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_杰弗里·M.霍奇逊_9787300220192

　　《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关涉到经济学作为一门可行的学科的未来。它不仅考察了演化经济学，而且考察了经济理论在20世纪的发展。

　　《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反思了主流经济学变得狭隘和越来越与现实无关的缘起及后果，提出主流经济学不足以应对新千年的复杂思想。

　　杰弗里M.霍奇逊分析了一些重新将理论经济学导向现实世界问题的尝试。他提出要脱离数学形式主义，对不同的经济学进路给予更大的宽容，以及向其他学科尤其是生物学学习的可能性。他主张，对于各式各样的共同面向现实世界的经济理论——包括制度的和演化的经济学——持宽容态度，对于未来的理论进步而言是好的总体战略。

　　本书研究的是前景美好的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未来。书中收录了诸多围绕这一主题写作的论文，所有文章都是在1991-1995年间完成的。收录于本书的这些文章都作了修改和校订，有的文章改动还很大。这本书在作者早些时候的选集《马克思和斯拉法之后》（1991年）后面出版，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选集的第二部。收在这里的文章重新进行了修订，以使它们形成一个相对一致的叙述，表现出一个共同的主题。这本选集保留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风格，没有收录那一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文章，这样就可能使这本选集有一定的一致性和整体性。

　　我自己的观点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这里重印的文章有一些改动，也有更详细的表述和修改。这些变动太多了，这里不一一指出，但一般都是细节上的变动而不是全盘改动。

　　这些文章显著的主题是现在常常被称为“演化经济学”的演化问题。经济学中一个正在成长的创新思维团体现在聚集到了“演化”这一名称的周围。一方面是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的“老”制度主义的演化理论，另一方面是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的现代演化经济学，它们也联系在一起了。

　　这本书的标题和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长期以来的信念：虽然思想非常重要，但单凭思想还不足以改变世界。本书中的一些历史研究和个案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如果社会科学家是与社会相啮合的，那么就像他们会制造学术思想一样，就肯定会存在对（学习中的和发展中的）制度的操纵。

　　本书并未包含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所有研究领域。1993年我已经出版了另一本文集《经济学和演化》。此外，我也发表过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存在和分析的著述，引发了对后资本主义未来的可能面貌的研究（Hodgson，1996a，1998e）。还有一些文献是对制度主义理论的建设性发展（Hodgson，1997d.1998b）。

　　《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9.1.4 交易成本和缺乏信息

　　总的来说，达尔曼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交易成本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思路。他指出，对应于交换过程的三个不同的、连续的阶段，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成本，即“搜寻和信息的成本，议价和决策的成本，监督和执行的成本。”然而，“对不同交易成本的功能分类没有必要分得如此详细；从根本上来看，三者都可归而为一——因为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代表着由于缺乏信息而导致的资源损失”（Dahlman，1979，p.148）。

　　就理论的澄清而言，达尔曼的观点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把所有成本完全归于信息问题意味着还没有把问题完全弄清楚。实际上这种思路可能会很好地与新古典框架结合在一起。按照乔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1961）的经典论文首创的观点，搜寻和信息的成本在一定概率范围内与其他成本是相容的，而且可以与其他成本类似地来处理。在这一方法中，信息被当作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的东西，并遵守边际主义法则，即当搜寻和获得信息的边际成本等于预期的边际收益时，对信息的消费量是最优的。

　　然而，有一些研究成果反对信息成本的理性计算思想。如阿罗（Arrow，1962）和其他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缺少一条相关信息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得知企业的预期边际收益呢？事实是缺乏信息只不过意味着这种情况下的期望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显然，这是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

　　此外，这样来处理信息并不能弄清楚为什么市场契约会因为信息的原因而被企业组织所取代。毕竟，如果信息只是像其他商品一样的东西的话，就找不到显然是特殊的理由来说明企业是作为一个与信息有关的交易成本的最小化者而行动的。表面上看来，似乎有可能通过恰当的合同过程和交易过程来处理这种信息问题。

　　我们来看看一个由相互交换半成品的个体缔约者组成的生产组织的模型，这些个体缔约者沿着斯蒂格勒提出的方式独自进行边际调整，以处理信息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表现出来的是，可以通过把代理人组织到一个制度保护伞下从而在某种形式上节约信息成本。但仍然不清楚的是，为什么这种制度必须是企业，而不是共享相关信息的生产者一交易者的联合。

　　更为明显的是，“搜寻和信息的成本”可以通过由生产者一交易者的联合与市场研究机构订立合同而得到实质性的降低；“议价和决策的成本”可以通过求助顾问组而得到降低；“监督和执行的成本”则可以通过共享相关行为人的信用、绩效和可靠性等级等方面的信息而得到降低。如果存在信息规模经济的话，那为什么不会产生独立生产者的联合这种形式来使信息成本最小化，而要各自去承担这些成本而置企业的需要于不顾呢？

　　虽然不是很清楚这种独立生产者的联合在降低这类成本方面是否比企业更有效，但它显然比单纯的生产者一交易者的联合更为有效。因此，交易成本论点中有关“信息成本”的看法，仍没有为企业为什么存在，以及为什么现实中鲜有类似于独立生产者的联合这样的替代性安排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

　　上述类型的论证不只是未能有效地为企业提供合理的解释，对待信息的方式本身也是难以令人满意的。这种论点对到达大脑的杂乱神经刺激形成的直观资料，和涉及强迫接受概念体系的信息及知识，也没有加以区分。它没有重视对已知信息的评估和计算过程，而如果计算方法和认识体系不同的话，这些信息将导出不同的结论。众所周知，例如企业的平衡表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甚至有不同的“盈亏底线”，这取决于会计上的解释和处理方法。正如詹姆斯·汤姆林森（JamesTomlinson，1986，p.239）指出的那样，这些例子提出的“以‘实证主义’方式来处理信息（也就是视其为一系列事实）的问题，与必须涉及概念框架的问题没什么差别”。

　　交易成本论点中对“信息成本”的看法，没有为企业为什么存在，以及为什么现实中相对缺乏替代性安排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正如，布莱思·劳斯比（Loasby，1976）曾经指出的那样，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不需要非市场组织形式的理论。即使是含有程式化的、有限的信息问题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概率观点，也没有说明这样的企业为什么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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