班牙人只好不断努力,尝试从海盗猖獗
的福建进入。耶稣会土视他们为害群之马,生怕因此危害到中国政府对传教事业本来就脆弱的信任。利安当第一次到中国缘于多明我会的郭吉(Angelo Cocchi,1597-1633)神父请求从菲律宾派助手到福安。作为回应,利安当和方济各会的Francesco Bermudez神父、多明我会的黎玉范( Juan Baneza de Morales)神父一起于1633年3月9日离开菲律宾,于4月2日到达台湾。③7月2日,利安当和黎玉范被郭吉用小船送往福建省福安。利安当随即开始寻找合适的基地。在江西建昌和南京,他都被当地的耶稣会士当做是一个麻烦,而不是一位同行。即使不考虑中国官方对外国传教士的接受问题,利安仍然是个麻烦,
耶稣会士对待他的方式显然称不上基督教所宣扬的仁爱。在利安当的随从离开以后,耶稣会教区副主教阳玛诺( Manuel Dias .junior)派给他一名叫Andrew Siao Leu的助手,此人奉命阻碍而非帮助利安当。最后,在阳玛诺的指使下,三名耶稣会的仆从绑架了利安当并把他丢到一只船上,在流浪了六个月以后,他又回到了出发地——福安。
1634年12月,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达成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福安地区由多明我会负责传教,而方济各会则负责顶头(Dingt)地区。利安当则在附近的宁德传教。在顶头他施洗了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教徒罗文藻( GregorioLopez) 他出生在顶头附近的罗家村。⑤罗文藻在1650年加入了马尼拉的多明我教会,并于1654年被授职成为教士。1674年1月4日,他被任命为南京教区的宗座代牧。1685年8月28日,他在传信部主教伊大仁主持下就任主教一职。1691年4月27日逝世于南京。⑥
为了解决中国祭祖、祭孔的礼仪争端,方济各会士们在1635年和1636年在顶头两次召开长时间会议,利安当负责把这两次会议的记录带回马尼拉总部。⑦然而,他中途在台湾海峡遭遇海难,又在安平古堡(台湾)基地被荷兰人抓到,先后被囚禁在巴达维亚和德尔纳特(T。rnate)。八个月后,他在马六甲被释放,于1637年回到马尼拉。这样,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结束了,虽然过程一波三折,但并未取得什么成果。
利安当在1640年又来到澳门,1644年与其他西班牙一起遭到驱逐。船偏离了航线,他和七名修女被送到了越南岘港,在那儿耪判死刑,后来又被减刑。利安当在那儿一共为2000入施洗,包括宦王的兄弟在内。在1645年中返回马尼拉后,利安当负责照料地震受害者,并进行布道,反对公众生活中的罪恶。他的传道活动惹恼了地方长官,结果被判在菲律宾的山上监禁和斋戒。同时,他的助手,多明我会的黎玉范神父从罗马带回了法令,任命他们俩为各自传教会的宗座监牧。
通向济南之路
1649年,由于中国的多明我会士的请求,利安当第二次进人中国。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菲律宾圣格利高里教区的其他三位方济各会士文都辣、JoseCasanova和Brother Diego,以及包括黎玉范在内的几立多明我会士。⑨他们所乘的船只为郑芝莞(音译)所有,此人是郑成功( 1624-1662)的叔父,他们最后到达位于福建泉州南部的安海(或名晋江)港(见地图1)。由于满族统治者刚刚进入福建不久,这个地区当时非常危险混乱。在1649年II月20日写给方济各会教区的信中,利安当抱怨由于他的中文不好,影响了传教。⑩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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