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前沿(第一辑)_王宁_9787301071144

　　在本辑第一个栏目“前沿理论探讨”中，我们发表了三篇中国学者的长篇论文，分别探讨了生态理论批评、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以及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对于这几个当今国际文学理论领域内的前沿理论课题，这三位学者都以大量的第一手原文资料作为基础，在前人或自己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并试图发出中国学者的不同“声音”。而第四篇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论文则试图对后殖民写作进行文类学的理论化，这为我们今后对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参照。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工作、组稿和编辑加工，这本厚实的《文学理论前沿》丛刊第一辑马上就要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本丛刊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刊，由学会委托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尚无一家学术刊物，而且该学会秘书处又设在中国清华大学(王宁任该学会秘书长)，因此经过与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教授等领导成员商量，本丛刊实际上又担当了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的中文刊物之角色。这在当今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也许有人会问，在当前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各种学术期刊林立的情况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办这一大型丛刊呢?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立足点有两个：一是站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前沿，对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提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从今天的新视角对曾在文学理论史上有过重要影响但现已被忽视的一些老话题进行新的阐释；二是着眼于国际性，也即我们发表的文章并非仅出于国内学者之手，而是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物色优秀的文稿。鉴于目前国际文学理论界尚无一家专门发表高质量的反映当今文学理论前沿课题最新研究成果的长篇论文的大型中文丛刊，本刊的出版无疑将填补这一空白。本刊计划每年出版一辑至二辑，刊发15，000字一25，000字左右的既体现扎实的理论功力同时又有独特理论创新的长篇学术论文10篇左右。最长的论文不超过30，000字。其中境外学者的论文为2—4篇，分别选译自国际文学理论的权威刊物《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主编者拥有这两家刊物的中文版版权)或直接向境外学者约稿。国内及海外学者用中文撰写的论文需经过匿名评审后决定是否刊用。每一辑的字数为300，000字左右。本丛刊计划开设“前沿理论探讨”、“理论文体阐释”及“20世纪文论大师研究”、“新著评介”、“名家访谈”等栏目。每一篇研究性论文附有中英文提要800字左右，争取把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推荐给国际学术界。这样，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一定会为未来的文学理论研究留下丰厚的精神财富。在本辑第一个栏目“前沿理论探讨”中，我们发表了三篇中国学者的长篇论文，分别探讨了生态理论批评、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以及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对于这几个当今国际文学理论领域内的前沿理论课题，这三位学者都以大量的第一手原文资料作为基础，在前人或自己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并试图发出中国学者的不同“声音”。而第四篇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论文则试图对后殖民写作进行文类学的理论化，这为我们今后对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参照。第二个栏曰以“理论文体阐释”为标题，正好说明了这一组文章的研究对象：文类或文体。虽然这两篇文章分别出自中西方两位素不相识并从未有过交流和对话的学者之手，但都不约而同地大量引证了巴赫金的理沦：一个试图提出一种巴赫金式的阐释理论，另一个则指明了巴赫金对文类理沦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应该承认，把这两篇文章放在一个栏目内，是编者有意识地要使中国的文学理论家走向世界，与国际文学理论界就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平等的对话。可以肯定，当西方学者在阅读了钱中文论文的英文提要后，一定会对文章的内容发生兴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在中国理论界已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了，但第三个栏目的两篇论文却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再“探”。两篇文章所集中讨论的理论家分别为德勒兹和伊格尔顿，这两位文论大师的名字在中国的理论界虽然“如雷贯耳”，但对其理论精髓却知之甚少，尤其缺乏扎实的、基于阅读原文资料的深入研究。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无疑填补了国内研究的一个空白。鉴于本丛刊力图肩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即并非仅限于“引进”理论，更重要的是“输出”理论，从而真正达到赛义德所说的“理论的旅行”之双向目的，我们开设了第四个栏目“20世纪文论大师研究”，其目的在于有计划地向国际文学理论界推出我们自己的大师级理论家。本栏目的两位作者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阅了国内外的现有研究资料。结果发现：弗莱作为加拿大原型批评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其西文研究资料真可谓“浩如烟海”，他本人也成为少数几位被引证频率最高的思想文化巨人之一；而西方语言文献中对朱光潜的研究资料却相当的贫乏，除了少数几位精通中文的汉学家外，欧美主流学者甚至都不知道这位对20世纪的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师级理论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界的一大悲哀。我们相信，本栏目肖鹰的论文如在将来用英文重写并在国际文论界发表的话，将有助于中国文论的真正走向世界。正当本刊的编辑工作行将结束时，传来了美国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教授去世的消息。他的去世在欧美思想界、知识界及文学理论界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我们特发表他的生前好友、美国《批评探索》杂志主编w．J．T．米切尔的一篇悼念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文化巨人的深切哀思和追忆。最后，我们谨向为本丛刊的出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同时也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

　　鉴于《东方主义》一书出版后引来的颇多争议，尤其是来自东方学家阵营的争议，赛义德在不同的场合作了一些回应，但最有力、并且观点最鲜明的当推发表于《种族和阶级》(Race and Class)1985年秋季号并收入本书的论文《东方主义重新思考》(Orientalism Reconsider ed)。在这篇论文中，赛义德首先简要地重申了他对东方主义的三重定义：“作为思想和专业的一个分支，东方主义当然包括几个相互交叠的方面：首先，欧亚之间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这是一种有着4000年历史的关系；其次，西方的一个学术研究的学科，始于19世纪初，专门研究各种东方文化和传统；第三，有关被叫做东方的世界之一部分的各种意识形态构想、形象和幻想，”但他紧接着又补充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东西方之间的划分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意味着这种划分只是一种虚构””l。由于这其中的种种复杂因素，东方主义概念的提出和建构便带有各种主客观的因素，所引来的非议和争议自然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对此，赛义德并不回避，而是透过各种表面的现象究其本质，对东方主义作进一步的界定和描述。“由于对东方主义的重新思考始终与我早先提及的另外许多这类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在此有必要较为详尽地进行阐述。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将东方主义视为一种如同都市社会中的男性主宰或父权制一样的实践：东方被习以为常地描绘为女性化，它的财富是丰润的，它的主要象征是性感女郎，妻妾和霸道的一一但又是令人奇怪地有着吸引力的统治者。此外，东方就像家庭主妇一样，忍受着沉默和无限丰富的生产。这种材料中的不少都显然与由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支撑的性别、种族和政治的不对称结构相关联，这一点正如同女权主义者、黑人研究批评家以及反帝国主义的积极分子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完全可以从赛义德本人对东方主义建构的重新反思发现，经过学界多年来围绕东方主义或东方学展开的争论，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吸纳了批评者的部分意见，并对自己过去的建构作了某些修正。
　　在80年代初出版的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刀he Worldthetext ext and the Critic，1983)收入了他的一篇著名的论文，也就是那篇广为人们引证的《旅行中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在那篇文章中，赛义德通过卢卡契的“物化”(reification )理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的流传以及由此而引来的种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旨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理论有时可以“旅行”到另一个时代和场景中，而在这一旅行的过程中，它们往往会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这种情况的出现多半受制于那种理论在被彼时彼地的人们接受时所作出的修正、篡改甚至归化，因此理论的变形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毫无疑问，用这一概念来解释包括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理论在第三世界和东方诸国的传播和接受以及所产生的误读和误构状况是十分恰当的。因此这一论点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此赛义德虽然十分明白，但他总认为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反思和阐述。在这本书中收入了他写于1994年的一篇论文《理论的旅行重新思考》(Traveling 7heory Reconsidered)，在这篇论文中，他强调了卢卡契的理论对阿多诺的启迪后又接着指出了它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关系，这个中介就是当代后殖民批评的先驱弗朗兹。法农。这无疑是卢仁契的理论旅行到另一些地方的一个例
　　证。在追溯了法农的后殖民批评思想与卢卡契理论的关联之后，赛义德总结道，“在这里，一方面在法农与较为激进的卢卡契(也许只是暂时的)之间，另一方面在卢卡契与阿多诺之间存在着某种接合点。它们所隐含着的理论、批评、非神秘化和非中心化事业从来就未完成。因此理论的观点便始终在旅行，它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向外扩展，并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一种流亡的状态中”。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解构主义的阐释原则：理论的内涵是不可穷尽的，因而对意
　　义的阐释也是没有终结的。而理论的旅行所到之处必然会和彼时彼地的接受土壤和环境相作用而且产生新的意义。可以说，赛义德本人的以东方主义文化批判为核心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在第三世界产生的共鸣和反响就证明了他的这种“旅行中的理论”说的有效性。
　　近几年来，赛义德虽然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但是他本人直到于2003年9月24 13去世前依然活跃于美国学术理论界，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要登上一座山峰或讲坛以便站在高处做慷慨激昂的演讲，显然，你想在人们能很好地听你讲话的地方说要说的话；同时，你也希望你的演讲表述得极好以便对不断发展着的社会进程产生影响，例如，对和平和正义产生影响。不错，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孤独的，但它能产生共鸣，因为它可以自由地与一场运动的现实、一个民族的愿望以及共同追求的理论密切相关”[4]，因此，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和许多将自己封闭在大学校园内潜心攻读“纯粹的”学问的知识分子所不一样的是，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只是指那些掌握了一门学问的学者，知识分子应当时刻关注当代社会的变革，有责任对当代文化的形成进行干预，并提出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他始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他时常针对一些尖锐的重大国际问题，如海湾战争、科索沃危机、9·1 1事件以及其后的国际反恐战争等，及时地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因而也得罪了一些人，甚至遭到恐吓和威胁。尽管身患癌症并到了晚期，他仍不时地出现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当代社会的一些敏感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流亡的反思》一书的出版既是对他一生的批评和学术生涯的总结，同时也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后殖民批评及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新课题。从解构到后殖民理性批判
　　在当今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学术理论界和文化研究界，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1942一)通常被当作仅次于赛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后殖民批评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是由于她的双重边缘身份所致：既是一位知识女性同时又有着鲜明的第三世界背景。据说斯皮瓦克为了保持她的印度公民身份，始终持印度护照，保留原有的国籍，这一点在当今美国的不少后殖民批评家中实属罕见。1999年，当她的著作《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行将消失的当下的历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the Vanishing Present)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她的学术声誉达到了空前的境地：她被历来对新理论思潮颇有微词的哈佛大学邀请去讲演，为她新出版的专著作了一系列广告式的宣传，随即她又获得了加拿大最有名气的多伦多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在她那本新著的封底，哈佛大学出版社是这样评价她的成就的：“在对她曾经帮助界定的后殖民研究领域所作的第一部全面探讨中，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这位世界顶尖的文学理论家之一，尝试着扮演在后殖民领地之内为后殖民批评家的论述负有责任的角色”。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无论就其本身的学术影响和批评著述的穿透力而言，还是就其对后殖民主义这一理论概念的逐步得到承认进而成为当代最前沿的一种理论学术话语所作的贡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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