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极具价值的当代诗歌批评、研究专著。作者以感叹来切入当代诗歌，但感叹并不仅仅是感叹或咏叹，而是上溯至孔子的“诗可以兴观群怨”的“兴”。在此基础上，全书论及了当代诗歌的抒情、经验与形式、现代性等关键性题目，讨论了诸多诗歌个案，为当代诗歌的新路向，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行为宏阔，语词丰赡，因而全书又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随笔。
在诗言志之外，在文以载道之外
辨认汉语独有的声音
找到隐秘而贯穿始终的道路
后 记
唯有将写作视为种地，将写作者的身份等同于农民的身份，也许才更有可能是诚实的。农民只有付出艰辛和汗水，土地才愿意给他好收成、好回报，也就是说，好脸色。又是一年将尽，我终于写完了几年来念兹在兹的这本小书。在雾霾横生的京城，我居然暗自怀揣着一个农人的喜悦。像农人抚摸、清点自己的收成那般，我检视着刚刚完成的粗糙文字。此刻，我唯一的自得也是农民式的：这些成果——假如它竟然算得上成果——确实是我用心血、汗水和劳作换来的，是诚实、诚恳的产物，不曾有过化肥、农药、添加剂和坏心眼。它是有机的、环保的，我敢担保它无毒、无害。又是一年将尽，我只将收成在质量上的好坏，在产量上的轻重、多寡，统统视作天意。如果它最终不如人意（以我的经验，在一般情况下，肯定不如人意），那是天不佑我，非写之罪也。
自1999年上半年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以后，因痛感自己知识欠缺、见识浅陋，遂花费了不少精力，囫囵吞枣地由西学而中学，大而化之地由哲学、史学而人类学和神话学，甚至考古学和海外汉学（假如“汉学”是单独的学科），补课超过十五个年头。十五年中，我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老本行，采取的，竟是业余和玩票的态度；充当的，竟是走穴者的身份。此等古怪情形，多次招致朋友们“不务正业”的善意责怪，也多次招致旁观者们“自寻死路”的调笑——但也说不上多少恶意，因为此等行径根本不配获得像样的恶意。我当然知道，无论流浪多久，迟早要回归老本行；我也知道，无论怎样努力补课，知识都无穷得让人恐惧，自己的见识也不会高明到哪里去。岁月如水，我已经空有了一把年纪，不能再像此前那般晃荡下去了，遂于今年重回本行，将多年来锱铢必较后苦心积攒的散碎银子拿了出来——这就是本书的由来，希望各位看官不要调笑。当然，调笑也无妨，作者的老脸岂能有事？因为我不会无聊到奢望这本小书能给文学研究带去哪怕丝毫的贡献。
唯愿此书能表达我对文学的热爱。正是这种爱，才让我不惜代价，磕磕碰碰一路走到今天。在这个荒寒的世界，极端的年代，这本小书就是我取暖的伙伴。它从未背叛我，但我也在努力说服自己不要背叛它，还能给它冬天以温热，夏天以清凉。鲁迅写给瞿秋白的对联有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也是我想说给这本小书的话。但这样说，是不是酸得掉牙？
——打住。
感谢我的学生李大珊从台湾为我复印断版多年、难以查找的文献，以支持本书的写作；感谢我的学生张梦瑶、王辰龙为我写作本书购买、查阅和下载了很多资料。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和张、王二人多次在我家附近多家不同型号的小酒馆里，谈论过构思和设想。其中的或甘或苦，也许感染了他们，并成为佐酒的调味品，度过了许多个因白天写作而疲惫的夜晚。
是为记。
2015年12月28日，北京魏公村。
敬文东 1968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文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有《流氓世界的诞生》《指引与注视》《失败的偶像》《随“贝格尔号”出游》《事情总会起变化》《牲人盈天下》《艺术与垃圾》《皈依天下》《感叹诗学》等专著，有《写在学术边上》《颓废主义者的春天》《梦境以北》《网上别墅》《房间内的生活》等随笔、小说和诗集，另有《被委以重任的方言》《灵魂在下边》《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等文集。
兴与感叹
作为一种内爆型延伸的兴1
滋生与创化12
兴的声音化24
感叹与诗
感叹之由来34
抒情传统44
启程于甲骨文的叹词52
诗与叹词
经验与形式65
“兮”与“呜呼”新解？70
作为现代顽症的孤独79
现代人性83
不可解除的东西唯有孤独90
被赞美的现代性93
帝国化或屁声化99
道德主义106
以昌耀和郭小川为例109
颂歌117
叹词的螺旋式上升123
诗与颓废
万古愁，及时行乐127
颓废135
诗，蔑视147
醇酒，妇人158
颓废的时间形式173
颓废的空间形式181
颓废和笑着191
诗的新路向200
结语208
参考文献210
后记226
兴与感叹
作为一种内爆型延伸的兴
在漫长的中国诗学史上，赋、比、兴是先贤时俊们颇多提及的概念，衡文论诗者对之青睐有加，积攒的文献更是车载斗量。现代学者普遍相信，早在与古人缘悭一面的甲骨文中，已有“兴”字出没，毫无躲闪、犹豫、恍惚之意，也无彷徨、羞涩、板滞之态。商承祚认为，甲骨文中的“兴字象四手各执盘之一角而兴起之”——在此，“兴起之”算得上点睛之笔。杨树达与商氏恰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却也“略”有差异。他认为，“兴”字更可能“象四手持帆之形”。在此基础上，兴的大多数现代研究者倾向于承认：“象四手”“执”物（无论“盘”还是“帆”）之“兴”，很可能与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关系密切，甚至等同于，或者干脆就是祭祀。赵沛霖在详细考察过兴的发生、发展史后，很是明确地说：“兴的起源植根于原始宗教生活的土壤中，它的产生以对客观世界的神话为基础和前提。”种种功夫过硬的证据，还有肌肉发达的迹象足以表明：兴极有可能是远古时代的中国人特有的原始宗教仪式，他们“群体性的举盘牲、旋游、呼叫构成‘兴’的初始涵义的基本内容，这正是上古时代乐舞用于祭礼活动的真切写照，因亦是‘兴’的内涵之所由来了……‘兴’起源于古代的乐舞祭祀活动，它标志着这一活动过程中的生命感发状态，并意图凭借这一感发的力量以沟通天人。”中国的上古先人们更愿意相信：兴依靠特有的“生命感发状态”，能够神人以和，能够天人相通，能够协调乾坤与阴阳，最终，能够抵御、调教或驯服命运，甚至能化命运中的厄运部分为可承受、可吸啜之物。
在不少时刻，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见解总是值得期待：“嗓音在把空气和空间塑造成言语模式的功能出现之前，完全可能有一种不大专门化的用叫喊、咕哝、体姿和指令等表情达意的方式，一种以歌舞表情达意的方式。”中国先民们早在鸿蒙初辟之际，在“言语模式”将生而未全生、“将飞而未翔”的临界点上，就“群体性地举盘牲、旋游、呼叫”，正与麦克卢汉嘉许、推崇的那种“表情达意的方式”遥相呼应，只因为“口头传统突出的是说话像身势语，身势语像‘寒暄’（phatic communion）”。和其他更复杂、更理性的方式比起来（比如成熟、缜密、整饬和谨严的语言文字），原始“乐舞”很可能更贴近先民们较为粗糙、较为本能，也有几分任性和执拗的小心田；文辞简约的“歌”与动作简易的“舞”两相搭配，则和先民们尚未充分“人化”的内心世界振幅相同，并且比邻而居，却又算不得“诗意地栖居”（用“羲皇上人”等语汇去描写古人的生存状态，大致上出自于不满世事的后人的刻意杜撰，“虽颂皆刺也”。）。由此，拥有“生命感发状态”和“感发力量”的宗教-祭祀之兴，抢在“言语模式”完全固定、成型之前，跃迁为上古先民们的内心的外化形式，突变为中国古人的心愿的外部造型，并且在“举盘牲、旋游、呼叫”的过程中，为内心和心愿下了一个形象化、动态化，但最终是声音化的“转语”，具有强烈的视听效应（尤其是听觉效应），感动、感染了神灵，让神灵乐于吐露生存的谜底，泄露命运的代码。此等风度昭示的情形，可比成千上万年后的现代人幸运得多——
啊，你终于如预言所说的无语而来，
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何其芳：《预言》）
作为概念的“内爆”（implosion）和“外爆”（explosion），是麦克卢汉著名的观念发明物，在为其学说看家护院、保驾护航那方面，非常管用和得力，但又常常令“头脑”糊涂的人，一时半会儿摸不着“头脑”。饶是如此，麦氏的中国研究者还是就内爆和外爆的含义，做出过准确、清晰的解读：
麦克卢汉将媒介对人体的延伸划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延伸：在倚重动力机器的机械时代，人类完成了运动器官和身体本身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这是一种人体动力学体系的“外爆”型延伸，而实现人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不断延伸的机器，就是人类世代创造的“体能机”；在倚重电子媒介的电子时代，人类完成了感觉器官和中枢神经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这是一种智能体系的“内爆”型延伸，而实现人的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瞬态化延伸的机器，就是人类在19世纪中叶以来创造的“智能机”。
即使是严格依照这样的解读，即使是对这种解读方式猴学人样般亦步亦趋，仍有理由将兴看作内爆型延伸和外爆型延伸的统一体。这样讲，从表面上看，很可能是吃了豹子胆，或恶向胆边生，事实上并无攀附麦氏之嫌，更未不解风情地误解麦氏。令人吃惊的是，作为人的特殊延伸，兴似乎更倾向于自己的内爆特性，无须乎苦苦挨到“19世纪中叶以来”。虽然兴没能让中国的先民们完成“感觉器官和中枢神经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却让他们的感觉器官，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延伸至整个宇宙洪荒。并且，绝对是在一个猝不及防、电光石火般的“瞬态化”之间，就到达了神灵的居所，和神灵接上了关系，获取了命运的信息，还有生存的遗传密码——又何止“小小”一个可以“让苍蝇碰壁”的“寰球”呢。同兴的内爆特性相比，它更显而易见的体力性外爆特征因为过于原始和粗糙，反倒不值一提，更无须考量。
作为兴的表达形式，原始乐舞更愿意与不“掺”杂质的激情“掺”和在一起，所谓“乐舞兴情”。虽然“激情是理性的一个对冲，用以释放人类不能以理性语言说出的各种无意识”，但它似乎更应该成为兴的营养，或更应当被看作兴的肠胃：对于宗教-祭祀之兴，激情意味着能量，意味着爆发力。不用说，只有深陷于“生命的感发状态”，兴才有力气成为人的内爆型延伸（物），才能因为自己的激情（这奇特并且奇妙的中枢神经系统），而感化神灵，而感动宇宙洪荒。这种内爆型延伸方式的关键要领，就是要在一个“瞬态化”之间，依靠不掺杂质的激情，而非奥·帕斯（Octavio Paz）所谓“批判的激情（critical passion）”，将神灵整体性地纳于自身。李泽厚从哲学-人类学（而非科学实证）的角度，十分笃定地认为：以乐舞为基本形式的巫术祭祀“不是某种被动的请求、祈愿，而是充满主动精神（从行为动作到心理意识）的活动成了关键……它是身心一体而非灵肉两分，它重活动过程而非重客观对象。因为‘神明’只出现在这不可言说不可限定的身心并举的狂热的巫术活动本身中……‘神’的存在与人的活动不可分，‘神’没有独立自足的超越或超验性质”。看起来，简陋、粗糙、原始，但棱角分明的宗教-祭祀之兴，比“19世纪中叶以来”的“智能机”反倒更进一步，更胜一筹。依麦克卢汉之见，“智能机”延伸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其“内容”（当然是所谓的）为信息，而信息快速、迅捷，眨眼即至，以至于完全取消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不由分说间，便将“小小寰球”微缩为更加渺小的村落（global village）——至少在人的心理感觉上就是这样。依麦克卢汉惯常的思路，宗教-祭祀之兴同样延伸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却又不仅仅以“神”（或“神明”）为其“内容”，还部分性地参与了对“神明”（或“神”）的创造——李泽厚的哲学-人类学描述，正与麦氏的传播学观点遥相呼应。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宗教-祭祀之兴自作主张，创造了“神明”理当秘藏的底牌，进而得陇望蜀，不可思议地变秘藏为谜底。变秘藏为谜底更有可能是兴的目的之所在，是激情渴望达致的目标，但又不是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所谓的“押韵咒语”。谜底不似信息那般眨眼即至，而是从一开始，就与中枢神经系统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以至于从根本上，取消了“眨眼”所表征的那瞬刻的光阴，比电光石火间的“瞬态化”更胜一筹，恰如一首藏族民谣所唱：
在看得见你的地方，我的眼睛跟你在一起。
在看不见你的地方，我的心跟你在一起。
对麦克卢汉有过良多启示的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说得既实在，又富有诗意：“延伸物的进化却比生物体身体的进化快得多。汽车和飞机是从人脑中的梦想演化而来，经过许多简单而不完备的形态以后，它们演化成了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复杂的机器。”作为人的精神性延伸，兴的演化与纯粹物质性延伸物（比如汽车、飞机）的演化同中有异：兴自诞生以来，也许在其形式和程序等方面，会变得复杂、精致，甚或考究，但就宗教仪式自身的角度或意义而言，就其内爆型延伸（物）的性质来说，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演化和改进。事实上也不需要任何演化与改进，因为“起源即目标”，因为只有人的需要，才是一切技术进化的施精者，或助产士。汽车、飞机被复杂化后，除了性能更稳定、可靠，最起码还能增进速度，继而神话速度，以至于唆使现代人依赖速度，有瘾于速度；兴即使被无限复杂化后，也不可能提高人神以和的效率，更遑论波及到天人相通的速度，因为兴本来就意味着对“眨眼”的否定，意味着心与“神”（或“神明”）零距离相处——被一“心”念叨着的东西，一定会时时刻刻零距离存乎于念叨者的“心”头，比“眼睛跟你在一起”还要直接与坦率。所谓“瞬态化”，不过是谦虚、客气或保守的说法而已。零距离不依赖、不需要任何机制上的改变，也根本无所谓是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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