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非正典化》在“公共行政的非正典化”的论题下，围绕“政治—行政二分”、民主行政、官僚制、身份危机、行政伦理等经典主题，考察了作为管理行政的公共行政及其公共行政学在20世纪的演变过程，描述了公共行政不断朝向“另一种可能”的发展逻辑。在全球化与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公共行政的非正典化》视服务行政为公共行政非正典化的终点，认为服务行政为公共行政寻找“另一种可能”的努力做出了回答，并对服务行政的建构原则做出了初步的论证。
张乾友，重庆市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研究人员。出版合著《公共生活的发生》、《共同体的进化》与《公共行政的概念》3部，发表论文60余篇。
序
前言
第一章 公共行政的现代正典
第一节 历史视野中的行政与公共行政
一 统治行政与管理行政
二 管理行政是一种公共行政
三 迈向服务行政的行政发展逻辑
第二节 公共行政的产生与典型化
一 公共行政的产生过程
二 公共行政的理论自觉
三 公共行政正典的确立
第三节 公共行政现代正典诸要素
一 官僚制的组织基础与制度架构
二 实践的效率追求与研究的科学取向
三 “政治-行政二分”的理论叙事原则
第二章 对“政治-行政二分”的实践背离
第一节 行政对政治的入侵
一 计划体制的发展与集中
二 行政部门领导地位的确立
三 行政裁量的兴起与合法化
四 市政经理制的嬗变
第二节 文官制度的变迁
一 “哈奇法案”与“去政治化”的完成
二 政策职位与“返政治化”的开始
三 职业文官的“为承认而斗争”
第三节 文官制度“返政治化”发展的制度确认
一 政治议程之外的文官制度演变
二 公共行政的信任危机
三 改革的发生及其政治含义
第三章 “民主行政”的提出与发展
第一节 民主行政的孕育过程
一 反思浪潮的兴起
二 “政策与行政”新解
三 “民主行政”的提出与实践
第二节 参与热潮中的民主行政尝试
一 走向参与的三部曲
二 从参与到分权
三 邻里政府与民主行政
第三节 市场神话中的民主行政运动
一 市场神话的诞生
二 从市场化到企业家政府
三 民主行政对市场神话的回击
第四章 对管理行政的价值诘问
第一节 民主原则对官僚制的渗透
一 官僚制话语的移入
二 官僚制理论的变调
三 官僚制与民主
四“代表性官僚制”的提出
第二节 关于公共行政的伦理思考
一 行政官员民主责任的确认
二 实现民主责任的两种途径
三 伦理守则与行政伦理
四 公共利益与民主责任
五 行政官员的伦理定位
第三节 官僚制组织的价值冲突
一 从使命到生存
二 工具理性的征服与反抗
三 重申代表性官僚制
第五章 身份危机中的价值诉求
第一节 公共行政学身份危机的发生
一 传统科学观受到挑战
二 行政科学卷土重来
三 “事实一价值二分”的出场
四 公共行政两大理论阵营的形成
第二节 探寻公共行政学的价值身份
一 寻找“普通话”的插曲
二 公平原则的提出与运用
三 通过社会公平重建学科认同
第三节 市场神话中的身份重建
一 身份危机2.0
二 重建公共行政的宪法身份
三 寻找公共行政的精神认同
第六章 对管理行政的理论反叛
第一节 求证伦理行政的可能性
一 “水门事件”的伦理遗产
二 确认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
三 实现行政官员的责任
四 为行政伦理正名
第二节 重塑公共行政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一 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另一种主张
二 理论与实践的再整合
三 实证／行为主义批判
四 工具／技术理性检讨
五 重新建构公共行政
第三节 公共行政的后现代追思
一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方言
二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民主
三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正义
四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性别
第七章 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服务行政谋划
第一节 工业社会的治理遗产
一 从“第三部门”到“新市民社会”
二 民主的没落与公共性的扩散
三 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
第二节 管理行政的谢幕
一 管理行政的理论重述
二 管理行政在工业社会中的演变
三 管理行政在全球化与后工业化中的失灵
四 风险社会中的治理选择
第三节 服务行政的提出
一 服务行政的西方文本
二 服务行政的中国话语
三 服务行政的研究规划
第四节 服务行政的实践建构
一 确立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
二 以解构官僚制为起点
三 以社会治理的伦理化为方向
参考文献
一 中文
二 英文
并将其描述为一种开明的经验主义。不幸的是，瓦姆斯利自己对这一‘替代方案’的讨论成为了公共行政研究中进一步的异常的例证。对他的许多观点的简短回顾将指出这些困难——特别是由于它们影响了弗雷德里克森对事实和价值的关注。我们将会看到，所谓新社会科学并没有实现事实与价值的和解，反而造成了这些概念糟糕的混淆。”也就是说，所谓“新社会科学”在如何理解事实与价值这一社会科学的传统难题上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因而也不见得有多少新意。
登哈特认为：“在各个方面，不论新公共行政学还是新社会科学都没有表现出对传统途径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大拒绝。举例来说，认为新公共行政学以一种现象学途径为特征，因而拒绝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新社会科学看作对实证主义传统的实质性背离；它最多代表了对实证主义泛滥的一种谨慎的回应。”要拒绝实证主义，首先必须拒绝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在这一点上，登哈特指出，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实际上是实践与理论的问题，由于实践者需要事实，理论家则呼唤价值，所以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就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新公共行政学与新社会科学存在着共同的局限，它们都有意识地与实践保持距离，自然不能解决实践和理论的脱节，也无法替代注重实践——尽管只是一种操作性意义上的实践——的传统，尤其是实证主义研究取向。
尽管如此，新公共行政学与新社会科学的努力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公共行政的研究者仍然有很多可以从这些外在于实证科学框架的理论家那里学习的地方”。在登哈特看来，新公共行政学与新社会科学之所以没能达到连接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目的，是因为它们没有重视现象学的“praxis”观念。“除非我们真的能够迈向praxis，在社会政治发展的方向上接合反思与行动，否则我们就将受困于旧的二元论。尽管它们也容许某种进步，却将持续性地限制我们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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