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作消失时_[美]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著_9787208140622

　　本书作者利用大量的调查数据和个人访问记录，审视了美国大城市内城区在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衰落，而失业问题正是衰落的核心所在，全球化使得蓝领的工作机会消失殆尽，除此之外，单亲家庭、毒品与暴力犯罪也困扰着内城区。作者认为失业危机将影响到所有美国人，他也坚信自己的解决方案能让整个美国社会受益。

　　在20世纪，许多市中心聚居区首次出现了绝大多数成年人无所事事的状况。工作的消失，不仅对个人、家庭和居民点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城市的社会生活。内城区的失业虽然问题严重，但当我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贫困及其后果上时，这个问题又经常遭到忽视或者遮蔽。尽管自1970年以来贫困的集中程度不断增强，内城区总是以高贫困率而著称，但在有些居民点，目前的失业水平实属前所未有。

　　居民点高失业率所带来的后果，远比居民点高贫困率带来的后果，更具破坏性。一个虽然贫穷但都有工作的居民点，截然不同于一个既贫穷又没有工作的居民点。根本而言，如今市中心聚居区的诸多问题——犯罪、家庭破裂、福利、社会组织水平低下等等——都是工作消失的一种后果。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工作的消失？围绕着这个问题所展开的公共争论，并不是特别地富有成效，因为这种争论总在寻求谴责的对象，而不是去认识和应对使许多美国人陷入经济困境的复杂多变的现实。而且，针对这类问题的解释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经常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

　　这样一来，那些赞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往往强调包括种族在内的社会结构因素。所谓社会结构，我是指社会位置（或者地位）的定序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它们都基于社会中相互依存的制度（经济、政治、家庭，教育）安排。种族，既反映了个体的社会位置（在根据肤色界定的社会地位的意义上）又反映了社会关系网络，所以是一个社会结构变量。许多有关社会不平等的自由主义解释，只提到种族，排除掉其他的结构变量。

　　那些赞成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在解释群体的不同体验、行为和结果的时候，往往强调价值观念、态度、习惯和风格的重要性。根据这种观点，群体差异都反映在文化之中。按照一个人所属的文化来行动，就是遵循一个人的性情倾向来行动，这种性情倾向是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的或者认同的共同体中向其他成员学习或者受其影响而形成的。

　　本书就是试图证明，在理解内城区穷人的失业和其他经历时，社会结构因素是重要的，但也有很多此类因素并不能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尽管种族在内城区黑人的社会状况中显然属于一个重要变量，但对于种族的含义和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文化因素确实在起到作用，但对于内城区失业和贫困的任何充分的解释，都应当考虑到其他的变量。社会心理的因素——在目前的争论中，这类因素一般都无人提及——必须与社会结构变量和文化变量整合起来。我们需要一种包含了所有主要变量的广阔视野，而且尤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揭示出它们在决定内城区居民的经历和生活机会上的相对重要性和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正是这种视野，指导着我在以下各章的解释和对相关研究的整合。

　　为让公众和社会政策争论了解到更多事实，我将注意力集中在相关的问题上。作为社会科学家所呼吁的，大多与我们研究的终极面目密切相关。欲图阐明事实以影响公共政策的社会研究者，往往将焦点聚集在一个共同体的问题而不是优点之上。他们的目的就是激发思考，这样，决策者、相关市民、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就能有一个基础来理解此类问题和体会到解决它们的必要性。考虑到有关遗传天赋的重要性的讨论一再出现，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就必须站出来，为了公共政策的目的，强调社会环境在塑造内城聚居区居民的生活经历上的强大而复杂的作用。

　　自《钟型曲线》在1994年末出版以来，一种遗传学的观点一再出现在有关内城区居民的苦难的公共讨论之中。由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Herrnstein）和查尔斯?穆雷（CharlesMurray）所著的这本受到争议的书，认为无论社会、经济或族群背景如何，低智商是我们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源由。赫恩斯坦和穆雷试图证明，可以根据智力测验来测量的“认知能力”，不仅能够有力地预测收入，而且还能预测大量的其他结果，从为人父母的能力一直到犯罪行为。《钟型曲线》质疑环境对于群体的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怀疑干预计划能否补偿遗传天赋的缺陷。

　　譬如，赫恩斯坦和穆雷认为，对于“底层阶级”儿童的早期干预计划希望不大。何以如此呢？因为在学前计划中所得到的标准测试分数上的明显提高，在儿童离开这个计划以后就迅速减退。他们指出，在若干年内，参加过“领先计划”（HeadStartprogram）的儿童的测试分数，与没有参加过的儿童的分数相比，并无显著差异。“在学校一年级经常可以获得的认知增益，到三年级往往就已减退”，他们写道：“到六年级，在总体统计上就已消失殆尽”。这就是所谓的“渐趋衰退”（fade-out）：“参加计划的儿童与可以比较的没有参加的儿童在测试分数上的渐趋一致”。两位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诸如“领先计划”之类的外在干预计划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因为它们并未解决认知能力低下所带来的问题。

　　任何熟悉内城聚居区严酷环境的人，不应对有关“领先计划”的效果渐趋衰退的研究结论感到吃惊。倘若从“领先计划”中所获得的进步在这种环境中还能得到保持，那才令人奇怪呢。内城聚居区的儿童必须与条件恶劣的公立学校斗争，这类学校课程乏味，教室拥挤，设施不足，只有极少数教师对他们的学生怀有信心，期望他们能够学点东西。内城聚居区的儿童所由成长的居民点，情况同样恶劣，失业率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而这又引发了一系列其他问题，它们都不利于健康的儿童发展或智力开发。除此之外，还有破裂的家庭，反社会的行为，局限于聚居区环境之内的社会网络，对于居民点中儿童和成人的行为和活动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的缺乏。

　　如果像“领先计划”之类的丰富和强化项目，能够延展和贯穿到小学、初中乃至高中，那么最初的进步很有可能得到保持。而在没有这种计划的情况下，把这些儿童的学业失败或他们毕业以后就业上的不成功归结于他们的“认知能力”，就缺乏根据，在理论上也是不负责任。此外，绝大多数遗传学家都同意，就目前而言，在遗传影响和环境影响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

　　事实上，赫恩斯坦和穆雷作为先天认知能力的一个指标而使用的测验，即武装部队资格测验（ArmedForcesQualificationsTest,AFQT），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成就测验，而非遗传天赋的测验。其中反映了贫困和种族经历的累积性影响。近期的研究表明，学校教育和工作经历的额外年数，导致了AFQT分数的显著改变。赫恩斯坦和穆雷声称，他们使用家庭背景指标（双亲的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家庭收入）——这个指标在青年参加AFQT测验时（在15到23岁）加以测量——控制了环境经历的影响。然而，正如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Heckman）指出的，这种测量并未捕捉到15到23年的累积性环境影响，包括生活在特定居民点的长期效应、文化背景、学校教育的质量、父母的抚育、他们能够花费在或者传递给他们孩子的资源等等。

　　如果说聚居区环境的重要性在诸如《钟型曲线》之类的研究中被低估了，那么，那些自称在“捍卫”内城区居民，并力图校正对于他们行为和经历的歪曲性描述的学者，也对此轻描淡写。这种倾向的早期提倡者是一群美国黑人学者，他们在1970年代对《黑人家庭：国家行动的理由》一书中对聚居区黑人的坦率描绘感到怒不可遏，群起而攻之。该书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PatrickMoynihan）在1965年撰写的关于黑人家庭的富有争议的报告。

　　莫伊尼汉报告中对于聚居区居民点中存在的社会病态的强调，受到这群学者的猛烈批判，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描绘可能让人难堪，也是因为这种强调同他们的主张相冲突：在他们看来，黑人正在形成一种共同体权力基础，而这可能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一股主要力量。他们认为，这一权力基础反映了黑人共同体的力量和活力。这群美国黑人学者强调黑人体验中的积极方面。事实上，聚居区行为的某些方面，在1960年代晚期有关内城区研究中被描绘为是病态的，到了这种新解释中，就被视为是功能性的了，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内城区的黑人，尤其是黑人家庭，是富有活力的，能够在一种种族主义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甚至还走向繁荣。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把关注的焦点从种族孤立和经济上的阶级屈从，转向了内城区黑人的成就。总之，就如在《钟型曲线》中一样，尽管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内城区环境的毁灭性效应，就这样要么被忽视了，要么被轻描淡写了，要么就被否定了。

　　近期最为突出的“饱含同情心的”对于内城区居民的描绘——这种描绘也把焦点从聚居区环境上转移开来——是由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Duneier）呈现的。在一本名为《斯利姆的餐桌》（Slim’sTable）的书中，邓奈尔报告了自己对一小群工人阶级男人的深度访谈，这些人来自芝加哥市南区一个内城区居民点，其中有一个男子名叫“斯利姆”。这些男人经常光顾邻近富裕的海德公园居民点的一家自助餐馆，访谈也是在这家餐馆进行的。邓奈尔争辩说，社会学家和新闻记者们忽略了像斯利姆这样的人，他们继续生活在聚居区。为反对我在《真正的穷人》中提出的观点，邓奈尔指出，即便是在最为混乱的居民点，依然可以发现勤奋工作和关心家庭的人，他们信奉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

　　《真正的穷人》中的观点与此并无矛盾。我只是指出，无论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黑人——他们在历史上都曾强化过内城区的工作、家庭和教育的传统模式——都纷纷离开许多聚居区居民点，而且数量庞大。我还认为，这种家庭的不足和稀缺，不仅是因为高收入家庭的外迁，也是由于就业机会的减少，而就业机会的减少又与目前经济影响到所有族群的美国人的经济重组密切相关。换言之，在许多内城区居民点，稳定和就业的家庭的数量已经急剧减少了，但并未完全消失。

　　本书将会讨论和记述内城聚居区环境的毁灭性影响。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居民自己已经平淡无奇地目睹了这一过程，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比正在研究这些居民点的社会科学家们，以更为清晰和生动的方式谈论他们所面对的局势。

　　就像那位经常在海德自助餐馆吃饭、被邓奈尔视为聚居区黑人代表的年长男子一样，在他们的实际家庭和居民点接受我们的研究者访谈的人们，说起话来也是充满了尊严，在他们的谈论中也体现了工作、家庭和教育的价值观念。但他们也关注一些在《斯利姆的餐桌》善良仁慈的描绘中未曾强调的问题——种族隔离、阶级屈从和社会孤立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使他们的生存努力变得异常艰难，而且也摧毁了他们众多的亲属、朋友和邻居。

　　在强调环境在塑造内城区居民生活上的强大作用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或否认令人难堪的行为的存在，尽管这类行为的出现是由于发展机会遭到阻塞。事实上，正如本书第三章将要说明的，此类行为代表着对于外在强制和机会有限的文化反应，是长期演化的结果，但它们也经常阻碍内城区居民的社会流动。一些自由主义者否认内城区中这种文化上具有破坏作用的行为和态度的存在，这种倾向实际上再次贬低了环境在决定个体的发展和生活机会上的重要性。环境既体现了结构和文化上的限制，也体现了机会。为了充分理解和解释人类群体在社会发展上的不同，我们必须考虑所受到的不同文化影响。

　　说明所受到的不同结构影响，也是必要的。比如，理解和传达许多聚居区居民仅仅为了跟上有关工作、家庭和法律的主流期望而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就很重要。在中产阶级社会中，这种期望是理所当然的。生活于富裕地区的美国人，拥有能够提额外福利的工作岗位，他们习惯于覆盖了带薪病假和医疗费用的健康保险。他们不必生活于这种居民点，在那里，正常的抚养孩子的尝试，总是不断地受到干预健康儿童发展的社会力量的暗中破坏。而且，他们家庭的生存前景，也不必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非正式的经济活动（也就是所得收入不申报从而不纳税的经济活动）。

　　就如把内城区居民视为能够克服种族主义压迫的超级英雄是站不住脚的一样，把他们视为无助的牺牲品也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应当充分感受和理解内城区居民所面临的选择范围，包括在特定文化影响下的选择，他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限制，是一般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所不曾经历的。

　　在我看来，工作的消失以及工作消失对于社会和文化生活所造成的后果，是内城聚居区的核心问题。认识到聚居区依然还有人在工作，以及几乎所有的聚居区居民，无论就业与否，都支持工作伦理规范（参见第六章），不应使我们忽视如下事实，即在许多内城区居民点，大多数成人在任何给定的时点都处于失业状态。

　　本书还强调，工作的消失和相关问题的剧增，已经激化了城市地区原本就非常紧张的种族处境。我们国家对于中心城市的种族冲突和城市与郊区之间日益扩大的种族分裂的反应，让人非常失望。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采用一种不是减缓而是增强都市种族紧张的修辞。自1992年洛杉矶骚乱以来，媒体着重关注的是分裂种族群体的因素，而非团结种族群体的因素。对于种族分裂的强调，在1995年随着辛普森（O.J.Simpson）谋杀案审判中陪审团的裁定，而达到顶峰。在裁定宣布之前的民意测验表明，压倒多数的白人认为辛普森先生有罪，而相当多数的黑人感到他是无辜的。显示公众对裁定的反应的媒体新闻报道，渲染夸张了种族分裂——黑人显得兴高采烈，欢呼雀跃，而白人则显得震惊，愤怒，郁闷沮丧。黑人相信辛普森陷入了一个种族主义警察的阴谋，而白人则坚信他犯有谋杀两人的罪行并且还逍遥法外。如媒体所描绘的，种族分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些事态的发展，对于种族关系的未来和被认为是使黑人受益的计划的影响，还需拭目以待。正如一位观察家在辛普森案裁定的当天晚上所说：“当O.J.逃脱惩罚，白人将会以我们白人的方式发动暴乱：离开城市，到爱达华州去，到俄勒冈州去，或者到亚利桑那州去，投票给金里奇（Gingrich）……通过终止日托计划和削减他们的医疗补助来惩罚黑人”。

　　在这个国家，种族分裂的程度不容低估。对辛普森审判案及其裁定结果的不同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黑人与白人迥然不同的种族经验：前者承受着种族不公，而后者基本上不会受到偏见和仇恨效应的侵扰。然而，对种族差异的强调，掩盖了一个事实：非裔美国人、白人及其他族群拥有共同的关怀，遭遇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也具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希望。

　　如果说内城区黑人经受着失业的巨大痛苦，那不过是自1980年代以来影响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边缘化的极端表现形式罢了。正如我在第七章和第八章将要讨论的那样，通过解决经济边缘化给这个国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由于全球经济变迁所带来的问题，可以极大地推动内城区失业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如果在资源的使用上包含了对亟需帮助群体的适度倾斜。以共同的方案来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这种讨论在不同族群间可以提升一种一体感，尽管这些问题影响特定群体的严重程度各有不同。这种思想能使不同种族的人走到一起，而不是各自分开，而这在种族关系紧张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相比于渲染种族分裂的修辞，促进不同种族间统一的讯息则在媒体中鲜有提及，普遍遭到忽视。

　　关键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种族对抗或者种族紧张的外显，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局势的产物。在1992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我基于这种观点提出，在经济困难时期，政治领袖沿着建设性或是破坏性的方向来排遣一般市民的挫折何以至关紧要。在文章中，我讨论了比尔?克林顿总统1992年的政治竞选运动，他不仅明确认识到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种族紧张以及政治领袖应当团结而不是分裂不同种族的必要性，而且他确实形成了一套反映这些问题的公共修辞。这套竞选修辞警示美国人不要陷入种族之间相互争斗的混乱，敦促公民把他们实际收入的下降、职业不稳定性的增加和消极情绪的蔓延同这些问题复杂而又真正的根源联系起来。我指出，在一个种族紧张升级的时期运用这种积极的公共修辞，使克林顿在预选阶段能把充满敌意的种族群体凝聚成一个有效的政治联盟，即使是在路易斯安娜也不例外，要知道那里的多数白人投票者在1991年州长选举中还支持前任州长、三K党徒戴维?杜克（DavidDuke）。而令人遗憾的是，媒体由于津津乐道于对克林顿私人生活的指控，而没能记录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

　　由于聚居区的失业问题如此严重，也由于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使我们的许多中心城市日益失去其居住和工作的吸引力，一种种族统一的愿景——既认识到独特的种族问题，但又谋求以共同的方案解决共同的问题——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显得重要。这一愿景应该得到这个国家所有领袖人物尤其是政治领袖的培育、分享和推进。

　　在我心中存有一个愿景，我们应当增强种族和群体之间和谐与统一的价值观念，而拒绝那种老生常谈，即种族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白人、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和其他族群不可能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一起奋斗。这种愿景承认如下事实，即如果一种政治讯息是针对白人听众的需要而发，则少数民族的听众就会避之惟恐不及，就像当一个政治讯息是针对少数民族听众的需要而发，白人将会避开一样。这一愿景的基础，是强调关系到所有族群背景的家庭的问题和难题，这样，族群中的个体就会逐步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加入到一个多民族的联盟来推动美国迈向进步；这一愿景倡导如下观点：美国人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困扰，它们超越了种族和阶级的界线——比如失业和工作安全、实际工资的下降、医疗和住房成本的上升、高效的儿童照管计划的稀缺、公立教育质量的急剧下降以及在所有居民点由于犯罪和毒品贩卖而造成的损害。这一愿景敦促美国人看到，用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可以让所有人受益，而不仅仅是真正的弱势群体；让他们认识到郊区和中心城市之间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种族分裂，当务之急是强调城区-郊区的合作而不是分离；最后，敦促他们赞同这种观点，即所有群体，包括那些处于聚居区失业的痛苦之中的人们，应当能够成为社会中合格的一员，因为经济和社会边缘化问题根源于社会中的不公而非群体的缺陷。我相信，在一种倡导不同种族间团结和统一的公共修辞的支持下，这一愿景对于解决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至关紧要。

　　本书的绝大部分章节，倚重于在芝加哥大学城市不平等研究中心进行的三项研究项目中所收集的数据。在附录B中将详细介绍这些研究，但在此我愿意指出，在这些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UPFLS）。在这项进行于1987和1988年的研究，包括了一项对2500名生活于芝加哥贫困内城区居民点中贫穷和相对富裕的非裔、拉丁美洲裔和白人居民的随即调查。所调查的这些居民点，贫困率至少在20%以上。作为这项庞大项目的一部分，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中包含了从“社会机会调查”（SocialOpportunitySurvey）中所获得的数据。社会机会调查是针对一个由175名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的参与者构成的子样本，以开放式的问题调查了他们对于机会结构和生活机遇的感知。这项计划还包括了1988年对179名雇主的调查。在这个调查中，绝大部分信息都来自所抽到的每个公司的最高管理层，而公司的抽选也反映了芝加哥都市区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公司中的就业分布。另外，这项研究还包括了综合性的民族志研究，其中又分参与观察和生活史访谈，它们是由10名研究助理在1986至1988年间在具有代表性的内城区居民点进行的。

　　其余两个研究项目中的第一项，包括了1993年对一个由500名调查对象构成的代表性样本的调查，他们都来自于芝加哥市南区的两个高失业率居民点；还包括6场焦点小组讨论，参与者都是这些居民点的居民和前居民。第三项研究是1989-1990年对一个代表性样本的调查，样本由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居民点和高贫困率居民点中的黑人母亲及其不多于两个的青少年孩子（11到16岁）构成。来自高贫困率居民点家庭的调查对象包括383位母亲和614位青年。而来自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居民点家庭的则包括163位母亲和273位青年。我把来自这三项研究的数据，与普查类的信息和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发现，整合起来以更为清楚地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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