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李·伯克，一九三六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一九六○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伯克的表兄，安德烈·杜布斯是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为了同表兄一较高下，詹姆斯·李·伯克在十九岁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
一九六○年，伯克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半面天堂》。《纽约时报》书评版为伯克的处女作发表了头条评论，评论家将其与纪德、福克纳、海明威、萨特以及哈代等人相比较。一举成名后，伯克的新作屡遭拒绝，《失而复得的布基》出版前被出版社拒绝了一百一十一次。此书后来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提名。在等待出版的九年中，伯克饱受酗酒带来的精神和健康问题的折磨。为了养家糊口，他做过石油公司工程师、记者、社工、大学英语教授。最后，詹姆斯·李·伯克转而创作侦探小说，推出了“戴夫·罗比乔克斯系列”，该系列作品占据了各大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榜首，售出多部电影改编版权。
詹姆斯·李·伯克曾两次获得爱伦·坡最佳小说奖，这一成就在该奖项的历史上极为罕见。伯克的作品如同一部美国南部编年史，记录了被种族主义和贫富差距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南方社会。他关注现代工业对传统和自然的影响，崇尚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擅长心理描写，这些特点为他在评论界赢得了“犯罪小说中的福克纳”的美名。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侦探小说家之一，詹姆斯·李·伯克影响了一代作家，其中包括约翰·康奈利、彼得·梅尔等。在他看来，所有伟大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都有相似的看法，即：其中的神圣之处并非来自作家本人，因而他们都怀有谦卑之心。他将自己的才华视为天赐的礼物，而写作仅仅是“为答谢这份礼物而做的回报”。
二○○九年，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授予詹姆斯·李·伯克大师头衔。伯克目前住在蒙大拿的米苏拉和路易斯安那的新伊比利亚，他和来自中国的妻子结婚五十七年，育有四个子女。
我驾车穿过圣马丁维尔，回到新伊伯利亚。太阳已经爬上了河边的树顶，朦胧的晨光中，湿漉漉的树林里依然弥漫着团团薄雾。现在刚到三月，和往常一样，经过了二月漫长阴暗的雨季，春的气息已经涌入南路易斯安那。新伊伯利亚的东大街上，所有的院子里都开满了杜鹃、玫瑰和娇艳的芙蓉，格架和凉亭上爬满了牵牛花和一簇簇紫藤萝。我驾着车轰隆隆地驶过吊桥，开上了小镇南边沿河的土路，我在那儿的钓鱼码头经营一个鱼饵店，那里还有我父亲在大萧条时期用柏树和橡树造的一幢老房子，现在我和一个六岁的萨尔瓦多小难民一起住在这幢房子里，她的名字叫阿拉菲尔。
房子的木头没有刷漆，颜色暗沉，坚硬如铁。屋顶的横梁凿出凹槽，挂上了钩子。前院里的山核桃树高大茂盛，树叶上的雨水滴下来，敲打着走廊的铁棚顶叮咚作响。院子总是被层层叠叠的暗绿色枝叶覆盖。替我照顾阿拉菲尔的老妇人正在侧院里，忙着扯下兔子笼上的挡雨布。她叫克拉瑞斯，是个混血儿，古铜色的皮肤，蓝绿色的眼睛，南路易斯安那很多法国血统的黑人都有这样的特征。她经常吸鼻烟和手卷烟，皮肤上布满皱纹，四肢像树枝一样干瘦。虽然在家里总把我使唤得团团转，但是她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勤快。从我儿时起，她就对我们家忠心耿耿。
现在，阳光洒满了我的码头，另一个为我工作的黑人——巴提斯特——正在帮两个白人往船上搬冰柜。他光着上身，冰柜压得他肩膀和宽阔的后背上的肌肉高高隆起。他能徒手拍灭烧烤火堆的余烬。我还见过他拽住一条六英尺长鳄鱼的尾巴，把它猛地拖出水面，甩到岸上。
我绕过院子里的水坑，来到走廊里。
“你打算怎么处置这只浣熊？”克拉瑞斯问我。
我的浣熊只有三条腿，大家叫它“三脚架”。它平时拴着链子，链子一端绑在一条金属晾衣绳上，这样它就可以在侧院里跳上跳下。现在，克拉瑞斯拎着链子把它提到空中，它拼命扭动挣扎，像被吊在绞刑架上一样。
“克拉瑞斯，住手。”
“我真想砍了它，你看它都干了些啥。”她说，“你过来瞅瞅我的洗衣篮，来瞅瞅你的衣服，昨天还是蓝色的，现在变成棕色的了！你自己过来闻闻这味儿。”
“我马上就把它带到码头去。”
“告诉巴提斯特，别再把它带回来了。”她把勒得半死的三脚架丢在地上，“它要是再敢到我房间来，你就等着吃浣熊肉配红薯吧。”
我把三脚架的链子从晾衣绳上解开，牵着它走到码头上的鱼饵店和小餐馆。我一度对白人至上的思想在南方的影响力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我家，发号施令和实际操纵的明明都是有色人种。
巴提斯特和我一起把前一晚暴雨留下的积水从船舱里舀出去，给自动售货机装满香烟和糖果，用网把鱼饵舱里死掉的小鱼捞出来，接着给冰柜排水，再把新鲜的冰块放在苏打水和啤酒上面，然后生火为中午回来的渔民准备午饭。最后，我张开大太阳伞，插在桌子中间的孔里，所谓的桌子是一些巨大的木制电缆线轴，所以中间有个圆孔。做完这些，我就转身回家了。
雨过天晴，景色非常漂亮。天空湛蓝，田野里的草被雨滋润得碧绿如新，走廊里凉风习习，后院里浓荫密布。我的红木花箱上滴着水珠，里面是茂盛的牵牛花和火焰草。阿拉菲尔穿着睡裤趴在厨房桌子上，在往我前天给她买的米老鼠画册上涂色。她的黑发剪成平平的齐刘海儿，棕色的大眼睛明亮动人，圆圆的脸蛋仿若烤派的盘子，皮肤晒成漂亮的小麦色。如果硬要给她的长相找出缺点的话，那就是她的门牙缝有点儿宽，这让她在笑的时候嘴更大了。很难相信，一年前在墨西哥湾，当我把她从失事飞机里拉出来的时候，她还像鸟一样轻，嘴巴喘息着，看起来就像我妻子裙兜里垂死挣扎的鱼。
我用手轻轻梳理她柔软的黑发。
“过得怎么样，小家伙？”我说。
“你去哪儿了，戴夫？”
“我被暴风雨耽搁了，只能待在巴吞鲁日。”
“哦。”
她继续涂颜色。然后停下来，冲我咧开嘴笑了，满脸开心。
“三脚架在克拉瑞斯的篮子里拉了。”她说。
“我听说了。听着，不要说‘拉’，要说‘它排泄了’。”
“不能说拉？”
“是的，要说它排泄了。”
她跟着我重复这个词，我们俩的头一起一点一点的。
她在新伊伯利亚的教会学校读一年级。不过，她从克拉瑞斯和巴提斯特夫妇那儿学来的英语，比跟我和修女学到的标准英语还多。你每天都能从他们三个嘴里听到这几句话：“什么钟点啦？”“你干啥在我的窗户底下烧叶子，啊？”“我上次开你的卡车，有人往轮子下面扔钉子，胎给爆了。”
我拥抱了阿拉菲尔，吻了一下她的额头，然后回卧室洗澡。窗外吹来的风夹杂着潮湿泥土和树木的气味，以及花丛中紫茉莉的淡淡幽香。这春天的早晨本应让我精力充沛，我却感到无精打采，筋疲力尽，不仅是因为前一夜的噩梦和失眠。这种感觉不知何时就会猛然向我袭来，让我觉得心脏里的血都凝固了。突然间，我脑中就会浮现那些画面，耳中尽是可怕的声音，让我无力抵抗。
这种现象随时会发生。现在，就在卧室里，这种感觉又出现了。我已经换了好几面墙板，把弹孔一个个修补好——先用细木屑填满，再用砂纸磨光。原本碎裂的床头板上血迹斑斑，像画笔甩上去的褐色斑点。现在，这些床板都被撂在房子一角老仓库的角落里。但是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黑夜中子弹迸射，火花四溅，听见可怕的枪声如同雷电般炸响，听见她蜷缩在被单下，试图保护自己时发出的尖叫。我从暴雨中疯狂地朝屋子冲去，绝望的吼叫声淹没在滚滚雷鸣中。
每当这种黑暗的梦魇在白天袭来，总是让我无法挣脱。于是，我穿上运动裤和球鞋去后院练举重。我用一根九十磅的杠铃练习提举、曲臂举、坐举，十个一组，一共做六组。然后沿着河边的土路跑上四英里。阳光像烟雾一般穿过茂密的橡树和柏树叶，在我头顶旋转。鱼儿在树叶间捕捉昆虫，在两片树荫相交的地方，我有时能看到大嘴黑鲈在水下翻滚。
我跑到吊桥再折返回去，转身时向看桥的人挥挥手，回家时精神振奋。我的气色很好，血液在胸膛里奔流，腹部平坦而结实。但是，我不知道，对于死亡和痛苦的记忆，还能抵挡多久。
我是个赌马的赌徒，总是试图凭直觉掌控未来，但除了死死地盯着赔率表，我无能为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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